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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负责，不需贵道场支付。至于活动内容，家师绝不会为了吸引人及吸引供养而授您们要求的无上密灌顶。您们看这样是否能接受？’。在这样的妥协下，我勉为其难地作了几座开示，来听的人的确并不多。在最后一天，我依原定计划授了一次黑文殊师利大士的随许加持，来的人却坐满了整个佛堂，而且还是算好了时间在最后的半小时才迟到入座的。这些人为的只是要受加持，连仪式前段的短短半小时简单开示也不愿花时间听学（他们的习惯是这样的：由友人中之一员坐在堂中听法，一到了尾声近加持部份时，他马上以手提电话通知正在屋外站抽烟闲聊的友人入座接受加持）。
在第二次访问马来西亚时，我认识了槟城的年青僧人唯悟法师。法师是纽西兰毕业的大学生，出家后一直致力推广正信佛法，对南传及藏传佛教宗派他也十分尊重，而且对在年青人社群中的弘法贡献甚大。在后来唯悟法师住持的檀香寺竣工时，我特地应邀前往观礼，与一众汉传及南传长老一同为寺院落成开光。我致送给寺院的礼物有两份，一份是如来的遗骨舍利，另一份则是砂绘观世音大士净土坛城图，由一位印度下密院僧人专程往马来西亚绘画。这种藏传佛教的宗教艺术比较特别，由一位至多位具资格的法师预先修观音法准备，然后以近乎禅定的心态、口诵真言，把以宝石及矿物研成之一颗一颗的彩砂逐粒铺上绘成，其间需时数周。由于这种坛城经开光后便代表了观音之普陀净土，见者、礼拜者及供奉者便得积因缘，于未来世终必生于大士之净土坛城之中。但这种坛城依传统只会展示一段短时间，最后便要由法师撤去，把彩砂倒入当地河川之中，以加持当地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在砂坛城撤除仪式后，我与唯悟法师越过边境到泰国，视察了几块土地，准备日后唯悟法师兴建国际佛教大学。在与这位年青法师的接触中，我很为他弘法的热忱及干劲感动。
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由于种族多元化，食物有很多花样，而且十分可口。回教、佛教、道教、印度教、天主教及基督教，在这片广大的土地上，很和谐地相处，少有出现宗教上的矛盾或冲突。这的邪术十分盛行，其影响可谓深入民间。我在马来西亚的每次弘法或赠医时，都会有很多个受邪术、降头所扰的人求助（其中有一些是真的受邪术所害，有些则只是自以为中了邪术之害）。在我的家乡一带，几千年来都有苯教盛行，其邪术法力是十分大的，所以我在见识到马来西亚的邪术时，并未感到神奇或不知所措。事实上，马来西亚的邪术只属于驱使龙族作崇一类之法，与我家乡的术士之能力差天共地，实在不足为惧，要解除邪法或对治它们也不难。除了本地土著术士外，马来西亚（及东南亚不少地区）也流行降灵活动，常见有人自称神仙或佛陀降身说法，表演一些常人一般做不到的奇事，其中有好些是自称观音大士降身的。真正的佛陀，自然不会降在凡夫身上，也不需要借助我们凡夫的身躯来利益众生。这些现像只不过是‘非人’的显现，不足为奇，正信的三宝弟子是不宜参与这些活动的。
自与唯悟法师赴泰国为国际佛教大学选地后，我又曾多次再到泰国朝圣（以前只曾过境一次而已），每次都感到充满法喜。
泰国、缅甸及斯里兰卡等国家，都依随上座部派佛法，亦即平常我们说的南传宗派或小乘宗派。有时候，我们一听到小乘佛教便会不以为然，自视为大乘及高人一等，甚至有好些汉人几乎卑视小乘僧人，这其实是一种大错！
南传佛教十分接近原始佛教，与本师释迦牟尼在世现化时僧团状况极相似，例如南传宗派僧人所穿之袈裟便与本师释迦牟尼及其当年僧团弟子所穿的几乎完全一样。南传僧众的戒律及日常生活，也十分接近原始佛教。
