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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从哪来的念头而直接地向这个陌生女人说：‘你帮助我去印度好吗？’。早在近两年前，有大批藏人跑到印度，我当时听说在印度的人可以继续做僧人和学佛，所以我对出走印度求学早已兴念，也曾与前述那位宁玛派转世者友人商量过许多次，但却从未有过具体的计划或行动。我这时冲口而出的要求，不单使这陌生人呆在当场，就连我自己至今仍不明一向少话的我当时怎么如此唐突。在当时火红的年代中，我和这女人心中都知道得清楚，协助我这位陌生人可能会令她家破人亡。女人呆坐了十分钟，在这当中我们两人谁也没说一句话，然后她打破了沉默低声地说：‘明天来找我吧！’。我当时并估计不到，她的这句话改变了我的一生，也为她后来带来了极大的苦难（在后来的文革时期，巴桑因为曾协助我出走而遭批斗，背骨被打断了）。在那时的时势气氛中，一个正常人不可能为另一个陌生人作出她那样的冒险决定，也不可能提出我所提出的唐突要求！三次的神秘打门声、我失常的要求及巴桑毅然的决定，显然又是护法冥冥中的安排（在后来的日子中，每当我在修持退心时，我便会这样想：‘我的命不属于自己，是护法令巴桑拼了命、受了大苦而换来的，这必定是为了要我好好修持及弘法的目的。如果我对佛教不能作点像样的贡献，恩人的苦便白捱了！’。每当这样想时，我便很自然地含泪收拾心情，重新又投入修持及弘法中）。
在巴桑答应后，我便马上往访宁玛派友人，邀他一同出走，但友人说：‘唉！我家人都在这，现在暂时是走不了的！’。在一周后的一天（一九六零年藏历七月底），我在大清早先去了大昭寺告别佛尊，然后便与巴桑一起离开拉萨。在这以后，我再没见过这位宁玛派友人一面。在七十年代文革中，友人被拉到大昭寺前枪决，同时被枪毙的还有另外六个人。我的年纪、背景身份及性格与这个好友很接近。如果当年我没有出走的话，想来大昭寺前的尸体极可能就是八具了。
由拉萨至帕里，我们一共用了三天坐车前往，途中在后藏札什伦布寺停了一晚，顺便也朝礼了该寺及江孜佛塔。
帕里是邻近印度锡金（但当时锡金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的一个西藏边境小镇，邻近便是亚东镇，这约有五百户人家。巴桑的家族是当地的富人，一向以来是著名的卓摩格西仁宝哲的施主，家中也接待过赤江仁宝哲及萨迦派法王萨迦崔仙等大师。在我到达时，帕里是个冰天雪地。巴桑在回家后便开始生病，身体近乎瘫痪。我作为一个受恩者，便在她家中住了三个月，天天为她诵经修法，后来她慢慢便复原了。在藏历十月廿五宗喀巴纪念日，我到了附近的一间寺院朝礼，顺道也应求而为巴桑作祈愿及供养。该寺的日常法会当时已中断两年。由于当天是宗喀巴纪念日，寺中的老僧一再要求我率众修诵宗喀巴祖师会供，我心中虽感到危险，但也勉为其难地答应了下来。我们燃点了三百盏油灯，很认真地举行了法事。在法事后，当地的地区干部来寺查问：‘你是哪的人？来这干甚么？是不是搞宗教崇拜？’，我答说：‘我是来泡温泉疗病而已！’。在查问一番后，干部便放我离开。在寺院附近的村屋中睡至半夜时，我越想越不对劲，便与巴桑的弟弟连夜走路回到帕里镇。我在凌晨四点到达帕里巴桑府，甫一坐下尚未喝上一杯热茶，便有军人上门查问巴桑。他们似乎已猜到我的转世者身份，而且又收到风声说我曾在附近寺院主持法会。巴桑坚持说我只是一个老朋友，又力证我已不失所踪，军人便只好收队离开。
由于当地已开始注意上我这个外来者，镇上居民又开始在纷纷讨论我的失踪（我当时藏痔巴桑家中），我眼见情况不太妙，一周后便动身跨越边境，行程是要翻过喜玛拉雅山脉到山对面的印度。
