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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丐心泪──大藏寺祈竹仁宝哲自传-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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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师的创见而并非佛陀亲口所说等等的无知胡说。这种说法基本上便是最直接的谤法,同时也否定了一切大乘经典、否定了成佛之可能,也全盘否定了大乘佛教的真确性。在西藏,持这种论调的人莫论成名,更会被视为不信佛法的外道。对密法,有些学者也持同类的见解,随随便便说它是混合了印度教教义的非纯正佛法。本来,任何人都有权持怀疑的观点,但作为佛教中的权威学者而弘传这种想当然的概念,是绝对违背对法宝的依止的,也证明他们心中并未生起依止的量。

  以上所说的是我这几年来就所见到的现像之一些感想。在世界各地佛教中,当然也有更多好的方面,在此就不细述了。作为一个僧人,我当然希望借镜各地佛教的长处,同时也希望其中不良的现像可以改善,令正法得以保存清净。

  
  第九章──回到起点
  随一九八二年起始的大陆逐步开放改革,荒废了数十年的大藏寺获准重新开放为合法宗教活动场所,并开始计划极小规模的重建。居住在海外各地的西藏僧人,只要并未参与政治,可获准回乡探亲及在大陆各地旅游和朝圣。因此,我的家人、大藏寺与霞渡寺僧众及嘉绒区的人民开始积极要求我回乡探访,他们的信件自八零年代起便每月多封不断地寄来催促。本来在一九八九年我已准备回乡视察,但当时却碰上了好友赤巴仁宝哲突然圆寂,我倾尽了仅有的金钱为他办理后事,于是便没有旅费了。迟至一九九三年,我才启程回乡。

  我在到达成都时,简直认不出这个四十年前曾住过十几天的城市。一路上,乡人对我热情招呼,我的心情既激动又感慨。在到达马尔康县城时,有不少政府官员前来迎接我,陪我一同回乡及上大藏寺。同时,我的俗家亲人大批大批地来访,其中大部份年青的亲友与我是第一次见面,五妹疏南拍姆与我也是第一次碰面(她在我年青时到拉萨后才出生)。与我一起长大的三妹志美度卡十分激动,见到我时只懂流泪,说不出一句话来。重遇四十年前带我徒步走到拉萨的舅舅时,双方也是不知应说甚么。在重遇外公的妹妹时,我则感到重遇至亲一样。当时的气氛,令我觉得自己像是个流浪多年后回家的乞丐一样。

  在到达大藏寺时,有数万群众跪在路边迎接,大部份人都在默默地流泪。我虽然在理智上知道寺院早已被毁,但第一眼亲眼看到它的现况时,我仍然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景像。四十年前寺院的盛况,在我脑海中就犹如昨天一般,但现时眼前见到的却只剩下几道破墙。这种震惊,加上几十年来居住在低地的生活,令我感到呼吸困难,一时之间很难适应。

  在我年青时,大藏寺有几百位僧众,但现时剩下的才四、五个左右。寺僧为我安排了向来朝的数万在家人说法,但因已无殿堂可用,我们只好在寺院大殿的原所在地,露天坐在泥地上讲法。西藏人的宗教信念极强,即使经历了四十年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故乡的在家人仍然没有放弃信仰。在这数万人中,大部份都未见过我。四十年来他们只听说被视为宗教领袖的我身住外地,四十年来他们便默默地天天向三宝祈求我早日回归。我现已记不起当天的说法内容了,我相信这几万人当时也没有听清楚,因为大部份人都激动得泪如雨下,我当时也只不过是因为自己是说法者才强忍不让自己下泪。

  大藏寺当时的方丈是位年老上座。在西藏寺院中,寺务的最高决策者是寺中的法台转世世系,日常的寺务才由方丈负责打点。这位方丈在接任时,寺院基本上也已不是寺院了。三十多年来,为了在意义上坚守寺院制度及方丈的岗位(事实上,在他任内的‘寺院’只是指原寺院所在的荒地,‘方丈’亦并无实际的寺务及僧务可供打点),他受了极多折磨及痛苦。在反宗教迷信闹得最厉害的年代,寺院已变为在家人的粮仓,并没有僧人、佛像、经书及任何宗教活动。他之所以坚持在被批斗下仍不肯放弃这已沦为象征性意义之寺职,只是为了让寺院制度不中断(只要仍有方丈存在,大藏寺在意义上而言便不算是完全湮灭了)。在我回大藏寺前,方丈已病重垂危,被俗家亲人接回家中以便照料。他命人给我带来了一条哈达及口讯,向我说:‘仁宝哲您终于回来了!我马上快要死了,故无法亲自前来见您,但我很高兴在死前终于等到您回来寺院。我在任内尚算未丢了寺院的面子,未来的寺务责任现在我交还予您啦!’。我命寺僧带我上山,与方丈见了一面。在我离开后不久,方丈便圆寂了。后来我听说他的眼珠火化不坏,化为舍利,其肉身亦烧出了不少舍利。

