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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近三年间，院方对我们藏人尤其特别照顾，允许我们自由外出散步（而对院中其他病者投诉不同等待遇时，美国医生说：‘你们印度人只是患病而已，他们西藏人却是身逢巨变呀！让他们散散步也许会使他们的心情较为轻松！’），又不禁止我们僧人进行闭关等活动。我们一众僧人把医院变成了寺院，三年之中不但常常进行集体诵经，还按每月日期举行僧众羯磨诵戒法会，生活完全不似身处异地的一间医院之中。
住院期间，经友人介绍，一位善心的德国老妇成为了我的施主。这老妇文化修养很高，英文也很好。她一人全资供养连我在内的两位转世者、一个普通僧人及一位西藏沙弥尼。我们自此时至一九八六年她逝世前，常常互有书信。她先后曾往印度探访我三次，又常常邮寄果酱及罐头食物与现金予我，对我有很大恩德。这老妇常常在信中安慰我说：‘我俩同为家族分离的受害者。我现住西德，我的家人却全在东德，一直不能见面！’。她后来死于谋杀，令我很伤心。
到了出院的日子，我们僧人与院中员工依依不惜地告别。我与大约二、三十位已复原的西藏僧人一起上路，自孟卖又坐了四天三夜的火车回毕莎。在孟卖市中，我拍了复原后的第一张照片，这时候的我已一如年少时的健壮。
在重回毕莎营时，相熟的僧人对我仍然在生都大表诧异，因为他们在三年前我离开时，早已认定我将命不久矣。当时住在营中的我派长老宋仁宝哲（SongRinpoche）打笑地说：‘哗！“死人”复生了！怎么你不是早死了吗？’。像这一类的玩笑持续了很多天，我几乎成为了营中的‘明星’。在营中我又再次见到堪萨仁宝哲，他对我的痊愈如释重负。在营中的昔日同班学僧，此时已完成了中观部课程，刚踏了俱舍部班级，我便再次跳班跟上了原来的级组（同学已顺序完成般若部及中观部，我却只读了五、六年般若课程及在入医院前修了少许中观部学业）。一年后，堪萨仁宝哲与其他高僧及方丈被选拔往印度的一所大学中进修研究，我与好友赤巴仁宝哲便依止路敦格西（GesheLoden）。在又两个月后，由于毕莎的热带气候，我的肺病又复发了，不断吐血及感到全身痛楚难当，于是我迁往贴近喜玛拉雅山之北印度达拉候斯镇（Dalhousie）居住养病。
达拉候斯处于高山中，气候与西藏很相似，同时也有许多藏族居住。在搬到达拉候斯后，我便不再吐血了。此时我又再身无分文，便只好变卖了我的仅有财物｜两盏油灯、一个内供皿及一套七只的水供杯。这些佛坛用品全为纯银质料，若在现今可以卖得二、三万卢比，但在当年我只换得二百个印度卢比。
达拉候斯有一所为藏族转世者、普通僧尼及在家人提供教育的住宿学校，其创办人是比迪尼师。这位沙弥尼全名是‘费达比迪’（FreddiBedi），她是一位英国女士。她随噶举派第十六世大宝法王学佛，在受了沙弥尼戒（在西藏佛教中比丘尼戒失传，所以并没有比丘尼）后，她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二位英藉尼师。由于她的信仰，她对藏人特别关心，这座寄宿学校便是她对藏族的一项贡献。学院教授英文、缝织技巧、唐卡绘画艺术及佛学，又提供较好的餐食。我在加入这间学院后，学到了一些基本的佛画绘画技巧，但由于英语教师一直是走马上任、换来换去的义工，我没学得多少英语（当时我对英语提不起兴趣，没想到我后来竟然会向洋人弘法）。以其学问著称之格西达吉长老（GesheNgawangDhargyay）当时也住在同一镇中。我趁此良机求长老私下向我教授三大寺‘格西’佛学课程中的内容，长老于是便很慈悲地为我天天讲课，在四个月的密集教授中对我讲解了五大部学科内容（这位师长后来在纽西兰圆寂，我由澳洲赶赴当地为他办理后事）。
在达拉候斯期间，我多次随僧众前往佛陀的生地蓝毗尼（尼泊尔）、成道圣地菩提伽耶（印度中部），初次说法圣地鹿野苑及示寂圣地拘尸罗什。这些至少一年一次的集体朝圣行，同时也是学法的活动，每次都有派中领袖在圣地作开示。我在这些朝圣活动中，多次依根本上师赤江仁宝哲、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的正教授师铃仁宝哲及札什伦布寺方丈卡情洛桑索巴（KachenLobsangSopa）受灌顶及传承法要。在这些盛大场面中，往往有数以千计的藏僧聚集受法，很是热闹。这类集朝圣及学法于一身的每年活动，我在迁往达拉候斯前及八零年代，曾经多次参加，其间既得了不少传承及开示，也对大部份印度的佛教圣地遍礼过。
