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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藏寺学习的表现不过不失，但偶尔会因各种小事而被家师打罚（一年顶多五、六次）。家师的一向习惯是凡有一人犯过便人人都要捱打，而且对我特别打得厉害。当时有一个比我年青的师兄叫‘蒋央’，他对家师的性格脾性了如指掌。每当在家师打他时，他便无赖地仰躺在地上不起，未被打已惨叫连连地大声哀求家师原饶。家师对学僧的责打不过是爱徒心切，并非出于嗔恨，所以只会打在非要害的部份。这个蒋央采取仰天躺的姿势，家师便每每怕打中徒弟的面部或胸、肚部位，只好另找其他弟子责打。我的脾性与蒋央刚刚相反，受罚时总蹲以背部挨打，又从不肯呼痛求饶，所以每每令家师更多打几下。我当年的心态是既犯了错倒不如早点受罚，这样总比等候捱打更为痛快。家师打罚的规律是责打后一定有一、两天‘休息期’，所以我在受打时常常会在心中高兴地想：‘明天和后天可以放心地玩了，老师一定没力气再打！’。年青时的我有一个优点，不论家师怎样狠打，我的确从未在心中埋怨，反而会甘心受罚，心中认为自己犯了错便理应捱打，但怪的是我当时却也从未想过要改过向好。
以上所说的，是我在大藏寺时的情况。我所讲述的每天生活，是初入寺的小僧之学习情况，年长及已学完基本课程的僧人，生活自然大是不同，各有各的修持及寺务工作。当时的大藏寺僧众很多，寺务兴盛。在当地民间正在发生的巨大政局变化，对我们在感觉上来说是很遥远的。
在距今约一百年前，大藏寺有一位名为‘卡华珠洛桑尼玛格西’的长老曾作预言：‘现在显得法务昌隆的此寺，将来会被毁灭荒废，再由来自远方的人重建。于重建后，僧人众多，僧舍遍布整个山头，于召众上殿时，现在以锣声宏亮著称的大铜锣仍不够用，到时要用上两个大锣分别在寺院前方及后方敲响才能令最远的僧舍听到召集。在那时候，寺殿比现在还大，现在寺院尚没有的辩经院，到时也会建成，更会有黄衣僧人与红衣僧人一起学习经论。此时，我将会再来寺院，于后山建舍修持。于此之后，大藏寺将大弘正法，直至末法时代方息！’。在我年幼时，眼见寺院一片鼎盛之况，哪会相信这个预言！其他僧人亦没有在意流传下来的古老说话。没想到在今天公元二零零零年，大藏寺已经历了被毁及重建，这个古老预言至今已应验了绝大部份。始自一九九三年的重建工作，得到了我的各国弟子资助，甚至有新加坡弟子率队往寺院亲手建造部份工程，所以应验了预言中‘来自远方的人重建’的部份。重建后的大雄宝殿比以前的大得多，又先后建成供有十三米高弥勒像的弥勒殿、供有八米高宗喀巴像的祖师殿及供奉五米高千手千眼观音像的大悲殿，此外还建成了大型僧舍、不动佛殿、居士住宿楼、闭关房、大型僧人膳堂及方丈楼等，甚至连新建的祈竹楼亦比我年青时所住的大了许多，应验了‘寺殿比现在还大’的部份预言。重建后的大藏寺，有一座宏伟的辩经院，又应验了‘现在寺院尚没有的辩经院，到时也会建成’部份。至于‘黄衣僧人’，有些人认为是指来自五台山的僧人，但我却认为这一词在广义上泛指汉僧。以今天格律派的趋势来说，大藏寺未来的确极可能有众多汉僧来到与我们这些‘红衣僧人’共同学习佛法。寺院在重建过程中，一直留空了长老预言将于乘愿再来时建舍居住的后山地方（长老曾插杖为记），不敢使用该块土地。至于寺院是否能发展至‘僧舍遍布整个山头’，则要视乎创寺祖师阿旺札巴当初发了怎样的宏愿了，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尽力而为及拭目以待！
第三章──徒步走拉萨
在一九五三年，我近十八岁的时候，中国政府命各藏族地区的领导人物前往成都观摩学习。在这时候，四川嘉绒地区已由共产党管理，但藏人对政府及政策所知不多。我是大藏寺地区的精神领袖，自然也被邀请往成都学习，同行的有双亲（家父当时成为了政协代表）、舅舅等六、七个人。其他地区上的领袖、旧社会中的富人及具影响力的人物，全都在被邀之列，包括原嘉绒藏区的土司（地方领主）。
