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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检查了产生出症状的器官——心脏、胃、肠道、生殖器等——结果发现它们毫无毛病。
他们便建议患者改变他们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方式，去度假，加强锻炼，增加营养。
有时这些办法可以使病状暂时减轻，有时可能什么结果也没有。最后，这些患者终于听说有这些人是专门治疗这类病症的，于是开始同他们一起投入了分析。
在这场关于神经症症状的专题讨论中，我想象今天在场的这位“公正的人”
一直在表现出不耐烦的神情。不过谈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已变得专心起来，并开始表现出兴趣。他说：“看来，现在我们该了解一下分析者是如何对待医生始终爱莫能助的病人了。”
他们之间除了互相谈话以外什么也没有发生。分析者并不使用任何医疗器械——甚至不用器械检查患者——他也不开任何处方。
如果可能的话，他甚至允许患者在治疗期间仍旧不脱离他的生活环境，仍旧保持他往常的生活方式。
当然这并非是必要的条件，而且有时这样做也并不实际。
分析者与患者达成协议，每次规定一小时治疗时间，让患者谈话，自己认真听着。然后自己对患者谈，让患者听着。
现在这位“公正的人”
的脸上已经明确无误地流露出宽慰和安然的神色，但这神色中不免仍含有明显的轻蔑。
他仿佛是在思忖：“难道再也没有别的了？就像哈姆雷特王子说的，谈话，谈话，尽是谈话。”
而且他无疑还想到了魔鬼墨菲斯特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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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３弗洛伊德文集
人们可以借助谈话生活得十分舒适的那些揶揄之词①——这些话是没有一个德国人会忘记的。
“这么说，这是一种魔术了，”
他评论道，“你光是谈话，就把病人的病谈好了。”
一点不错，要是这个方法见效更快一些的话，它倒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一种魔术，一个魔术师的主要本领就是快速——或者说突然——成功。
然而分析治疗却要花费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见效这么慢的一种魔术自然会失去其神奇的特性。
不过，我们也千万不要小看谈话的作用。
归根到底它还是一种非常有力的措施，是我们互相传达情感的途径，也是我们影响别人的手段，语言可以带来妙不可言的好处，也可以造成难以忍受的伤痛。勿庸置疑，“最初存在的是行为”
②，语言是后来产生的，在某种场合下，把行为转化为语言便意味着文明的进步。
但是谈话原本就是一种魔术——一种具有魔力的行为，并且至今还保留着其古老的力量。
这位“公正的人”
继续说道：“让我们假定患者和我一样对分析疗法一无所知，那么，你打算怎样让他相信语言或谈话具有把他从痛苦中解救出来的魔力呢？”
我们当然应该让他有所准备，而且这样做很简单。
我们要求他对他的分析者完全坦率，不要有意隐瞒任何进入他头脑的念头，要抛开一切可能阻碍他讲出某些思绪或记忆的拘束。
每个人都会意识到自己内心有一些很不愿意告诉别人的事，
①见《浮士德》第一部分第四场魔鬼同浮士德的谈话。
②见《浮士德》第一部分第三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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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与缺憾。外行分析的问题３４３
或者是根本不可能说得出口的事。
这些事就是他的“隐私”。
他也会认识到——这代表自我心理认识的一大进步——还有一些事是人们不愿向自己承认的，因此，一旦这些事冲破了一切阻力出现在一个人的头脑中，他便会立刻停下来把它们逐出自己的思想，不允许自己去了解它们。或许他自己也会注意到，在这种情境中开始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心理问题——即他会向自己隐瞒关于他自身存在的想法。
仿佛是，他的自我已不再是他一直所认为的那个统一体，仿佛他的内心还存在着别的什么东西可以同这个自我相对峙。他可能会模糊地认识到一个自我与一种精神存在之间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发生了冲突。如果这时他接受了分析疗法提出的要他毫不隐瞒地说出一切的要求，他就会很容易产生这样一种期待的心情：在这样一种不同寻常的条件下同别人发生联系，交换思想，可能也会产生出奇异的结果。
“我明白了，”
这位“公正的人”
说道，“你认为每一个神经症患者的心理都承受着某种压迫——某个秘密。让他把这个秘密对你说出来，你就消除了他承受的压迫，给他带来了好处。不用说，这就是‘告解’①的原理，自古以来天主教一直就是运用这个原理来统治人的思想的。”
我们的回答只能是：“既对又不对！”
告解在分析疗法中无疑是起到一定作用的——也许可以说是起到了分析治疗的前奏作用。但是它远远不能构成疗法的本质。也远远不能解释
①“告解”
（ｃｏｎｆｅｓｉｏｎ）
系天主教用语，指教徒向教士所作的忏悔。——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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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疗法的效果。在告解中，赎罪者述说的是他知道的事，而在分析治疗中，神经症患者要述说的不只是他知道的事，而且我们也从没听说过，告解已经真有足够的力量祛除实际的病症。
“这样看来，我终究还是理解不了，”
我们的反驳者又说道，“你说‘不只是述说他知道的事’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不过，我倒是完全可以相信，你作为分析者对你的患者所能施加的影响比一位司铎对忏悔者所能施加的影响更大，因为你和患者的接触时间更长，程度更深，也更具有个人色彩，而且还因为你是运用这种加强了的影响来把患者从他的病态思绪中转移开，来消除他的恐惧，等等。如果运用这样的手段也可以控制诸如呕吐、腹泻、痉挛等纯生理性的现象，那必定会令人不可思议；可是我知道，只要使一个人进入催眠状态，这样一种效果实际上是完全可能产生的。由于你在患者身上花费了很大的功夫，你就很可能成功地同他建立起这样一种催眠关系——暗示他依恋于你——尽管这可能并非你的本意。从这一层意义上说，你的疗法之所以取得奇迹般的效果，是由于催眠暗示的作用。
然而就我所知，催眠疗法却要持续几个月。
甚至几年。“
如此看来，我们的这位“公正的人”
并不像我们起初所想象的那样无知，或那样困惑。
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他正试图借助已有的知识来理解精神分析，并正试图把精神分析同他已经了解的某种东西联系起来。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任务是要让地明白：他这样做是不会成功的，分析法是一种独特的疗法，是一个新颖、特殊的发现，只有借助于新的洞察力——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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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与缺憾。外行分析的问题５４３
新的假设，如果这样听起来更恰当一些的话——才能理解。
不过他仍在等待我们对他最后的看法作出答复。
你所说的分析者的特殊个人影响当然是值得重视的。这种影响在分析中存在并起到很大作用——但是同催眠术所起的作用并不一样。
我们应该可以使你相信，这两种情况是大不相同的。我们只需指出这样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那就是，我们并不像催眠暗示那样运用这种个人影响，即运用这样“暗示”
因素，来抑制疾病的症状，而且，如果你认为这种因素是贯穿治疗始终的媒介的催化剂，那就是错误的。
在治疗的初期阶段，无疑是如此。但是后来它就同我们的分析意图相对抗，并逼迫我们采用最有力的对策。我愿意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患者的思想偏离分析技术有多远。如果我们的患者摆脱不了负罪感，仿佛他犯了什么大罪似的，那么我们就不能建议他忽视自己的良心不安，也不能强调他的勿庸置疑的清白；他自己常常试图这样做，却未能成功。我们所做的只是提醒他，这样一种强烈的、持久的情感毕竟总是有着某种真实的基础的，而这个基础是可能发现的。
“如果你能以这样赞同患者的负罪感的方法使他们得到安慰，那将使我颇感惊讶，”
这位“公正的人”
评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