我曾先后朝礼鹿野苑多次。这是佛陀成佛后初转法轮、向最初五比丘说四谛之圣地。这地方同时也有很多婆罗门教修士。婆罗门教中也分为不同宗派，其中有些很注重外在威仪和洁净，这一点倒是很接近密法中的事密部修持，但其教义当然并非佛法。鹿野苑一带的外道僧人中，有不少却属裸形外道。他们留长发及胡子，不修篇幅而赤露身体，长期进行各种苦行。在佛教史上，释迦牟尼曾以辩论及神通降伏不少裸形外道。在佛示灭后，佛教与这类外道亦不断有法义及神通上的较量。虽然在古代佛教于比试中多获胜利，曾令不少外道转皈三宝，但这些外道的神通却的确有一定的份量。时至现代，这些外道的神通已大不如前，但仍然不容小看。有一次我与友人在街上散步，这友人突觉后脑一热，像是被人泼上沸油一般烫痛，但肉眼却看不到有表面的异样。这本是外道僧人刻意施法逞强或挑战的意思。我们没有加以理会，只静悄悄地继续走开去了。在当地，又常有外道术士施法行骗的情况，不少人都曾吃过小亏。
其中一次朝圣中，我在鹿野苑住了整整四个月，这期间认识了后来与我亲如兄弟的知己第九世哲布尊丹巴法王（JetsunDhampa）。
哲布尊丹巴是历史上蒙古最高的精神领袖，为蒙、藏佛教各派尊为‘法王’，在蒙古也被尊称为‘日光大皇帝’，可见其在蒙古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历代法王为《时轮密续》、《度母密续》、《弥勒密续》及甘丹派耳传施身法（正确译名为‘断法’）的持传承者。第一世的法王是觉囊派祖师、西藏著名的佛教史学家与圣者多罗那他（Taranatha）之传世，其先世包括格律派哲蚌寺创建者绛央措杰（JamyangChoje，宗喀巴的弟子）、宁玛派初既嘉善大师（ChokyiGyaltsen）、噶举派达玛旺竹大师（DharmaWangchuk）及萨迦派贡噶左竹大师（KungaDrochuk）。在法王转世为第一世哲布尊丹巴时，生为蒙古太子而出家，由第五世达赖喇嘛及第四世班禅喇嘛核认为圣人之化身，授以‘哲布尊丹巴’封号（意为‘蒙古地区之依怙主’）及许多传承。在汉地，这一世的法王也得到汉地皇帝的尊重，被册封国师。此后，历代转世法王时现僧相、时现俗家居士之相，一直以来多次受到历代达赖喇嘛及汉地皇帝的册封，成为蒙古地区中的政教领袖。
第八世的法王之年代正值外蒙古政治变动之时。苏联的共产党军人深夜中前往他的寺院宫殿，把法王叫了出来。法王在连鞋也没穿好的情况下，被军人拉至寺外一角就地处决了。当年外蒙的寺院规模极大，西藏地区的千僧之寺，在蒙古人眼中亦只如他们的深山小庙规模而已。在法王的寺殿中，当时正有三万位僧人正在诵经。军人以机关枪扫射僧众，把他们中的大部份当场打死了。有少数修持有证量的僧人，不论军人怎么开枪也没有中弹。军人心感怪异，便放过了他们。此后，外蒙的佛教便被禁止，寺院全被封禁，但苏联政府倒并未把寺院、佛像及经书毁去。
现世的法王生于拉萨，四岁时即被当时的西藏摄政者热振仁宝哲（认定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者）认定为第九世哲布尊丹巴。但由于当时外蒙已为苏联所管辖，法王的身份并未被正式公布，也没有举行升座典礼。在七岁时，法王以普通学僧身份入学于哲蚌寺，渡过了十四年学僧生涯，同期亦随达赖喇嘛、班禅喇嘛及赤江仁宝哲等大师学法，又依顶果钦哲仁宝哲（DilgoKhyentseRinpoche）、卡卢仁宝哲（KaluRinpoche）及萨迦崔仙法王（SakyaTrizinRinpoche）学宁玛派、噶举派及萨迦派传承。在二十一岁时，法王离寺以瑜伽士身份进行了多次施身法闭关及往各地朝圣。于二十五岁时，法王舍戒而改以俗家居士身份修持。在二十九岁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