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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而另一方则会判最为严厉的刑罚，可能要判20年监禁。最后，如果两个人都招认，则他会请求宽大处理，各判8年监禁。
由于1号囚犯不能够与2号囚犯讨论一个方案，他只能想象一下各种可能性。如果他招认而2名不招认，则他（1号）只会判半年，这是他能得到的最好的待遇，而2号则会判20年，这是他能得到的最坏结果。可是，1号知道，这样做很冒险，如果他和2号都招了，则每个人都会判8年。也许他最好还是不要招认。如果他不招，2号也不招，则每个人只判一年，不算太坏的结果。可是，假如他不招而2号招了——则2号就只判半年而他却会判非常可怕的20年。
很明显，理性思维不能够为两个囚犯得出最好的结果，除非他们彼此信任对方会作出对两个人都好的选择。如果两人之一因为害怕或者贪心而做出选择，则两个人都会失败。可是，除非两个人都确信另外一方会做同样的事情，否则，在对两个人都好的基础上做选择是没有意义的。这样一来，志愿者就来做选择，结果的数字可以根据条件和研究者的指令随便变。（为彼此的好处而努力只是有时候的结果。）
在三十多年的时间内，许多研究者都通过各种办法利用过“囚犯二难”，进行过信任、合作以及造成这些东西的条件和相反情况的研究。
一位大学生在加利福尼亚的帕罗阿尔托市按很多家的门铃，自我介绍说是“安全驾驶公民活动”的代表，并提出了一个荒谬的要求：允许在他家前院的草坪里放一块大牌子，上面写上“小心驾驶”的字样（这个要求之所以荒唐，是因为从他拍摄的照片上可以看到，一幢漂亮的房子有一部分被一块巨大的标志牌挡住了，上面还写着书法很差的大字）。毫不奇怪，大多数居民都不同意。可有些人同意了。为什么他们会同意呢？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不是第一次请求。两个星期以前，另一位学生声称是“交通安全居委会”的志愿工作者，他请求他们展示一块整整齐齐地写着“做个安全的驾驶员”的3平方英寸的标语牌，他们已经答应了这个无害的要求。事先没有被先前那个谦逊的要求软化的居民只有百分之十七的人会对标语牌说行，那些先前同意展示3平方英寸标志牌的居民有百分之五十五的人同意。
这项实验是1966年做的，在许多探索登门法的实验中，这是第一项，这个办法对一些要别人出很少一部分钱，而后得到大笔回报的融资者们非常熟悉。可是，研究者们对融资或者安全驾驶没有兴趣，他们的目标在于研究这些劝说的方法为什么会成功的原因。他们得出结论说，同意一个较小请求的人结果会把自己看成是有益于人而且有民生思想的人，而这个自我感觉使他们感到下次更愿意帮助，而这次的请求却大得多。
一家大型精神病院的员工说，X先生有精神分裂症。他是一位衣着整齐的中年人，来到医院的时候说自己幻听。他对入院精神病医生说，这些声音听不很清楚，可是，“就我所能分辨的，这些声音好像是说‘空的’，‘假的’和‘砰砰声’”。由于已经被接受住院了，他再也没有谈到这些声音，从那以后行为也很正常，可是，医院的员工还是说他有精神病。护士们还在他的卡片上记录了一个频繁的反常行为：“病人有写作行为。”他的好几个同室病友却不这么看。其中的一位说：“你没有疯。你是位记者或者是位教授。你是在检查医院的情况。”
这些病人的意见是对的，员工们错了。1973年进行的这项实验是要研究精神病院的员工与其病人之间的相互影响，一位心理学教授和7名研究助手住进了东海岸和西海岸的12家医院，说自己有幻听的毛病。一旦住进去以后，他们就立即有正常行为。作为病人，他们公开地观察员工对病人的态度和行为，而如果他们被认出是研究人员，永远也就不会有机会直接目击这些情况了。在他们令人震惊的一些发现中有：
——精神病院员工一旦认为某个病人有精神分裂症，对于这个病人日常生活中正常的举动，他们要么就看不见，要么就错误地解释它。平均来说，假病人需要19天的正常行为时间来放松他们自己。
——认为某个病人有精神分裂症的员工在与病人的接触中尽量少花时间。一般来说，他们会对病人的直接提问置之不理，抬着眼皮走开。
