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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weiyu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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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楼
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看武侠小说
发信人： nathan （珊儿～飞了）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作者孙隆基尝试以另一角度来看中国文化，就
是分析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仁者，人也」；而「仁」是由「二人」组
合的；所以中国的个人是由群体来定义的；与西方对个人的定义不同。西方存在
主义者认为：一个人只有从所有的社会角色中撤出，并且以「自我」作为一个
基地，对这些外铄的角色作出内省式的再考虑时，他的「存在」才开始浮现。
而中国人则是由社会关系与角色中来定义自己，将明确的「自我」疆界铲除。
武侠小说描述的一般人总是不管对方这个人行事是好是坏，只问他是属於
哪个武林门派，属於哪个群体就决定了他是哪种类型的人，所以如果投身所谓
「名门正派」就被视为「正人君子」，反之入邪教就成了十恶不赦的坏蛋，很
难翻身。即使常遇春让张三丰觉得钦佩，但还是特别交代张无忌不可随常遇春
加入邪教。
令狐冲个性豪放，不管什麽派别，结交不少江湖绿林好汉，但被其他「名
门正派」视为异数，受到排挤，只因他太过於「自我」，不懂「规矩」。更悲
惨的例子是刘正风，原本应是金盆洗手的好事，却被有心人利用结交邪教份子
的名义，与曲洋真挚的友谊不容於「名门正派」，结果造成两人被*死的悲剧
。
既然「个人」在中国社会上是不合法的，因此追求个人利益更是不容存在
的。在西方每个人都可在已规定好的游戏规则下争取自己最大的的利益。在中
国的文化下个人不能明目张胆地争取权利，结果只能假「公」济「私」。
岳不群表面上是为了五岳派的未来才勉强接下掌门，事实上他已计画良久
，而且他善用心机，打著为团体的名号，很和大家的胃口，自然容易被接受，
而左冷禅为己之心表现地太明显了，少林、武当与恒山早有防备之心，不易成
功。
反正要做什麽事，不管是为公或为私，都要有冠冕堂皇的理由，都是要为
整个团体有利的说词才容易成功。
孙隆基也谈到：道家是反对「二人」关系而主张「一人」的，它反映出的
往往也是个体爱惜羽毛、明哲保身、不要好出头的倾向。在缺乏个人主义的中
国文化中，道家甚至还可以为少数个体提供局限的个人主义表达方式，那就是
一种超脱尘世的飘逸的生活型态。然而，与现代西方人在世俗中容许每一个「
个体」做自我表现的情形不同，道家式的飘逸总包含一种从世俗中隐退的意向
。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我觉得最典型的道家人物就是张三丰；另外在「倚
天屠龙记」与「笑傲江湖」的结局都是男主角隐退山林不问世事，可见金庸是
向往不受礼教拘束，自由自在的生活不同，道家式的飘逸总包含一种从世俗中
隐退的意向。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我觉得最典型的道家人物就是张三丰；另外在「倚
天屠龙记」与「笑傲江湖」的结局都是男主角隐退山林不问世事，可见金庸是
向往不受礼教拘束，自由自在的生活；也许这也是在传统中国文化下能够让个
人觉得有「自我存在」意义的唯一选择吧！
2005…5…22 21：59：02
yuweiyu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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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楼
从金庸小说找民族共识
赵毅衡
金庸小说，宜作为寓言小说读，这个问题不少论者已经谈及。（注1）
但是推论的下一步，或许还可一谈：正由于金庸小说不是一般的武侠小说，
它们并不“反映”中国人的某种“民族性”，例如“好侠尚义”，“善恶分明”
，“英雄崇拜”等等。（注2）——金庸小说并不反映，而是反思这种国民性，其武
侠题材与寓言主题之间，有明显的张力。
大多数金庸小说，可以读成“成长小说”（注3），书中的主人公习武成侠，走
向江湖，但是在经过各种高手威*，卷入打杀报仇抢宝争霸，历遍武侠世界，饱经
沧桑之后，走出江湖。
又是寓言小说，又是成长小说，如何理解？主人公的成长的标志，是翻然彻悟
，是取得一种超越——即从有限的人生经验，体验到一种无限性。
如果说金庸小说“反映国民性”或“表现民族性格”，就会有很多说不通的
地方。国人虽然爱读武侠，而侠义式的善恶分明，却并非普遍的国民性。实际上
中国人比起许多其他民族，善恶并不更分明一些，侠义精神恐怕也少些。
中国人的善恶观，或侠义观，有其更根本的底蕴。而金庸小说，是这些民族
性底蕴的深刻寓言。在这篇文字中，我称这些为“民族共识”，也就是说，中国
人，无论善恶分明不分明，侠义不侠义，都多少赞同的一些更根本的想法。
1
我关于民族共识的讨论，当然是受了哈贝玛斯（JungenHabermas）关于“共识
”（consensus）理论的启发。只是哈贝玛斯谈的是社会共识，探讨的是当代多元社
会中有待形成的共识。我想在金庸小说中找到的，却是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无
论属于何种阶层或集团，其思想方式的最低公分母，是已经存在许多世纪的基本
思维方式。
哈贝玛斯作为德国阐释学传统的继承人，强调人们通过语言进行的“交往行
为”（municativeAction），互相作为认识对象。“经验的客观性就在于，它是
在主体之间分享的”。（注4）
民族共识由无数世代的文化积累形成，成为一个民族不言而喻的判断标准。
一个民族的个体，思想千变万化，但变异往往只能构成个人的特立独行，或局部
的小潮流。民族共识却在民族共同潜意识的深部运作，它的变化极其缓慢、成为
纷乱起伏的各种思潮背后的“原范型”（arch－paradigms）。（注5）
哈贝玛斯强调，现代性本身引发进步，同时造成反进步。当代社会的极端分
割多元，各种利益集团必然冲突，导致行为规范的“合法性危机”
（legitimationcrisis）。
行为规范危机，在中国当代社会已经非常明显。而且，我认为，这会成为中
国面临的最大危险：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超大国家，没有一个大致被认可的行
为规范体系，只有应付眼前问题的政策，方法，手段，只顾近虑不想远忧，时间
越长隐患就越严重。
这不是几个知识子的危言耸听。近年来，我们看到听到许多关于价值失范，
世风沦丧，民族素质严重下降的惊呼，有识之士为此扼腕，苦于找不到解决方式
，甚至找不到基本的出发点。
曾经有几个人提出“拉下面子比弄虚作假好”，由此引起争论。但是争论的
另一边，提倡“终极关怀”，陈义过高，也并非天天要算帐的小民所能接受。
有人提出宗教情怀，但是宗教的号召力，最终还是必须基于民族共识。
因此，我认为哈贝玛斯的论题，对于当代中国，甚至比对哈贝玛斯自己的国
家更重要。德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甚至大多数非西方国家，各有各的社会问题，
但是其宗教/意识形态并没有根本动摇。哈贝玛斯的任务是如何以批判反思
（Criticalreflection）改造再建交流原型，以促成社会的合理化
（rationalization）。
而我们的任务不同：我们面临当代世界最大的，也可能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
的一个意识形态真空，我们的任务不可能靠反思合法性成问题的规范来完成——
我们面临的是规范的几乎消失。因此我们必须“找回”到更为根本的，初始形态
的民族共识上去。
哈贝玛斯讨论过这种比世界观、道德观、历史观等更为根本的共识，他称之
为一个民族的“背景共识”（backgroundconsensus）。而且哈贝玛斯认为，可以认
为背景共识是一个民族的潜意识，人们往往不会意识到它们作为社会共识基础的
作用。
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