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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吉姆·刘易斯和吉姆·斯宾格这两位双胞胎的情况吧，他们1940年出生后刚一个月就分开了，并在俄亥俄州相距45英里的不同的两个家庭里养大。1979年以前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当时他们已经有39岁了。他们在这年相会了，可并不是碰巧。他们一直被明尼苏达大学的明尼苏答双胞胎及收养研究中心的主持人托马斯·布查德教授所追踪，他在进行一项同胞兄弟和双胞胎兄弟分开哺养的研究。吉姆·刘易斯和吉姆·斯宾格除了服饰，在身体上是无法区别的，几乎所有的双胞胎都是这样的。尽管这样的相似总是令人感到惊奇，可是，更令人惊奇的是其它一些类似的地方。两个男人都娶了名叫贝蒂的女人做妻子，都大量抽SALEM烟，都开雪佛莱车，都咬指甲，都养了一条叫托依的狗。
听起来这像是某个作家为超级市场的那些小报杜撰的故事，这样的小报里满是一些荒唐怪事，比如说某某婴儿是由八旬老翁所生云云。可是，这个故事并非杜撰。当然，有些奇怪的巧合可能归因于这对双胞胎生活在同一个地区，另外一些则可能是碰巧。可更为重要的是由心理学测试列举出来的一些证据。布查德和他的研究小组让这对双胞胎通过了一系列性格测试，并发现他们的反应和特征分数几乎相等。
布查德和他的研究人员自1979年开始他们的工作以来，已经追踪了近80对同胎所生和33对同胞所生的孩子，他们都分开哺养（其案卷中共有约8000对），并让每个同胎所生的孩子经过约50小时的广泛测试和面谈。为比较目的，他们对一系列同胎所生和同胞所生但是在一起哺养长大的孩子进行了同样的测试和面谈。对双胞胎对子和这些不同的组别中存在的相关性的统计分析，使研究小组得出结论，即性格当中约有百分之五十的变化是由遗传所致。
（他们报告了同样令人吃惊的其它心理学变量的一些发现，包括总体智力水平、语言能力、社会态度、同性恋情况、物质滥用和甚至宗教兴趣。）
可是，行为基因学的其它一些研究却得出了更为谨慎的一些估计。奥斯丁德州大学的约翰·里林最近回顾了一系列双胞胎研究并发现，从整体上说，有证据证明遗传学的成分只占到性格变化中的百分之四十。还有一些研究是比较被收养的孩子与其养母和生母的，他们发现，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变量因素是要归结到遗传上去的（不过，有趣的是，收养的孩子与其生母而不是养母在性格上更为相像）。
这些数字并不是说，任何人的性格的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五十是由遗传影响的结果。变量因素是指任何特征或者任何特征组中的人们当中存在不同的范围。例如，布查德中心的数据表明，如果一组成人的高度从比方说4－7英尺不等，这个差别范围中的百分之九十是由于遗传带来的，百分之十是由环境造成的。同样，双胞胎研究的意思是，在任何人群组中的性格差别的范围中，有百分之二十五到五十是遗传所致。这可能解释美国人当中性格的差别为什么比一个人口的基因构成很相似的地方如日本更大些。
行为基因学的发现虽然令人瞩目，可并没有引起大多数性格心理学家的兴趣，其原因是，它们并不能提供对性格结构及其功能的理解，也不能改善测试和评估的方法。更糟的是，它们打消了一种希望，即心理学可以改善人类生命的质量，鉴于性格的起源是遗传性的，它也不受父母或者社会影响、疗法或者任何其它可能的控制性的环境因素的影响。因此，大多数的心理学家，包括进行性格研究的心理学家，都对行为基因学要么采取怀疑的态度，要么认为其理论价值有用可没有实践价值。他们感觉到，真正重要的，是性格变异的其它部分——即性格可以加以影响的程度，不管是变坏或是变好。
性格研究前沿最新的结论
性格研究不再是心理学最显眼的领域了，这并不是因为它已经缩小了规模，而是因为其它一些更新的领域已经扩展了，并且成为注意力的焦点。另外，如同在许多成熟的科学领域里一样，许多性格研究者现在都混合了极为专门的细节研究，而另外一些人则还在欢天喜地地做些扩展和激动人心的工作。
