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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笔下最了不起的英雄是《天龙八部》的肖峰，当慕容博再起宋辽战端，
肖峰作为契丹子弟，却*退辽兵，最后，为赎对本民族“不忠”，自杀以谢罪。制
止大规模战争，比爱国主义更为高尚，是武侠精神的最大超度。
小说的结尾方式永远是一种道德裁判。由此，我们又回到上一节的命题：至
侠非侠——息争之后，武功自废。所以，金庸笔下的大部分英雄人物，终于归隐
。《碧血剑》中的袁承志去国离乡，隐居海外；《神雕侠侣》杨过与小龙女隐居
于深山中的“活死人墓”；《笑傲江湖》令狐冲去作寻常百姓。上一节说散功是
武功的最高境界，这一节我们发现止争是侠义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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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讨论的两个问题，包含着一个更普遍的寓意：再好的道理道义道术，过
于执着，不仅为自己招祸，而且危害社会。
对武术过执，会走魔入火，为武痴武呆子。《笑傲江湖》中所有练辟邪剑法
者，无一善终；任我行过于专心练“吸星大法”，给东方不败钻了空子推翻，然
后东方不败迷练《葵花宝典》，挥刀自宫，信用佞臣，又被任我行击杀。《倚天
屠龙记》梅超风练《九阴真经》，竟然把“摧敌首脑”解为用手指插入敌手头颅
，而且真的实行此残杀法。此种武功执着，实为杀人成癖。
可能是因为武侠题材，腐儒在金庸小说中并不多。一旦有人引用儒家伦理，
往往是要做实在不讲理之事。《神雕侠侣》中杨过与其师傅小龙女相爱，郭靖要
杀他们，因为违反“礼教大防”。
对佛法过执，为迂僧邪僧糊涂和尚，金庸小说中此种人物很多。在此我说一
下金庸的民族观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大恶人是胡僧：《连城诀》的吐蕃血刀
僧，《神雕侠侣》中的金轮法王，《鹿鼎记》中的吐蕃国师桑结，等等。但是，
另一方面，金庸从未赞美“夷夏之辨”之类的狭隘心理。除了反抗侵略是大义所
在（如《书剑恩仇录》），金庸的英雄人物经常是外族人。（注8）那么，如何解释那
么多凶恶胡僧？我想这是因为盛于汉人中的佛教各宗，仪式大都求简，相比之下，
藏传佛教的仪式就铺陈繁复，看起来类似执着。所以《天龙八部》中的吐蕃圣僧
鸠摩智，大智大慧的佛学大师，以精通佛典名于世，一旦修成武功，却横蛮无理
，一意孤行，想称霸天下。金庸写的是胡僧，实际上说的是走魔入火的邪僧。
反过来，金庸笔下令人喜爱的和尚，常是不守清规。《天龙八部》三雄之一
虚竹，无法抵御诱惑：“被骗”吃酒肉，“被诱”与女人睡觉。他只是心地纯厚
，相处随意，因此虽然长相不佳，却深得女人喜爱，既成为武林高手，又成为天
下神医；《射雕英雄传》中的洪七和尚，武功高强，爱助人度人，同时不拘行迹
，好美食。很多论者指出是以民间传说中的济公和尚为蓝本。
恶侠的一大特征是执着，而适度，守中，是最后尺度，守此也能福泽天下。
一个最好的寓言是《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修习“乾坤大挪移”的故事
。练头六层时无阻滞，第七层有十九句未练成。张本是一个适可而至的人，索性
跳过，见好就收，却恰好成就了他。原来那十九句正好是祖师想错写错。全盘照
练，就会全身瘫痪，甚至自绝经脉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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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上面三章的讨论，或许可以说，金庸小说寓言了中国人思想的三条“背
景共识”：以不为为成就至境，以容忍为道德善择，以适度为思想标准。
以不为为至境，因此取得任何成就的最佳途径，是不存机心，不切切于功利
。