——员工们经常在工作或者彼此交谈时置病人于不顾，就好像他们根本不在身边。这些研究的高级作者大卫·罗森汉写道：“人格解体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假病人感觉到，他们是隐形人或者至少是不值得人注意的。”
在一家大学的心理学实验室里，6位二年级男性学生坐在单间里，每个人都戴一对耳机。参与者甲通过他的耳机听到研究者说，等他倒数到底时，参与者甲和丁都要尽量大声地喊“啦！”还要保持几秒钟。第一轮过去后，甲听到说，这次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在数完数后喊，下一次是全体6个人一起喊；如此下去。有一部分时间里，这些指令传给全部6位受试者，可也有的时候，这位或者那位会听到假指令。比如，参与者甲可能被告知，所有6个人都要喊叫，可是，事实上，其它几个人都被告知不要喊叫。为了掩盖实际发生的事情，所有6个人每次测验时在耳机上都听到的喊叫声都是事先录下来的喊叫声。（这个实验跟其它许多的社会心理学实验一样，在现代通信设备开发出来之前简直无法想象。）
所有这些小骗局都有个严肃的目的：它是针对“社会性投机取巧”进行的一系列研究的一部分。“社会性投机取巧”是指一个人在集体中倾向于不发挥最大能力，除非他所做的工作是别人承认和知道的。在本例中，其证据是每个人的喊叫被测量出来的力度（每个学生都单独装有一个微音器）。当一名学生相信他是和另外一名学之一起喊叫时，他只用独自喊叫时所发力量的百分之八十二。而当他认为所有6个学生都一起喊叫时，他的平均力量输出就减少至独自喊叫时力量的百分之七十四。研究小组在研究报告中总结说：“在人类的本质中存在一种明显的社会性投机取巧的潜势。我们怀疑，社会性投机取巧的影响有一个范围甚广、非常深刻的后果……（它）可以被视作一种社会疾病。”
这样的取样法，无论怎么变化都不能公平地处理社会心理学受试者的范围和研究方法，可是，也许这些样品可以让我们揣摸出这个领域是关于什么，或者至少不是关于什么的。它不关心一个人在严格意义上的大脑里实际发生的什么事情，比如像在卡特森式、詹姆斯式或者弗洛伊德式的研究中所进行的一样，它也不关心更大一些的社会学现象，如社会层次分析、社会组织和社会惯例。
它关心的是两者之间的任何事情，一个人因为别人所想或者所为而进行的任何思考或者产生的任何行为，或者说第一个人认为第二个人在想什么或者干什么。戈登·奥尔波特许多年以前曾写过，社会心理学是要“理解和解释一个人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如何受到别人实际的、想象的或者暗示的存在的影响”。这只能算是个极小的描述，可是，看过一些例子之后，我们开始理解他的意思，也了解到把这些用语言表达出来的难处。
多重父系的例子
社会心理学即是较近代的知识领域，亦可说是较古老的知识领域。60年以前，它才以现代形式出现，而且直到50年代才形成规模，可是，哲学家和原型心理学家们早就在构建一些有关的理论，即我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精神生活，而且，反过来，我们的精神过程和性格是怎样影响我们的社会行为的。按照奥尔波特的说法，人们可以找出证据来说明，柏拉图是社会心理学的奠基人，或者如果不是他的话，则亚里士多德也行，或者再不行的话，后来的一些政治哲学家，如霍布斯和边沁等也可以。不过，所有这些先辈所贡献的都是沉思默想，而不是科学。创始之父的宣称越来越多，可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同样不牢靠：奥古斯特·孔德，艾米尔·涂尔干，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霍顿·库雷，还有其他许多人都有过社会心理学议题的著述，可是，他们的著述大多还是扶手椅上的哲学思考而不是实验科学。
可是，1897年，一位美国心理学家名叫诺尔曼·特里普勒的，进行了第一次常识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