这个领域里最近更为有趣的一个发展，是研究性格对中年和晚年的“富足感”（普通意义上的满足感）的影响。波尔·科斯塔和罗伯特·麦克雷跟自愿参加巴尔的摩老年纵向研究的人们一起进行研究工作，这是国立老年研究学院的一个长期研究项目。他们发现，外向的人在社交能力、普通活动和“上升”（类似控制）中可以得高分，而且其中年生活及以后的生活比内向的人要幸福一些。他们还发现，在神经质上面程度较轻的人对于中老年生活的变化的适应性要比神经质程度严重些的人好些（其测验以长期焦虑、敌意、自我意识和强迫行为等特征为标准）。后者更倾向于把中年的问题看作危机，他们耽心自己的健康，因为退休而感到沮丧和失望，并且处于压抑和绝望的边缘。
对于这些性格缺陷，人们能够做些什么来加以对抗呢？科斯塔和麦克雷相信，心理疗法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可是，其发挥作用是用限度的，因为巴尔的摩的数据和其它的一些研究结果指示，性格特征在成年生活中相对稳定。另外，他们说，富足感哪怕轻微的一点改变都会受益无穷，这跟对一种严重的身体疾病的控制的轻度改善可以相提并论。
按照最近的许多研究结果来看，许多种类的身体疾病都起源自某种性格特征，或者因其恶化。1975年和1980年出现的两项重要研究结果提供了调查得来的证据，证明具有A型性格（有竞争性，有进取心，有敌意和驱迫感）的人有可能形成冠状动脉心脏病。对这个项目又进行了10年的研究说明，其结论得到了证实，而不是否决。
1988年，马丁·塞利格曼（他对学习得来的无助的研究）和他的同事克里斯托法·彼德逊及乔治·维伦特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提供了证据，证明一个人的解释风格会影响他的健康。他们以从对哈佛毕业生35年的纵向研究中得出的数据为基础得出结论说，对自己的生活习惯上以悲观或者消极的态度进行解释的人比乐观的人更容易罹病或者生命周期更短。他们认为心理疗法——特别是短期的认知疗法——是一种有用的解法。塞利格曼走得更远：他增加了一些临床和其它类型的数据，说认知培训可以将消极的解释风格转变为积极的风格（他把它叫做“学习得来的乐观”），其对身体和精神健康都有好的影响。
汉斯·艾森克回顾了一系列性格和健康研究的结果，包括他自己进行的一些研究，他说：“戏剧性的结果……指明在某些性格和具体的疾病之间存在着非常直接的联系。”他还说，许多医生把致癌因素与不会表达愤怒、恐惧或者焦虑联系起来，还与绝望、无助和压抑等的感觉联系起来；他说，纵向研究显示，许多同样的特征都与心脏病有涉。艾森克和一位名叫罗纳德·格罗萨斯…马迪塞的南斯拉夫心理学家同事以这些数据为基础，进行了一项预防医学的实验，从而得出了下述结果：
（我们）试图用行为疗法来教会一些容易患癌症和得心脏病的人以更乐意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情，教他们对付压抑的办法，打消他们的情感依赖，让他们更加自立。换句话说，我们教会他们跟更为健康的性格类型的人一样去做。
具有高患癌可能的性格类型的100人被分成两组：50个人不使用这种疗法，另50名接受这种疗法。13年后，45位接受过本疗法的人还活着，而没有接受本疗法的那一组中，只有19位还活着。
我们对92名易发心脏病者进行了类似的实验，把他们分成接受组和未接受组。这里也有突出的差别，13年后，接受实验的那一组里有37名还活着，而另一组只有17人存活下来。
我们只能感到奇怪，为什么这样的实验没有进行复制或者没有人与之竞争。
特征理论仍然是心理学研究中具有指导意义的观点，它在不断地成熟，主要采取了特征理论中的“五大模型”的形式。
许多年以来，若干研究者在寻找比卡特尔看得更深的因素结构，并辨别出比他的16因素组更为全面，更为基本的因素集。30年前，其中的一些人对卡特尔的互动数据进行了再研究，他们说，他们可以找到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