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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寺院通常布局比较汉地寺院为乱，并不分为一进、一进及工整的方位排列，反而较似是由许多僧舍随意环绕大殿而建成的小城模式，大藏寺及色拉寺也都是如此。
在色拉寺制度中，寺院共分为三个院，各有各的方丈、司事、学僧、组织及殿堂。这三个院称为昧院、‘志院’及‘额巴院’，在藏文中叫做‘札仓昧’（DratsangMey）、‘札仓志’（DratsangJe）及‘札仓额巴’（DratsangNgagpa）。在寺中，有一座大殿叫做‘措钦’（Tsogchen），是三院僧众共同上殿时用的地方。三个院各自有自己的殿，平时若有院级的法事时便用这些院殿，并不上‘措钦’大殿。昧院与志院的学制大致相同，只在所学的论著及编制上有小异之处。甘丹寺及哲蚌寺各也分为不同的院，学制也与色拉寺志、昧二院相仿。
在院级下，又再分为若干个僧堂。这些僧堂称为‘康村’（Khamtsen），主要是以学僧原藉而区分的，例如我来自嘉绒地区，便自然编入嘉绒僧堂，而同堂中的其他学僧及长老大多也是同乡的僧人。
在僧堂组织下，又再细分为若干个称为‘米村’（Michun）的僧舍。我是大藏寺的僧人，隶属阿底僧舍，同舍中几乎全为原属大藏寺而往色拉寺求学的学僧。舅舅是嘉绒区松岗人，故被编入嘉绒堂中松岗人隶属的布多僧舍（舅舅只住了五年多便辍学回乡。当时家乡已完成‘土地改革’，他无法再当僧人，只好过农民的生活，一直到八零年代才重复僧人身份。我在一九九三年才再次见到他）。
以上所说的编组制度，其实只是一种笼统的解释，在真实情况中有许多例外的情况，例如隶属昧院嘉绒堂阿底僧舍的柏绷喀大师便不是嘉绒人，也本非大藏寺僧（后来在印度色拉寺昧院嘉绒堂中，连美国人也有！）。
在我入学色拉寺时，全寺大概有约八千学僧，其中志院有四千人、昧院有三千多人、额巴院有七百人上下。在昧院中，嘉绒僧堂学僧约有三百多个。在嘉绒僧堂中，阿底僧舍人数约占其十份之一，大概有四十人左右。
新僧入寺时，必须依止一位监护长老而住，由这位长老对学僧的操守及学业负责。在这种制度中的监护长老，主要是必须与新僧有某些关系，例如是亲戚关系等。长老如果自认为不够学问或事务太忙，多会为新僧推荐另一位佛法上的师长，所以一位学僧在入寺后便起码会有一位依止师及另一位学问上的师长，但也有学僧依同一位长者为依止师及学问上之师长的情况。在这两位师长以外，年资较长的及具转世者身份的学僧也可以另觅额外的明师而学，并无寺规约束。
我在色拉寺的依止长老是洛桑仲尼比丘（GelongLobsangJungne）。这位老师主修药师佛法门，是一个很踏实的僧人。洛桑仲尼比丘在家乡时，跟我在大藏寺时的老师洛桑达华学法，所以与我份属同门，成为我的监护长老是最自然不过的了。在佛法学问上，我则依止图丹初藏格西（GesheThuptenChozang）。这位学问极高的‘格西’是第二世萨巴仁宝哲的外甥（第一世萨巴仁宝哲是选认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及柏绷喀大师的人，地位十分崇高）。
依传统来说，身负转世者封号的人与普通僧人入寺时程序大是不同。普通僧人只要在有监护长老后，由长老引荐至方丈及专管纪律的铁棒师处拜见、编好所属的僧舍后，便算是寺中的一份子了。转世者入寺的程序则甚为铺张，必须在院殿中升座坐床，再在僧堂中又一次升座，然后才算是正式入学的转世者。在升座典礼中，全院僧众都会出席，转世者坐在法座上接受众僧们的哈达等供养，又要被正式引见至寺堂中重要人物处，转世者的家庭更要负担大额的供茶布施。在待遇方面，转世者与普通僧人也是不同。在日常生活中，普通学僧必须分担各自僧院、僧堂及僧舍的杂役，尤其在初入寺的几年中特别辛苦。转世者在登座后，学习日程与普通学僧基本一样，但却不必参与杂役工作，生活比较舒适。在法会中，转世者不论在院殿或僧堂分殿中，都有固定的法座，但这只是指在法事诵经的时候。在听法时，转世者顶多只会被安排坐在较前位置，当然不可能坐在法座上闻法。此外，转世者由于必须早日回到自己的家乡担任精神领袖的责任，一般准许跳班学习，可以把长达近二十年的课程在十年内大致学完而考得‘格西’学衔。普通学僧则不论成绩及天资，只可一年、一年地读，不准许跳级考试。
