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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途径，它能够使教育取得最大的成功，产生最小的损害。
它确定对儿童本能实行禁止的数量、时间和方式。
我们应该考虑到这样一种情况，即我们施以教育影响的对象具有非常不同的遗传的性格特征，以致同样的教育步骤不可能相等地有益于所有儿童。
某种重要的反省告诉我们，教育迄今为止在完成它的任务方面是十分糟糕的，并且对儿童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如果教育找到了最合适的途径，理想地完成了它的任务，它就大有希望消除一种致病因素，那就是童年期偶然蒙受的创伤所发生的影响。但教育无论如何不能消除另一种致病因素，即不顺从的本能气质的力量。
如果我们现在就考虑这些摆在教育者面前的难题——例如他应该怎样认识儿童的个性，怎样从微小的迹象去猜测儿童未成熟的头脑中所进行的活动，怎样既给予儿童适量的爱又保持有效程度的权威——我们就会明白，唯一适合于从事教育职业的准备工作，就是彻底的精神分析训练。最好的办法是教育者对自己作分析。因为即便其他方面做得很好，但如果没有亲身体验过精神分析，还是不可能掌握这种方法的。对教师和教育者的分析比之对儿童本人的分析，似乎是一种更为有效的预防性措施，而且更易于付诸实施。
我们以上提到的方法——虽然只是一种附带的考虑——对于培养儿童来说可能是间接的，但它确实有益于这种培养，并将日益产生重要影响。凡是使自己体验过分析法并从中受益颇多，而且洞悉他们自己的培养方式的缺点的父母，都将会更好地懂得怎样对待他们的孩子，在很多他们本人不曾受过宽容的方面宽容他们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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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２弗洛伊德文集
在精神分析努力对教育施加影响的同时，它的其他各种研究则正在探讨过失和犯罪的原因及其预防方法。
在这里，我们不过是再一次向你们敞开精神分析的大门，让你们看看大门后面的那些屋子，而没有带领你们登堂入室①。我确信无疑，如果你们忠实地保持对精神分析的兴趣，你们就能学到许多有关上述题目的新颖而有益的知识。
不过，在结束教育这个题目之前，我还要谈谈它的一个特殊方面。
有人认为——这无疑是合法的——每一种教育都具有一个派别性目的，它致力于使儿童遵守已建立的社会制度，而无论其有多少价值和稳定性。
也有人争辩说，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现存社会秩序中存在着缺点，那么，教育与精神分析的结合为这些社会秩序服务就是不正确的：这种结合应当被赋予别的更高级的目的，应当摆脱流行的社会要求的束缚。然而，在我看来，这种争论在这里是不适宜的。
上述要求超出了分析的有效功能范围。
同理，一个医生被请去治疗肺炎病人，他无须关心病人是否正直，是否企图自杀者或罪犯，或者病人是否值得继续活着或我们是否应当希望他继续活着。上述的后一种人们希望赋予教育的目的，也将成为一种派别性目的。
在这两种派别间作抉择不是一个分析者的事情。
我全然没有考虑这样一种情况，即如果精神分析容许各种与现存社会制度相冲突的目的，它对教育施加的任何影响都会遭到拒绝。
但是，如果精神分析的教育试图把它的学生培养成反抗者，那它就是在亲自承担一种多余的
①这方面请参见弗洛伊德为艾赫洪（Ａｉｃｈｏｒｎ）
的《难以捉摸的青春》一书写的序言（弗洛伊德，１９２５ｆ）。——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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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与缺憾。精神分析引论新讲３７２
责任。如果精神分析的教育能够使它的学生尽可能健康而富有才干地离开学校，它就算尽到了本分。
这种教育本身所包含的革命因素，足以保证它所教育的每一个人在今后的生活中绝不会成为反动者和压迫者。
我甚至认为，无论从任何观点来看，革命的儿童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B我现在打算进一步谈谈作为治疗方法的精神分析。十五年前我论述过这个问题的理论方面①，今天我还将以同样的方式论述它。我现在就告诉你们这十五年里我们所取得的经验。
