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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掉了；这些人不可能被认为是分析家。我想这是令人遗憾的。
但是，在医疗实践中，分析家与严格采用其他技术的精神治疗家之间的合作，将会有助于极有价值的目的。
较之其他精神治疗步骤，精神分析无疑是最有效力的。
这种方法费力最大，花时最多，它不应被运用于轻微患者。考虑到这种情况，说它效力最大也是公允合理的。对于合适的病人，使用这种方法就可以消除精神失调，并引起分析法产生前的时期人们不敢指望的种种变化。不过它也有各种非常明显的局限性。
我的一些拥护者在治疗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希望克服这些障碍，使每一种神经紊乱都可以用分析法治愈。
他们努力缩短分析工作的时间，加强移情作用，期望它能克服任何抵抗；并把其他各种形式的影响和移情作用结合起来，使病人不得不接受治疗。
这些努力当然精神可嘉，但我认为他们太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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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了。他们还带来一种危险，即迫使自己脱离分析法，陷入无止境的实验过程①。我觉得这种希望每一种神经病现象都能被治愈的愿望，可能是产生于外行的一种想法；他们认为神经病都是一些没有任何权利存在的、完全不必要的东西。
而事实上它们却是严重的、由气质所决定的疾病。
这种病在一个人身上不是只发作几次，而是通常要持续很长一个时期甚至终生。
我们的分析经验表明，这些疾病可能受到广泛的多种因素的影响，譬如各种历史积淀下来的原因和某些偶然的次要因素。
我们充分重视了这种情况，但却因此而忽视了病人气质上的因素。
对于这种因素我们是绝对无能为力的。
不过在理论上，我们不是应该始终把它记住。
从根本上说，分析疗法是很难接近精神病（ｐｓｙｃｈｏｓｅｓ）
的，但精神病与神经病（ｎｅｕｒｏｓｅｓ）
关系密切，所以我们的首要目标将是治疗神经病。
精神分析的疗效仍然被一系列重要的和难以攻破的因素所束缚。在儿童的场合，妨碍取得最大疗效的因素，是关系到儿童与其父母联系的外部困难，虽然这些困难归根到底还是儿童自身的问题。
在成人的场合，困难最初产生于两种因素：患者目前的心理僵化程度和疾病的类型。
当然，在类型问题中还包含着其他更深刻的决定因素。
第一种因素常常被错误地忽略了。无论心灵生活的可塑性和恢复过去状况的可能性有多大，总有一些东西是不会复原的。在某些场合，当一个过程自然结束时，某些变化看来已
①在写这些话时，弗洛伊德想到的可能是他的朋友费伦齐。
几个月以后，在关于这位朋友讣告中，他又重申了这些看法。——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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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定形，并相应于已形成的心灵创伤。在另一些场合，我们的印象是患者的心灵生活已陷入全面僵化；他的精神过程——我们完全可以为它指出别的途径——似乎没有能力摒弃原有的轨道。
但这很可能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同一种现象，只不过我们的着眼点不同罢了。
我们一再发现，这种治疗似乎缺少病人方面的某种必需的动力，而这正是阻止我们引起治疗变化的原因。
病人身上的某种异常的从属性的关系，某种特定的本能成分，比我们所能够动员起来的对抗力量要强大得多。
就精神病而言，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我们很熟悉这些疾病，知道在什么时候应该使用对抗的手段，但这些手段却很难动摇上述关系和成分。的确，在这一方面，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关于荷尔蒙①（你们都知道它们是什么东西）
的作用的知识，可能为我们提供战胜这些疾病的数量因素的武器。
不过现在距离那一天还很远。
我知道，这一切问题中难以控制的因素，就是使分析尤其是移情作用完善化这样一种永恒的刺激。
尤其是使用分析法的新手，他们在失败时无疑闹不清是应该责备病症的奇特呢，还是应该归咎于自己没有控制好治疗过程。但是，如同我已经说过的，我认为这方面的努力不可能成果辉煌。
限制分析法取得成功的第二种情况指神经病的类型。你们已经知道，分析法治疗的适用领域是各种移情神经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ｅｎｃｅｎｅｕｒｏｓｅｓ）
——如恐惧症、歇斯底里、强迫观念
①荷尔蒙（ｈｏｒｍｏｎｅ）
，即激素，亦称“内分泌”。人和动物的内分泌腺器官直接分泌到血液中去的有特殊效应的物质。
各种激素的协调作用对维持身体健康是必要的。——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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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神经病，此外还包括各种已经形成并取代了上述疾病的性格异常。
而别的一些疾病，如自恋的和精神性的（ｐｓｙｃｈｏｔｉｃ）
症状，则或多或少都是不适合的。
所以，小心地排除这类患者，从而预防治疗失败是完全合理的。这种审慎将导致分析法统计资料工作的重大改进。不过这样做有一种潜在的危险。我们的论断常常是在治疗之后才作出的。这些诊断颇像我在维克多。雨果的作品中读到的苏格兰国王识别女巫的试验①。这个国王宣称他掌握一种识别女巫的万无一失的方法。他把要鉴别的女人放在沸水锅里煮，然后品尝其肉汤，这样他就能够说：“那个人是女巫”
或“不，那个人不是女巫”。我们的情况与此相同，不过我们却是受害者。
我们只有在用分析法考察了来求医的患者（包括以同样的方式考察来接受训练的考生）
几个礼拜或几个月之后，才能对患者作出诊断。
我们实际上是在瞎忙乎。
病人具有不明确的一般性的精神失调，对此是不能孤立地作出诊断的。
可是经过试验之后，结果却很可能是患者不适于作分析治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试是考生，我们就把他送走；如果是病人，我们就再试验一段时期，希望能够发现有利的因素。
患者通过增加我们的失败数额报复了我们，而遭到拒绝的考生如果好猜疑的话，就可能通过亲自写关于分析法的著作来进行报复。
到头来就像你们所看到的，我们的谨慎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我担心这些详细的讨论快要让你们感到乏味了。
不过，如
①这段轶事的出处已无法找到。
弗洛伊德曾在一篇谈手淫的文章中利用过它。——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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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你们认为我是要你们低估关于作为治疗方法的精神分析，我将不胜遗憾。看来这个问题的开头我确实没有讲好。因为我想要做的是相反的事：通过指出分析疗法局限性的不可避免，来为这种局限性辩护。考虑到同样的目的，我现在转向另一方面。
人们责备分析疗法用时过长。
应该说，精神上的变化实际上是很慢的。
如果治疗变化迅速地突然地出现了，那倒反而是一个坏兆头。确实，对某种相当严重的神经病的治疗，很可能要延续数年之久。可是，如果治疗成功的话，我们则应考虑到，这种疾病若不治疗，延续时间则要更长。
每治疗一年，也许就缩短了十年患病期。换句话说，如果不作治疗，这种病是根本不会自行消除的。对于某些患者。我们有理由在多年之后恢复分析法治疗，因为这时生命已经对新积淀起来的致病因素形成了新的病理反应；但是在同一时期，病人的自我感觉还是正常的。第一次分析事实上并没有发现病人的所有病理倾向，而当治疗取得成功时，停止分析当然是很自然的。还有一些病情非常严重的人，他们终生都要受到分析的监护，并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接受分析治疗。
否则的话，他们就完全不能自理生活；我们应当感到高兴的是，通过逐渐的反复的治疗，他们能够恢复健康。
对性格失调的分析也需要长时期的疗程，但它常常是成功的。你们知道有其他什么疗法能够胜任这种任务吗？
当然，仅仅这些疗效是不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