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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错误 思考中医-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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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是非常严谨的。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如果开一个小柴胡汤，柴胡不用八两，黄芩不用三两，它还是小柴胡汤吗？它已然不是小柴胡汤了。再用它作为少阳病的主方，那就会出问题。又如桂枝汤，如果把桂枝的用量加上去，由原来的三两变成五两，这个就不再是桂枝汤。它变成了治奔豚的桂枝加桂汤。这一变就由群方之祖，由至尊之位，沦为草民了。所以，中医的用量重不重要呢？确实很重要！当然这个量更重要的是在数的方面。天津南郊有一位盲医，善治多种疑难病证，远近的许多人都慕名去求医。既然是盲医，当然就不能望而知之，他主要靠问诊和切诊来诊断疾病。疾病诊断出来以后，开什么“药”呢？他开的“药”来来去去都是我们日用的食品。像绿豆、红豆、葡萄干、黄花菜等。不管你什么病，他都用这些东西。惟一的区别就在这个数上。张三的病，他用二十颗绿豆，二十颗葡萄干，李四的病，他用二十一颗绿豆，二十一颗葡萄干。按照现代人的理解，二十颗绿豆与二十一颗绿豆有什么区别呢？熬出来的不都是绿豆汤吗？要是按照现在的成分来分析，它确实没有什么差别。而且如果不严格计较绿豆的大小，二十一颗绿豆与二十颗绿豆的重量也可能完全相同。但，为什么在中医这里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这就要联系到我们从前提到过的象数这门学问了。上述这位盲医善于用数来治病，而我们循流探源地追溯上去，张仲景才真正是中医用数的鼻祖。大家单看《伤寒论》中大枣的用量就很有意思。桂枝汤大枣用十二枚，小柴胡汤大枣也用十二枚，十枣汤大枣用十枚，炙甘草汤大枣用三十枚，当归四逆汤大枣用二十五枚。前面的十二枚，十枚好像还容易理解。到了炙甘草汤和当归四逆汤，大枣为什么要用三十枚和二十五枚呢？三十枚大枣代表着什么？二十五枚大枣又代表着什么？这个问题提出来，即使你不回答，恐怕也能够感受到它的不寻常。炙甘草汤是太阳篇的煞尾方，用于治疗“脉结代，心动悸”。80年代初，《上海中医药》杂志曾连载柯雪帆教授所著的《医林辍英》。后来，《医林辍英》出了单行本。该书是采用章回小说的形式写就的，即有医理医案，也有故事情节。其中有一章就专门谈到炙甘草汤的运用。炙甘草汤是一张治疗心律失常的良方，特别是一些顽固性的心律失常像房颤这一类心律失常，用之得当，往往都可以将失常的心律转复正常。这个得当包括两方面，第一方面当然是辨证得当，你要搞清楚炙甘草汤适应哪一类证。我们姑且不论它什么心律失常，你得先从阴阳去分，看看它适应阴证还是阳证。更具体一些，适应阴虚证还是阳虚证。我们一分析方剂的组成，《伤寒论》中的养阴药几乎都集中在这一方中因此，它适应于阴虚证应该没有疑问。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伤寒论》中集养阴之大成的方子，它还是要加进桂枝、生姜、清酒这些阳的成分。我们去看太极阴阳的画面时，你很能感受出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来。而我们回过来看炙甘草汤，阴阳的这层涵义亦活脱脱地呈现出来。炙甘草汤适用于阴虚类的心律失常，这个是辨证得当但是仅仅有这个条件还不够，还必须用量得当。这一点是柯教授专门谈到的问题。你看这个房颤，各方面的条件都符合炙甘草汤证，可是用下去就是没有应验。问题出在哪呢？就出在用量上。道门炼丹有一句行话，叫做“传药不传火”。药可以告诉你，可是火候不轻易告诉你。为什么呢因为它太重要了。一炉丹能不能炼成，有时就看这个火候的把握。中医的方子可以告诉你，可是量却不轻传。为什么呢？量者火候也！火候才是成败的关键，那当然不能轻传。可是张仲景不同，他是医界的孔圣，既是孔圣，那就应该“吾无隐乎尔！”所以，张仲景不但传方、传药，而且连用量也和盘托出。讨论《伤寒论》的用量，应该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重量，一个是数量。这两个问题有联系，但在本质上又有差别。