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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朋友或亲戚的心理症时,他们才会来请教分析者,所以在此种情况下,分析者必须留意各种可能性──他们将会间接地藉此谈及自己的困难。因此,自负使他们对于自己的困难无法作真实的估计,而致不去找寻分析者帮忙。当然,并非每种特殊的自负都禁止他们去考虑接受分析,在内在冲突的解决法中,任何因素都可能会抑制了他去寻求分析之动机;譬如,退却的倾向可能大得让他们宁愿安于他们的烦扰或障碍中。或者,他们的自谦倾向可能会禁止他们不可“自私地”为自己谋利。
阻碍力在病人自己对分析所怀抱的期望中也会发生作用──当我讨论分析工作的一般困难时,我已提过这一点。再重述一遍,他一方面期待分析应该毫不改变他的心理构造,而又能除去他的障碍(烦恼)因素,另一方面,分析应该能实现他的“理想自我”的无限权力。此外,这些期望不只关系着分析的目标,而且也与达成目标的方法有关。他很少会对分析工作做适度的评价,其中所涉及的因素非常之多。当然任何人都难以赞赏分析工作,他们只会从阅读方面或偶而尝试要分析人或自己时,才会懂得分析的意义。但,就像任何其他新工作一样,只要他的自负尚未干扰他,病人必会及时学习有关的事项。夸张型的人抵估自己处境的困难,同时也高估他克服困难的能力,且认为凭他的头脑以及他那至高无上的意志力,应该能够迅即解决他的困难。退却型的人,因本身的惰性与缺乏动机而变得麻痹无力,他并不期望分析家赋予他神奇的线索,却会很有耐性地等着,他喜欢当个有兴趣的旁观者。当病人自谦的元素愈占优势时,只因为他的处境极苦且亟欲祈求帮助,所以,他愈会期待分析者挥动魔杖拯救。所有的这些信念与希望,当然都是隐藏在合理的期待层底下的。
此种期望的阻碍作用相当明显。不管病人是期待分析者,或是他自己能利用魔力以获得所想要的结果,他自己那种振奋工作所需的精力动机必已遭受到损伤了,分析也因而变为是种相当神秘而难解的过程。不消说,合理化的解释是无效的,因为它们根本就未触及内在的需要──这些决定了隐藏在“解释”背后的“应该”与要求。只要这些倾向产生话,病人是很希望能接受短期治疗的。但病人会过于忽略了这些治疗结果的发表只是有关症状的改变而已,他们会深深地迷惑着,误以为达到正常与完美乃是一蹴可即的。
这些阻碍力在分析工作中所表现的形式变化多端,虽然为了能迅速了解病情,认识这些形式对分析者而言乃是必备的,但我将只提到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同时我不打算把所有的力量都用以讨论他们,因为此地我们的兴趣并非在于分析的技巧,而是应该要了解治疗过程中的要素为何。
病人或许会变为喜好争吵、爱好讽刺、太具攻击心;表面上他可能很有礼貌地装出顺从的样子,而以此作为遮身的屏障;他可能表现得回避而令人无法捉摸,抛开主题,或忘掉主题;他可能马马虎虎,不假思索地谈论主题,仿佛此一主题根本与他自己毫不相干似的;他可能会发出自恨或自卑的咒语,藉此提醒分析者别再继续进行下去了──等等。所有这些困难在直接分析病人的问题时可以会发生,或者也可能会发生于分析者与病人的关系上。跟其他的人性关系相较,“分析的关系”在某方面对病人而言,乃是较为简易的。分析者对他的反应态度变化较少,因为他专心在理解病人的问题。但也有人认为此种关系较为困难,因为病人的冲突与焦虑会因之油然而生。不过它仍是一种人性关系,同时病人与别人之间所发生的困难,在分析的关系中也会发生作用。在此只提出一些显著的情形:他之强迫性地需要胜利、情爱或自由,大大地决定了关系的进展,而且使他对指导、拒绝或强制变得过敏。因为他的自负在进行的过程里势必要因此而受损害,所以他极易感到受屈辱。由于他的期望与要求,在分析中他常会觉得被挫折以及被虐待或被辱骂了;当分析者引发他自责与自卑的感受时,他会觉得宛若被控告及被轻视似的;或者,如果他正处于自毁的激怒的震击之下,他很快就会转而辱骂或虐待分析者了。
