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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师的创见而并非佛陀亲口所说等等的无知胡说。这种说法基本上便是最直接的谤法，同时也否定了一切大乘经典、否定了成佛之可能，也全盘否定了大乘佛教的真确性。在西藏，持这种论调的人莫论成名，更会被视为不信佛法的外道。对密法，有些学者也持同类的见解，随随便便说它是混合了印度教教义的非纯正佛法。本来，任何人都有权持怀疑的观点，但作为佛教中的权威学者而弘传这种想当然的概念，是绝对违背对法宝的依止的，也证明他们心中并未生起依止的量。
以上所说的是我这几年来就所见到的现像之一些感想。在世界各地佛教中，当然也有更多好的方面，在此就不细述了。作为一个僧人，我当然希望借镜各地佛教的长处，同时也希望其中不良的现像可以改善，令正法得以保存清净。
第九章──回到起点
随一九八二年起始的大陆逐步开放改革，荒废了数十年的大藏寺获准重新开放为合法宗教活动场所，并开始计划极小规模的重建。居住在海外各地的西藏僧人，只要并未参与政治，可获准回乡探亲及在大陆各地旅游和朝圣。因此，我的家人、大藏寺与霞渡寺僧众及嘉绒区的人民开始积极要求我回乡探访，他们的信件自八零年代起便每月多封不断地寄来催促。本来在一九八九年我已准备回乡视察，但当时却碰上了好友赤巴仁宝哲突然圆寂，我倾尽了仅有的金钱为他办理后事，于是便没有旅费了。迟至一九九三年，我才启程回乡。
我在到达成都时，简直认不出这个四十年前曾住过十几天的城市。一路上，乡人对我热情招呼，我的心情既激动又感慨。在到达马尔康县城时，有不少政府官员前来迎接我，陪我一同回乡及上大藏寺。同时，我的俗家亲人大批大批地来访，其中大部份年青的亲友与我是第一次见面，五妹疏南拍姆与我也是第一次碰面（她在我年青时到拉萨后才出生）。与我一起长大的三妹志美度卡十分激动，见到我时只懂流泪，说不出一句话来。重遇四十年前带我徒步走到拉萨的舅舅时，双方也是不知应说甚么。在重遇外公的妹妹时，我则感到重遇至亲一样。当时的气氛，令我觉得自己像是个流浪多年后回家的乞丐一样。
在到达大藏寺时，有数万群众跪在路边迎接，大部份人都在默默地流泪。我虽然在理智上知道寺院早已被毁，但第一眼亲眼看到它的现况时，我仍然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景像。四十年前寺院的盛况，在我脑海中就犹如昨天一般，但现时眼前见到的却只剩下几道破墙。这种震惊，加上几十年来居住在低地的生活，令我感到呼吸困难，一时之间很难适应。
在我年青时，大藏寺有几百位僧众，但现时剩下的才四、五个左右。寺僧为我安排了向来朝的数万在家人说法，但因已无殿堂可用，我们只好在寺院大殿的原所在地，露天坐在泥地上讲法。西藏人的宗教信念极强，即使经历了四十年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故乡的在家人仍然没有放弃信仰。在这数万人中，大部份都未见过我。四十年来他们只听说被视为宗教领袖的我身住外地，四十年来他们便默默地天天向三宝祈求我早日回归。我现已记不起当天的说法内容了，我相信这几万人当时也没有听清楚，因为大部份人都激动得泪如雨下，我当时也只不过是因为自己是说法者才强忍不让自己下泪。