我换上了乔装用途的衣物，与一位老僧人随同赶骡的边境商人上路。在路上，我们不断听到别人谈及‘失踪的喇嘛’之传闻。由于局势不妙，老僧便与一龑骡商先过境了，我则在路上躲了几天。在几天后，我穿上了破衣，面部涂上炭灰，带佩柴刀及绳索乔装为樵夫上路。在行至第二天，我到达了印度边境，印方边境守卫问我：‘听说近日在边境的另一边正嚷要寻捕一个有点名气的喇嘛，这可能就是说你吧？’。在我承认身份后，他们便予以通行。我在长叹一口气后，踏上了印度的领土。这时候，我身上只带一副望远镜、一袋加持过的石粉（这种石粉可供修过禁食闭关的行者食用）、一向永不离身的一尊释迦牟尼佛像及一本沉重的古本《菩提道次第广论》。
第六章──印度岁月
在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初，我到达位于印度边境的甘托克镇（Gangtok，当时属锡金王国领土）。这个地方与西藏的民风及气候差不远，其居民中有不少也是藏族。我在一个尼泊尔人家中住了近一个月。这个人年约四十五岁，从很年青时他便修持宁玛派的法门。他对我很友善，常以很好的食物提供给我。在这个月中，由于可自由地穿上僧袍和修行，我感到两年来未感受过的轻松自在。
在一九六一年藏历年初四，我启程往印度孟加拉西部的噶伦堡（Kalimpong），车程要一整天。噶伦堡邻近以产茶著名之大吉岭（Darjeeling），位于喜玛拉雅山脚。这里虽属印度领土，但自古已多藏族聚居，这年代又有更多来自西藏的人涌至，所以在这的生活便与西藏一样。我在噶伦堡有父系的亲戚，在到达后我便暂住在他们的房子中。
在噶伦堡的日子中，因为我长相像汉人（我也的确有汉人血统），又常常面露欢容，与绝大部份在一九五九年因政治理由而出走之藏民的愁容产生了对比，以致有些人总暗中怀疑我是中共派往的间谍人物，这使我在欢喜中也有少许感到委屈。在此时期，我一度兴起报名入读英式学院的念头。在参见一位以与护法有密切宿缘著称的法师时，他却表示护法命我甚么俗事也不要再顾，反而应往深山中禅修终老。我在梦中亦见到护法示现，说的也是相同的话。这个命令其实暗合我向往的心愿，于是我便下了决心预备往喜玛拉雅山中闭终生的关。没多久后，我在色拉寺时的学兄堪萨仁宝哲（其实他在后来被委任为印度色拉寺方丈而退任后，方被尊称为‘堪萨仁宝哲’。但为了行文方便，这里便以此贯彻称呼。‘堪萨’的意思是‘退任方丈’。这位堪萨仁宝哲因后来身份而被以此名号尊称，与在我童年时为我授沙弥戒的师父退任甘丹寺蒋孜院方丈，并非同一人），也从西藏来到了噶伦堡。他的剃度法名是‘阿旺提秋’（NgawangThekchok），原身份是普通僧人，其生地是嘉绒地区距大藏寺不远的地方，但却非原大藏寺僧人。在色拉寺时，他是比我高班的嘉绒僧堂同学。堪萨仁宝哲不赞成我入山终老。他对我说：‘入山专修固然是住持正法的好修持。但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年青僧人必须自觉地在西藏以外肩负延续佛法的担子。现在拉萨色拉寺的僧伽教育被禁止了，我们必须把三大寺的教育制度在西藏以外重新建立。正法是否能持续下去，就要看我们了！’。仁宝哲的志愿并不符合我的私愿，但我却点头了。我的同意一半基于学弟必须服从僧腊较长的师兄之传统，另一半则因为仁宝哲所说的话的确合理。
在此同时，堪萨仁宝哲向当地藏人解释了我的背景（我对政治从不参与，既非中国间谍，也并非因反共而出走。我赴印度只为了求学，别无其他原因），这马上便消除了噶伦堡的藏人对我身份的存疑。
在结束了在噶伦堡为期一年的逗留后，我与堪萨仁宝哲坐了一晚火车，来到了印度毕莎（Buxa）。
毕莎是一个热带气候的地方，地处印度及不丹王国交界。这里的气候对西藏人来说很不习惯，以致有不少人病死营中。印度政府安置我们这些自一九五九年起走到印度的西藏人，暂时住在荒废了的牢狱建筑物中（这些营房是殖民地时代由英国人所建的，圣雄甘地及尼鲁总统也曾被英帝国政府在此处囚禁。囚禁甘地的建筑物此时用作西藏尼众临时居住点；曾囚禁尼鲁的牢房则变成了僧人临时居所）。在这里，此时已有大批西藏人居住，包括各派中的老少僧尼，单单来自西藏三大寺的学僧便有一千二百个之多，其中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