以容忍为善择，因此任何道德标准都不是绝对的，只有礼让息争是永远的善
。
以适度为标准，因此任何思想不宜执着过分，唯有圆融守中，才不会堕入恶
行。
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课题——寻找中国人的民族共识。以上三条，或可当之
。其他的中国民族道德——如忠孝节义，仁义理智信；其他的中国民族性格，如
勤劳苦干，节俭自力；甚至中国人的民族实践，如每过一段时间要均贫富，例如
以仁政代暴政，例如几乎从来不打宗教战争——都可以看成这些底蕴的推演，而
且，理想上，应当以这些底线为判断尺度。金庸小说中，得到读者同情的人物，
多少具有以上品质；而令读者难以认同的人物，都是明确违背这几条共识。
进一步说，任何思想或宗教，要在中国人中站住脚，看来都要以此共识改造
，淡化不尽对应的部分：儒家的中庸克己，道家的清虚修持，佛教的积德度众，
禅宗的活参无碍，民间宗教的泛神和适，都是如此。
这不是说中国人有此品格，从而高人一等，世界之最。李泽厚就认为“不执
着”是中国人的大缺点。（注9）一些中国人的“丑陋性”，中国民族性格中的一些
弱点，也是从这几条共识发展出来的。
例如，不少人认为中国人缺乏“浮士德精神”，不能以追求真理本身作为人
生目的，只作为工具。在求知上过于实用，障碍科学思想的发展。的确，浮士德
如果出现在金庸笔下，也是个武呆子。但是中国人拒绝泛科学主义，不能说完全
没有任何好处。
不少人认为中国人本性非宗教，受限于工具理性，不追求人生或宇宙的根本
至理与本体性，难以从有限中体验无限性。因此文明古老却神格不立，不仅无法
建立一种教义，反而民间神越弄越散，思想家则把超越的要求越降越低，不是“
良知为本”，就是“我心即佛”。但是反过来说，超越性在基础中，神性无所不
在，不拘一格，因此任何宗教，只要不过执，任何上帝，只要能礼让其他神格，
都可以融入中国文化。如果某种宗教或主义的信奉者，幻想改变中国人的这些背
景共识，最后总会造成灾难。
我想，超越性落在基础共识中，对中国文化构成的最大的困难，是难以把超
越的无限性，置于人生有限体验之前方。由此，超越就无须追求，反而成了“退
一步”才能取得的事。所以本文一开始说的金庸小说为成长小说，成熟的标志，
就是退出江湖，退而得超度。
大部分过日子的老百姓不得不讲功利，追求超越的自觉性就相当低。（注10）
崇道讲的是延寿益年，礼佛追求现世报应。尤其是现代中国，常常由于“急起直
追”，落入急功近利，不断地从一个极端跌倒另一个极端，“矫枉必须过正”，
上述共识一时完全淹没。
《鹿鼎记》中的神龙教让人哭笑不得，却是中国人不久前在做的事。而且此
类狂风卷来，难以独善其身。《笑傲江湖》的江湖夺霸风波，躲入音乐世界的刘
正风，想逍遥而不得。于是金庸小说中有许多被拔离共识的悲剧人物，无奈卷入
，无辜被害，甚至无心而杀人。
因此，说中国人思想中有这些共识，不等于说中国人本性已经超然，都能达
成大善大德。反过来，说现代的中国人很少想到这些品质，也并不说明现代中国
人已经不再具有这些共识。凡有中国人在的地方，都耽读金庸小说，就是这些共
识依然存在的明证。
哈贝玛斯式的理想——对社会交流范式进行批判反思，追索规范的合法性，
以建立社会的“合理性”——在现代中国人社会里，有实现的可能。
注：
（1）陈墨《金庸小说赏析》（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一再指出某一本
金庸小说是某一种思想的寓言，但是他似乎并未作综合的结论。
（2）陈山《中国武侠史》（上海三联，1992）有专章讨论武侠小说反映出来中国
民族性中有“侠义传统”。他也看出新武侠有所不同，因为“打破了正邪分明的
人物类型”，但是他没有以此修正他的结论。
（3）陈墨《新武侠二十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指出：“金庸小说
中的一个较为普遍的模式，是写少年武士的成才之路”。（56页）他又指出：归隐
是“金庸小说人物的一种共同的归宿模式”。（60页）。我加上的，只是成才与归
隐中间的关联。
（4）当代思想家中，反对哈贝玛斯“共识”论者，大有人在。例如Luhmann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