在当年春季，我家一行六、七个人骑马前往成都。路上除了汶川县有一个客店外，其他晚上都是在路上扎帐蓬而休息。一路上的风景很不错，沿途有大片的竹林（在一九九三年至二零零零年间，我多次回乡，在同一条路上却没见一根竹子）。这次的观摩学习，名义上我们是被邀请参加的贵宾，但我们心明白，实在上我们并无自行决定参加与否的自由。一路上，天性豁达的我尚有心情欣赏风景，父亲却是连日来失眠，对前途及自身安全很是担心。
在较接近成都的地方，我们到达了可行车的公路。官方派了大货车迎接由各地而来的参加者。我们被送上大货车的车仓部份，人挨人地站，双手必须紧抓车边以防被抛离车外。这条公路当年十分崎岖（这是我多年后的观点。在当年，我根本未见过其他公路，所以无从比较），沿途又多次碰上塌方及滚石流等凶险，又因为所有人都是初次乘车，同车的老人家都十分害怕，但我却只感到新奇，尚可说是乐在其中。
整个会议历时十五天，约有三百多个来自青海、果洛及嘉绒等藏区的重要人物参加。官方安排我们入住成都的民族招待所，楼高两层，外有花园，记忆中似是三个人一间房。在这十五天中，政府安排我们参观火车站、飞机场、寺院及刑场等，行程颇为紧密。在初次见到火车时，我觉得极为新奇，但火车的气笛声却令耳朵很不舒服。对初次见到的飞机，照说我应该是同样好奇，但记忆中当时我却反应不太雀跃。在参观解放后的佛教寺院时，官方安排我们前往一座成都的藏传佛教寺院，寺僧一再向我们重覆宣传：‘解放后宗教信仰自由，与以前的日子相比，只会更好！’。当时我在成都街上看到不少精美佛像，这些都是在各寺院被封后被丢弃或偷出的佛像。本来值一千元的精工佛像，此时只卖几块钱，我当时也请购了两尊。在参观刑场的一天，我坚决不愿出席，后来听说其他参观者被安排观看五、六十人同时被枪决的‘盛况’。在开会期间，我们又被安排参加五一劳动节庆典，记忆中当天有一位极高地位的苏联领导人也参加了庆典。在庆典上，除了连日来多次看过的歌舞娱乐外，也有烟花表演及阅军仪式。我记得当时我一面惊叹这些高科技军备，一面也怀疑人类花这么多心血及资源制造毁灭人类自己的凶器之逻辑性。
在这十五天中，官方一再要求我们天天洗澡及洗脚，或许是认为我们落后民族十分肮脏吧！每天早上，饭堂桌上会预早放好了五碟小菜，稀饭、馒头及面条则在厨房中多少任取。午餐及晚餐，大致也是差不多。这些食物，猜想在当时应该算是很不错的了。在每一次用餐中，我都注意到好些来自果洛及青海游牧藏区的同桌者不懂用筷子，所以他们吃得很笨拙。我们嘉绒区的领主用筷子十分灵活。我则由于自少习惯汉人的文化，也不致出甚么洋相。在其中一餐，桌上有蛇或某种鳝类菜式，我见到后吐了一大场。
会期中的每天早上及下午，全体都要参与观摩活动。在一方面，政府希望透过观摩学习，令我们知道现代化的进步及了解共产思想，以藉我们影响各自地区的百姓。在另一方面，政府在这两周中却在我们各自的家乡中大力推行反阶级思想教育，要求民众认同共产主义、反对旧势力及思想。我当时只是一个年青的僧人，对政治一向并无一点兴趣，十分乐于做一个普通的和尚。故此，我对这些活动既不反对，也并不热切认同，所以对开会交流自然不太热衷。有一天，我与父亲在开会时间前散步，我提议自行往市中心看一看，但父亲却不太敢自行活动，最后只无奈地同意。父亲很担心我们认不了路回头，但我却多番保证自己的辨向能力，怎知在走了二十分钟后，我便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了。在最后找到回招待所时，当天的交流会早已结束，官方领导对我们两父子很生气，不留情面地提醒我们到成都学习的目的。那一次后，我学聪明了，每次上街闲逛都带红线，凡在转弯的时候便在路边的水喉绑上一条标记，自此便天天逛街，并未被政府官员再次发现我偷走出外的情况。在另外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