  在这次行程中,我又朝圣了敦煌、青海塔尔寺宗喀巴祖师生地、甘肃拉卜楞寺、萨迦寺及友人蒙古哲布尊丹巴法王的寺院等。这些圣地都是我以前从未去过的。在拉萨,我也朝礼了各大寺院,这些则大多为我年青时常去的圣地。

  拉萨的哲蚌寺,表面上看起来与四十年前变化不大,但甘丹寺则已完全被毁,面目全非。大昭寺及布达拉宫,由于受到重点文物保护,看起来也与当年一样,所以我在朝礼它们时心中仍有与当年一样的感受。在布达拉宫对面的药王山山脚,有一座石窟龙寺,寺内有一面石墙自然浮现出本师释迦牟尼的形相。西藏人一向相信一个预言,其内容说在末法时代之尾声,大昭寺之释迦牟尼十二岁太子等身像(世上最神圣的佛像,造于释迦牟尼在世时,并由衪亲自开光,后传至汉地,又由文成公主带至拉萨)将沉入地底湖中,这是因为世间众生再无福报得见最神圣的佛像之共业所致。但由于佛陀之悲心,衪以神通令药王山石窟之石墙自现佛容。相传这石佛经年累月地、以肉眼看不出的极微慢速渐渐显现出来。在衪完全显现全身时,便是大昭寺佛像消失之日。我在四十年前曾来此寺朝佛,现在重回旧地一看,佛像真已比四十年前所见之显现程度清楚得多了。当年我见到的石墙只有佛面显现,像是石墙上之半立体浮雕一般,现在眼前的佛像之双耳却清楚可见。以这样的前后对比预测,看来佛像全身显现而脱离石墙之末法日子也距今不远了!

  在重返色拉寺时,由于它的变化,我几乎已认不出地方。在我年青时的建筑物,现在只剩一半左右,而且大多呈快要倒塌的景像。此外,又因为寺僧不多,与当年近万位僧人学法的盛况完全没丝毫可比的地方,我心中反而完全并无一丝感慨或激动,反而只有一种类似观光陌生地方的游客心态。在我原属的嘉绒僧堂,则还有两、三个老和尚是我相识的,我当年的师长之同班同学也仍健在,大家的重遇倒是令我高兴的。在这,一位喜欢收集旧照片及图片的和尚给我看他的收藏品,其中一张竟是由一位大藏寺僧人在一九五七年于色拉寺修学时,因为思乡而依记忆所绘出之大藏寺全境图。这份图画绘得极像寺院之全盛时代景像,骤眼看来我还以为它是一张旧照片。这是历史上的大藏寺原貌之唯一纪录,所以僧人答应把画送赠予我留存。

  在这次行程中,我又特意前往帕里探望我的恩人巴桑。巴桑是当年把我由拉萨带至印度国界的恩人。由于曾协助我到印度学法,她在文革期间被打断背骨。此时的她,已是九十多岁的老人了,但身体仍然很好。我们感慨地细说了当年的经历及几十年来大家的遭遇。我为她带去了一些礼物,但我心知不论怎样好的礼物也不足以回报她对我的大恩。

  在一九九三年至二零零零年间,我又曾数次重返故乡,并与当地政府及村民商量重建寺院事宜。在这期间,柏斯的吴明蕾、新加坡的曾美霞、香港的倪厚成及其他众多徒弟和友人不断为寺院重建出钱出力,小徒林聪更曾多次单独前往寺院视察工程。在寺院地区,原属大藏寺辖下分寺的尼玛仁宝哲率领当地居民出资出力协助,政府的一些干部也给予了寺院不少方便。在寺僧当中,丹正桑布和札巴坚赞肩负起重建工程之监工责任。这两位僧人是堪称为为法忘身的行者。在八零年代初,他们与另一位脚有残障的人在求得沙弥戒后,心欲成为具足戒比丘。当时在嘉绒区是无法求得比丘戒的,所以他们三人便骑自行车,沿途席地而睡,经几个月艰苦才到了拉萨求戒,这才终于成为了比丘。这几年来,大藏寺重建便是由这样的年青僧人负责的。此外,丹正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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