上座部僧人每天出寺乞食，寺中不生火煮食，这也是佛教原来的传统。佛教的僧团便来便应是不执恋世间的行者，不收存金钱，不靠世俗手段赚钱，单只每天随缘乞食一顿维生，心中只一心修持。现在的汉传及藏传佛教，因种种原因未能奉行乞食之传统，但却不能不尊敬这种传统。曾经有一位台湾人向我说：‘泰国和尚天天在街上乞食，真丢佛教的面子！’，这正反映了他对佛教之无知。本师释迦牟尼本为一国太子，但祂在出家后一样沿户乞食，借此机会也令老百姓得以积聚功德。我们出家人要重视的应该是自己的修持，而非世俗上的面子问题。泰国僧人这种生活方式可令居士积累福德、令僧人专心修行，更避免了僧人为了赚钱谋生而以五种邪命谋生活之可悲现像！反之，藏传的僧人有些经营买卖维生，汉传僧人有些则以世俗生意之心态赶经忏，即使腰缠万贯、寺院建得大似皇宫，也并没有甚么意义！汉传及藏传佛教的僧尼，常常有机会接触到来自施主的金钱供养，若果不留意自己的发心，很易便会积下极大的罪业。由于我自年青时便有入于深山苦修闭关的心，对南传佛教僧人的乞食及不理会世俗生计的传统，我是极为尊敬及羡慕的。
我们在说及大乘及小乘时，常常有人误以为二者是对立的，事实却并非这样。小乘佛法是大、小二乘发心的行者共通的法门，例如皈依、因果、四谛、十二因缘及出离心等的修学便属小乘教法，僧人的出家戒也是小乘教法的一部份。如果诽谤小乘教法，便等于不敬佛法，这正违背了对法宝之依止，这种见地之后果是很严重的。严格地说，小乘行者不承认大乘教法后果并不是最严重的，反而大乘宗派弟子不敬小乘教法则是最直接的谤法，后果不堪承受。
在香港，藏传佛教的道场也不少，其中信众认真修学的也有，气氛较接近赶灌顶一类的也有。在第一次访问后，我的弟子成立了佛教显密研修院香港分院，后来又成立了大藏寺基金会，每年举行一次大型公开弘法活动及捐血善举，同时亦长年倡办很多利益社会的善行。在这，我的弟子数目并不多，但他们都热心弘法及认真修行，所以师徒间的关系十分亲切。这八年来，我在香港多次主持精进闭关及公开说法，所以常常有机会与当地佛教界接触。由于香港分院弟子宁可甘愿面对财政困境，也绝不妥协而把密法作为招徕以求名利，渐渐受到了好些人的认定及尊重。
印尼的格律派弟子不多，但他们却对修持十分认真，多次邀请我前往说法，但我由于机缘所限只去了两、三次。印尼现在虽是一个回教国家，在历史上它却曾是一个佛法基地，其佛教发展甚至一度比印度还发达。我们格律派师承宗喀巴祖师，祖师却师承卡登派阿底峡大师之法流。阿底峡是印度孟加拉的太子，出家后曾随多位大师学法，他当时便曾为了求激发菩提心的法门而远渡印尼苏门答腊一带，依止金洲大师学习。
在弘法之余，我在印尼朝拜了浮罗布多大塔，花了三小时仔细地欣赏这伟大建筑上之释迦牟尼生平史传浮雕石刻及举行了会供。
为了我首次往加拿大弘法，当地的弟子（以前早在澳洲结交）很费心力地安排了较大型的弘法活动，在我说法时来了很多加拿大藉的汉人，同时也吸引了当地几乎所有的西藏人。由于当地并无常住的西藏法师，我的到访刚巧能照顾到这些海外藏人的宗教需要，我也感到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在温哥华市，我重遇过故乡嘉绒藏区的原领袖。这位领袖曾与我同在成都参与观摩学习，他更是后来资助我在印度考‘格西’及举行登座的施主。这时大家在加拿大的重逢恍如隔世，大家都很感慨。
在加拿大，我的弟子成立了佛教显密研修院温哥华分院及卡加里分院，来学习的几乎全为汉人及藏人，洋人只有少数的几位，这情况与我在澳洲雪梨的情况差不多。其他的西方国家藏传佛教道场，多以洋人成员为主，但我似乎是注定与汉人较有缘份，即使身住澳洲多年，我的大部份弟子都不是白人。为了加拿大藏人的需求，我在这曾主持过一次观音禁语禁食斋戒精进闭关，参加的弟子都十分欢喜。
这些年来的弘法生涯中，我多次到访中国海峡两岸，得以一窥其佛教之发展状况及民生。台湾的佛教团体特别多，其中正信佛法社团固然很多，把佛法与民间信仰混为一谈的组织却也比比皆是。台湾人对佛法大多信仰虔诚，非其他地区华人可比。他们的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