大藏寺当时的方丈是位年老上座。在西藏寺院中，寺务的最高决策者是寺中的法台转世世系，日常的寺务才由方丈负责打点。这位方丈在接任时，寺院基本上也已不是寺院了。三十多年来，为了在意义上坚守寺院制度及方丈的岗位（事实上，在他任内的‘寺院’只是指原寺院所在的荒地，‘方丈’亦并无实际的寺务及僧务可供打点），他受了极多折磨及痛苦。在反宗教迷信闹得最厉害的年代，寺院已变为在家人的粮仓，并没有僧人、佛像、经书及任何宗教活动。他之所以坚持在被批斗下仍不肯放弃这已沦为象征性意义之寺职，只是为了让寺院制度不中断（只要仍有方丈存在，大藏寺在意义上而言便不算是完全湮灭了）。在我回大藏寺前，方丈已病重垂危，被俗家亲人接回家中以便照料。他命人给我带来了一条哈达及口讯，向我说：‘仁宝哲您终于回来了！我马上快要死了，故无法亲自前来见您，但我很高兴在死前终于等到您回来寺院。我在任内尚算未丢了寺院的面子，未来的寺务责任现在我交还予您啦！’。我命寺僧带我上山，与方丈见了一面。在我离开后不久，方丈便圆寂了。后来我听说他的眼珠火化不坏，化为舍利，其肉身亦烧出了不少舍利。
在这次行程中，我又朝圣了敦煌、青海塔尔寺宗喀巴祖师生地、甘肃拉卜楞寺、萨迦寺及友人蒙古哲布尊丹巴法王的寺院等。这些圣地都是我以前从未去过的。在拉萨，我也朝礼了各大寺院，这些则大多为我年青时常去的圣地。
拉萨的哲蚌寺，表面上看起来与四十年前变化不大，但甘丹寺则已完全被毁，面目全非。大昭寺及布达拉宫，由于受到重点文物保护，看起来也与当年一样，所以我在朝礼它们时心中仍有与当年一样的感受。在布达拉宫对面的药王山山脚，有一座石窟龙寺，寺内有一面石墙自然浮现出本师释迦牟尼的形相。西藏人一向相信一个预言，其内容说在末法时代之尾声，大昭寺之释迦牟尼十二岁太子等身像（世上最神圣的佛像，造于释迦牟尼在世时，并由衪亲自开光，后传至汉地，又由文成公主带至拉萨）将沉入地底湖中，这是因为世间众生再无福报得见最神圣的佛像之共业所致。但由于佛陀之悲心，衪以神通令药王山石窟之石墙自现佛容。相传这石佛经年累月地、以肉眼看不出的极微慢速渐渐显现出来。在衪完全显现全身时，便是大昭寺佛像消失之日。我在四十年前曾来此寺朝佛，现在重回旧地一看，佛像真已比四十年前所见之显现程度清楚得多了。当年我见到的石墙只有佛面显现，像是石墙上之半立体浮雕一般，现在眼前的佛像之双耳却清楚可见。以这样的前后对比预测，看来佛像全身显现而脱离石墙之末法日子也距今不远了！
在重返色拉寺时，由于它的变化，我几乎已认不出地方。在我年青时的建筑物，现在只剩一半左右，而且大多呈快要倒塌的景像。此外，又因为寺僧不多，与当年近万位僧人学法的盛况完全没丝毫可比的地方，我心中反而完全并无一丝感慨或激动，反而只有一种类似观光陌生地方的游客心态。在我原属的嘉绒僧堂，则还有两、三个老和尚是我相识的，我当年的师长之同班同学也仍健在，大家的重遇倒是令我高兴的。在这，一位喜欢收集旧照片及图片的和尚给我看他的收藏品，其中一张竟是由一位大藏寺僧人在一九五七年于色拉寺修学时，因为思乡而依记忆所绘出之大藏寺全境图。这份图画绘得极像寺院之全盛时代景像，骤眼看来我还以为它是一张旧照片。这是历史上的大藏寺原貌之唯一纪录，所以僧人答应把画送赠予我留存。
在这次行程中，我又特意前往帕里探望我的恩人巴桑。巴桑是当年把我由拉萨带至印度国界的恩人。由于曾协助我到印度学法，她在文革期间被打断背骨。此时的她，已是九十多岁的老人了，但身体仍然很好。我们感慨地细说了当年的经历及几十年来大家的遭遇。我为她带去了一些礼物，但我心知不论怎样好的礼物也不足以回报她对我的大恩。
在一九九三年至二零零零年间，我又曾数次重返故乡，并与当地政府及村民商量重建寺院事宜。在这期间，柏斯的吴明蕾、新加坡的曾美霞、香港的倪厚成及其他众多徒弟和友人不断为寺院重建出钱出力，小徒林聪更曾多次单独前往寺院视察工程。在寺院地区，原属大藏寺辖下分寺的尼玛仁宝哲率领当地居民出资出力协助，政府的一些干部也给予了寺院不少方便。在寺僧当中，丹正桑布和札巴坚赞肩负起重建工程之监工责任。这两位僧人是堪称为为法忘身的行者。在八零年代初，他们与另一位脚有残障的人在求得沙弥戒后，心欲成为具足戒比丘。当时在嘉绒区是无法求得比丘戒的，所以他们三人便骑自行车，沿途席地而睡，经几个月艰苦才到了拉萨求戒，这才终于成为了比丘。这几年来，大藏寺重建便是由这样的年青僧人负责的。此外，丹正桑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