我身负大藏寺法台的名位，本来应该分别在昧院及嘉绒僧堂升座，但因当年在到达拉萨后早已一贫如洗，便只好以普通学僧的身份入学，入寺时并无任何仪式，亦不享受其他转世者的待遇。就这样地，我入住了嘉绒堂阿底僧舍，身份是一位普通的学僧。
在初入寺时，我心中十分思念故乡。这并非单只出自正常的思乡情绪，也夹杂对大藏寺及双亲在动荡下的安危之担心。在生活习惯及语言方面，我感到十分陌生。西藏语言分为多种地区性的方言，互相之间几乎完全不能相通。我在初入寺时，只懂说嘉绒语及少许安多语，对拉萨语几乎完全听不懂。在僧堂中情况比较好一点。虽然寺规规定学僧不准说地方语言，大多僧众在自己僧舍中都以乡话沟通，所以感觉还不太难受。在一出僧堂以外，我基本上就如一个哑巴，所以感受很孤独。
在入寺三个月后，我才开始正式学习。在开始的三年，生活十分艰苦。在第一年中，每天一大早我便起床。在礼佛一百次后，我便要赶赴大殿为在殿中聚集的诵经僧众奉茶。在早课中，寺中大部份僧人都要上殿诵经，但初入寺的新僧则要负责煮茶及倒茶的工作。很多人会以为倒茶是一份轻易的差事，但要为八千多人逐一倒上热茶却是另一回事！我们新僧要往茶房提取极重的茶壸，面所装的是刚煮沸的新茶，然后要赤足在雪地中奔往大殿，用笨重的巨壸为僧人逐一上茶，倒完壸中的茶后又要跑回茶房再取。在早课上，上茶的时间有严格规定，所以茶僧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完成整个程序，太慢固然要受铁棒师的打骂，要快却又快不来，而且还要注意在大殿中禁止快速奔走的有关纪律。我视为僧众供茶为一种大功德，每天总尽力争取所供僧人中至少包括七位‘格西’长老，供茶时我则会同时在心中修诵忏罪文。
在供茶后，我的一天便是千篇一律的学经、去师父处上课、到辩经场辩法、更多的杂役等等。在晚上，很多僧人会整夜在户外背诵经书，我也有同样的习惯，有时候甚至是隔天才睡一觉。
在入寺一年后，我得到施主供养，终于在嘉绒僧堂中举行了早就应完成的升座仪式，自此便免除了僧堂中的杂役差事。但由于没钱举行院级的升座及供养，我仍然必须履行普通新僧对整体僧院的杂役责任，早上仍需上殿奉茶，直至后来略有年资时方由新僧顶替，我才也成为殿中坐诵经的一份子。在最初的这三年，作为一个普通的新学僧，虽然生活很辛苦，但我在内心中却十分乐于为寺院及其他僧人干杂役，心中很欢喜有这样的机会积聚功德。如果当时我有钱举行升座及供养，虽然生活上可以免却了这些辛苦的差事，但却会失去了天天为几千个僧人服务的大好积德机会。
我在色拉寺期间与大藏寺时的膳食安排方面分别并不大。除了前面几年必须任奉茶僧外，我每天的早餐都在大殿中吃用，午餐及晚餐则在自己房中吃。在早上上殿时，学僧会带自己的糌巴粉及一只碗。到诵至中段休息时，各人坐在原位取出碗放入糌巴粉，待奉茶僧添入热茶后，便以手搓成面团而食。我们这种饮食习惯十分简便，并没有汉地寺院僧众集体上另一个饭堂用餐的需要，而且也不需浪费时间煮烹和洗碗。我的午餐及晚餐虽然是自行在房中进食，但吃的仍是一样的糌巴粉。在初入寺的几年，学僧不得私自煮茶，一天中只有三次进食时方可用茶。到年资较长时，这规定便较为松懈，僧人才可以在想喝茶时自己在僧舍中煮茶。
在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