重量不同，量变了会发生质变；而数不同，同样的也可以发生质变。对于第一个质变，我们容易理解，现代用药的剂量就是这个涵义。而对于第二个质变，由数而引起的质变，我们往往不容易理解，也不容易相信。有关《伤寒论》的用药重量，现在的教科书都以 3 克算一两，而药典所规定的剂量也与这个差不多。但是，柯雪帆等根据大量出土的秦汉铜铁权及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东汉“光和大司农铜权”的实测结果，东汉时期的一两应折合为现在的 15。625克。一两合 3克与一两合 15。625克，这个差别太大了，直差五倍有余。像炙甘草汤中的生地黄用量为一斤，如果照一两 3克算，只是 48克，若按东汉铜权的实测结果，则应是 250克。正好相当于现在的半斤。《伤寒论》成书于东汉末年，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既然是东汉的著作，那这个用量理所当然地应该按东汉时的重量来折合。可是这一折合，问题就弄大了。生地黄可以用半斤，麻黄可以用 93。75克（按大青龙汤麻黄用六两来折合），这就大大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所规定的用量。你按东汉的剂量治好一千个人没你的事，但只要有一个人出了问题，那你就吃不了兜着走。你就要变胡万林为什么呢？因为药典不支持你，你没有法律依据。所以，柯老先生尽管知道《伤寒论》的剂量就应该是东汉时的那个剂量（这个“知道”不但有考古的依据，而且还有临床实际的依据。何以见得？因为炙甘草汤你按照现在一两 3克的常规用量，这个房颤就是转不过来。而一旦你用回东汉时的剂量，生地用 250 克了，炙甘草汤还是这个炙甘草汤，剂量一变，火候不同，房颤很快就转复成正常的心律），可是，柯老先生还是要强调一句：“应以中国药典所规定的用量与中药学教科书所规定的常用量为依据。”（见柯雪帆主编的《伤寒论选读》上海科技出版社，1996 年 3 月版）不强调这一句，出问题打官司，10个柯老也不济事。剂量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含糊了，那《伤寒论》的半壁江山就有可能会丢失。你的证辨得再准，你的方药用得再准，可是量没有用准，火候没有用准，这个疗效能不打折扣吗？而最后怪罪下来，还是中医不好，还是中医没疗效。对剂量的问题我是有很深体会的，记得 1990年暑期，我的爱人赵琳怀孕 40 天时，突发宫外孕破裂出血。当时由于诸多因素，我们选择了中医保守治疗。并立即将情况电话告知南宁的师父（即先师李阳波）。师父于电话中口述一方，并嘱立刻购用，即藏红花 10克，水煎服。师言藏红花治疗内出血，诚天下第一药也。次日，师父亲临桂林。诊脉后，处方如下：白芍 180 克、淫羊藿 30 克、枳实 15 克，水煎服，每日一剂。经用上述两方，至第三日 B 超复查，不但出血停止，腹腔原有出血大部分吸收，且意外发现宫内还有一个胎儿。我与妻子不禁抚额庆幸，要是选择手术治疗，还会有我们今天的女儿吗？每思及此事，都免不了要增添几分对先师的思念及感激之情。先师所用第二方，药皆平平，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看来奥妙就在这个用量上。我们平常用白芍，也就10来克、20克，至多也不过 30…50克。用到 180克，真有些惊世骇俗。但是，不用这个量就解决不了问题。因此，用量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关系至大的问题，值得大家来认真地思考与研究，尤其应该由国家来组织攻关。个人来研究这个课题，充其量是你个人的看法，它不能作为法律依据。如果大家公认了，东汉的用量确实就是柯雪帆教授研究出的这个量，那我们就应该想一想，对于《伤寒论》的许多问题，对于中医的许多问题，是不是就要重新来认识和评价呢？接下来我们看引起质变的第二个因素，即数变到质变。由数的变化而致质的变化，在上述这两个方剂中表现得尤其充分。我们看炙甘草汤，炙甘草汤上面已经敲定了，是一个养阴的方剂。方中大枣用量是三十枚。三十是一个什么数呢？三十是一个“群阴会”。我们将十个基数中的阴数也就是偶数二、四、六、八、十相加，会得到一个什么数呢？正好是三十。十基数中的阴数总和就是三十，所以我们把它叫“群阴会”。既然是这样一个数，那当然就有养阴的作用。这个数用在炙甘草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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