最后,病人常会高估分析者的重要性,在他们的眼中,他不只是一个凭藉训练自知以帮助他们的人。不管他们如何地通达世故,私底下他们还是将他奉为是术士,他对喜恶具有超人的能力。他们的恐惧与期望结合而产生了这种态度。分析家具有伤害他们、压服他们的自负,唤起他们自卑的能力,但也具有神效的医疗能力;简言之,他是个术士,具有推他们下地狱及提他们上天堂的能力。
由许多观点来看,我们可以坚定这些防御的意义。当我们分析病人时,对于这些防卫在分析过程中所具有的阻碍力,我们的印象会特别来得深刻,他们让病人难以──有时不可能──反省自己,了解自己以及改变自己。另一方面──就像弗洛伊德所发觉而提到的“阻抗作用”──他们也是导向我们问题的指标。当我们渐渐了解病人所需保护或提高的主观价值,以及他所逃避的危险何在之后,我们就会知道一些发生于他们身上的重大力量了。
此外,虽然病人的“防卫”态度导致了治疗上的多重混乱,以及──直言之──分析家有时也希望此种防卫行为会减少,但分析过程中,具有此种防卫态度远比没有时更不具危险性。虽然分析者竭力避免做过早的解释,但因为他缺乏上帝的全能力量,所以他无法阻止这项事实的发生──有时病人会产生比他所能解决的更为恼人的因素。分析者自认为自己的谈论对于病人是毫无弊害的,但病人却会以焦虑不安的方式去解释它。或者,甚至于分析者并无此种谈论或说明,病人也曾经由联想与梦境,而展开那种令人惊讶但却丝毫无益的回想或展望。因此,不管防卫在效用上是多么地具阻碍性,他们(防卫)仍需有一些积极的因素──他们是直觉自卫过程的一种表现,系因自负系统所创造出的那种危险的内在情势所致。
在分析治疗中所引起的任何焦虑,通常对病人而言都是危险的,因为病人易于将它认为是不全或损伤的征兆。但偶而也会不是这样的。“焦虑”的重要性只能就出现的前后关连而予以评价,它只能是意味着,病人已比某时候他所能忍受的更能去面对他的冲突或自负;在那种情况下,他惯常用以缓和焦虑的方法通常可以帮他去应付它。似乎是原本敞开着的通路在此又再度关闭了,他无法从感受或体验中获益。另一方面,急切的焦虑也具有明显而积极的意义,因为它可能表示,现在病人已觉得有足够的力量,更能镇定地去冒险以面对他的问题。
精神分析治疗之路是种古老的方法,在人类历史上屡次地被提倡。就苏格拉底与印度哲学的观点而言,它乃是经由自知而获得再定向之道。它的新颖与特别处,主要在于获得自知的方法之不同,而这都要归功于弗洛伊德的才华。分析家帮助病人了解所有作用于他身上的力量,阻碍性的或建设性的;他帮助他对抗前者而引动后者。虽然阻碍力的破坏作用与建设力的诱导作用都是同样发生的,但我们将分别讨论他们。
当我对本书所提的各主题作一连串的讲演时,有一次在我讲完第九次讲演而将谈及治疗之时,大家提出了问题,我的回答是:我所提过的一切都是有关治疗的。所有精神方面可能涉及到的知识,可以使每个人有机会找出自己的困难所在。此地我同样地要问,病人必须要知道什么才能铲除他的自负系统,以及除去由此所衍生的一切附带影响,我们可以简单地说,他必须晓得我在本书中所提到的每一件事:他对荣誉的探求,他的要求,他的冲突,他个人的特别解决法──以及所有这些因素在他的人性关系方面,与创作力方面所具有的影响为如何。
此外,病人不可只知道这个个别因素,而且也应该知道其间的关系与其相互间的作用。这方面最重要的,则是他应了解自恨乃是自负所不可脱离的伙伴,他不可能只具有其中一种,而缺乏了另一种。必须就整个人格构造来了解每一存在的单一因素,譬如,他必须了解他的“应该”乃因他自负的种类而定,“应该”之无法满足或达成,必会引发他的自责,于是这些自些自责依次地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