你们知道，精神分析是作为治疗方法诞生的。
虽然它的作用如今已发展得远远超出了治疗方法的范围，但它并没有放弃它的原始基础，它仍保持着与病人的接触，以便增加自己的深度，促进自己的进一步发展。
最终导致产生了我们的理论的种种逐渐积累起来的想法，是不可能以其他方式获得的。
我们在治疗中遇到的失败，常常向我们提出了新的任务，而现实生活的要求，则是一种防止推测过分的有效因素，虽然我们的工作没有推测也不行。
很久以前，当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治疗病人的方法，确实有益于病人时，我就已经论述过它②；而今天我要考察一下这种方法究竟取得了多少成就。
你们也许知道我从未热衷于治疗过；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①见《引论》第二十七、二十八讲。——英译注。
②参见《标准版》第十二卷最后的脚注和论分析技术的文章。——英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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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２弗洛伊德文集
我会滥用这次讲演，迷恋于对分析疗法的赞颂。
我宁愿说得过少而不愿说得过多。
在我是唯一的分析家的时期，一些对我的观点显然持友好态度的人曾经对我说：“你的观点确实很精密、很聪明。但是，让我们看一位你用分析法治愈的病人吧。”
人们在排斥他们所讨厌的新生事物时有许多先后接替使用的手法，上述说法便是其中的一种。如今，这种手法也像其他许多手法一样过时了；在我这个精神分析家的文件夹中，也装了一大堆被我治愈的病人写来的感谢信。我们继续进行这种比较。
精神分析这种疗法确实像其他疗法一样，有它的成功和失败，有它的困难、局限性和适用范围。过去曾有一种对分析法的批评，主张不必认真对待这种疗法，因为它不敢发表关于它的成就的任何统计资料。从那时以来，麦克斯。埃伊廷通（ＭａｘＥｉｎｔｉｎｇｏｎ）
医生创建的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发表了关于精神分析在头十年里取得的成果的评论①。这些治疗上的成功既未使精神分析自豪，亦未使它自惭。不过一般说来，那些统计资料启发性不大；这些用以说服人的材料成份极为不纯，以致其中相当大的部分反而可以证明任何疗法。
考察人们的个体经验要更为明智。
在此我想补充一句：我不认为我们的治疗能够与卢德（Ｌｏｕｒｄｅｓ）
②的治疗相媲美。有很多人，他们相信圣母玛利亚的奇迹，却不相信无意识的存在。
倘若我们想求教于我们的竞争者，我们就应该把分析疗法与他种精神治疗法进行比较。今天，治疗神经病的肉体疗法已无需再提了。
①见弗洛伊德为该评论撰写的前言（１９３０ｂ）。——英译注。
②卢德是位于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小城镇，有一座供奉圣母玛利亚的神殿，为罗马天主教徒朝圣特别是去治病的重要场所。——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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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与缺憾。精神分析引论新讲５７２
作为一种精神治疗步骤的分析法，与医学的这一特殊分支中使用的其他方法并不对立；它既不贬低它们的价值也不排除它们。
一个医生喜欢对病人自称是采用分析法的精神治疗家，同时又根据患者的特点和各种有利或不利的外部条件，采用了某种别的疗法，这两者在理论上并不矛盾。事实上，使医疗实践必然趋于专门化的因素正是治疗技术。
例如，外科术和矫形术就不得不从同一种疗法中分离了出来。精神分析活动是艰苦而严格的，这不可能像一付眼镜那样好用：阅读时戴上，散步时摘下。一个医生通常既不完全接受也不完全拒绝这种疗法。
据我所知，那些在各种方法中有时运用了分析法的精神治疗家，并不具备牢固的分析学基础；他们没有接受分析法的整体，而是打了折扣的——也可能已经把分析法的“毒牙”
拔掉了；这些人不可能被认为是分析家。我想这是令人遗憾的。
但是，在医疗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