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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发生性关系。脱离关系乃是维持此种条件的最简易方法。与其他的心理症类型相反的，他并不期望从别人那儿得到更多的事物，不论是好的或坏的。即使在紧急的情况下，他亦不要求帮助。此外，只要事情不涉及到他的情感，他也许会相当乐意地去帮助别人，但他并不希求，甚至于也不期望别人的感激。
“性”所扮演的角色对他而言差异很大；有时“性”乃是他与别人交往的唯一桥梁。于是他可能经验过很多短暂的性关系，但迟早都会从中撤回，他认为性关系不应该像是沦陷于爱中一样。他可能完全知道那种他必需不受任何人牵累，或者他可能会以满足的好奇心，做为结束某种关系的理由之所在。于是他会指出，为经验某种新体验之好奇心，驱策他与某些女人有所接触，当然，当他经历过此种新体验后，她就变得不再吸引他了。在这些情况下，他对女人的反应，就如同对一幅新的风景画，或一＊新的志同道合的朋友的反应一样。即然他已知道他们不再引起他的好奇心，于是他需要转向别的事物上，这纯粹是他对“脱离关系”所做的合理化说辞而已。他比别人更自觉且更彻底地达成他那种旁观生活的态度，有时这会形成“渴望生活”的虚伪外表。
在某些情况下，他可能会将整个“性”的领域排斥于他的生活之外──甚至于到了熄灭所有这方面的愿望之地步。于是他不具性爱的幻想，或者他的性生活可能只包含着一些毫无结果的幻想。因此，他与别人的实际接触便停留在淡薄的友善关心上。
当他与某人维持某种持续的关系时，他当然也会在这种关系中保持他的距离（疏远），这种现象正与自谦型的人相反，后者需要与他的对象或伴侣兼并。他用以保持疏远的方法很多，他对排除“性”，将相当亲密地与陌生人维持一种恒久的关系，以满足他性的需求。相反的，他多少会将彼此间的关系局限于性接触上，而不与他的伴侣共享其他的体验【弗洛伊德已观察出此种特殊现象，他认为这是爱情生活的一种特性，且只发生于男性身上。而且他还试图用男性对于其生母的态度来解释它】。在婚姻中，他也许会对太太十分殷勤，但却未曾衷心地谈论过他自己。他可能会坚持他应有很多属于他自己的时间，或坚持要单独旅行，他也许会将关系局限于度周末或旅行等方面而已。
此地我想加一评论，其意义以后我们自会了解。害怕情绪爱到他人的牵累，与缺乏积极（正向）的情感不同。相反地，如果他能普遍地遏制柔弱的情感，则他不必如此警惕。他具有他自己的深刻情感，但这只是停滞在他的内心深处而已，那是他的私事，而非别人的事。在这方面，他与自大、报复的类型不同，后者虽然也与人脱离关系，但潜意识里却训练自己不具任何积极（正向）的情感。除此之外，他不想被别人卷入冲突与愤怒中，但自大类型却易于动怒，而且在与别人的激战中逞其个性。
退却者的另一特征，就是对于各种势力、压力、逼迫或束缚之过敏，这也是他“脱离关系”的要素。甚至于在他欲与别人相处，或参与某种团体活动之前，他马上就会害怕将受到长久的束缚，“他该如何才能自救”这个问题，始终在他的脑海里盘旋。婚前此种恐惧可能会演变成惊慌的心理。
他所愤恨而认为是强制（或逼迫）之事，其范围甚广，它可以是任何契约，譬如签订租约，或签定任何长期合约；它也可以是任何身体上的压力，甚至于是钮扣、腰带或鞋子；它可以是敌对的见解，他会愤恨别人所期望他或“可能”期望他的任何事物，譬如，像圣诞礼物、信件，或希望他在特定的时间内付账；它可以扩及风俗惯例、交通规则、条约以及政府的干涉等等。他并未参与这些战斗，因为他不是个斗士；但他内心却反叛着，且意识地或潜意识地藉着无所反应或遗忘等，以消极的方式来挫折他人。
他对“强制”的敏感与他的惰性以及愿望的退缩有关。因为他不想移动，所以他觉得人家之期望他做事乃是一种强制，尽管此种期望对他是明显有利的。如下述却与愿望的退缩的关系更为复杂：他有理由害怕任何具有较强烈愿望的人，因为那人会藉着自己那较大的决意而利用他，要他去做某事。如未经历过他自己的愿望或爱好，则当他真正追求爱好时，他将易感受到屈服于别人的愿望。举一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来说：有一个人被邀参加舞会，但举行舞会的夜晚，他与女友正有个约会，因此他觉得不该去参加舞会。后来他果真往赴女友的约会，却觉得他虽达成了她的愿望，但也愤恨她所运用的“强制”手段。一位很聪明的病人用下面这些话而将整个过程点化出来：“我们的天性是憎恶虚空的；当你自己的愿望平息时，别人的愿望就会冲入。”其实我们远可以附加上：不只是他们既存的愿望，而且连他们所宣称的愿望，或者他已外移到别人身上的那些愿望都会闯入。
对强制的敏感，在分析中所造成的实际困难愈困难，则病人不只会愈消极，而且会愈具反抗的态度。他可能会对此心存长久的怀疑，以为分析者想要影响他，而将他塑造成预定的型式。这种猜疑愈大，则病人的惰性，便愈会阻止他去体会任何暗示，虽然他屡次地被要求这么做。因为分析者所施与的影响不当，所以他对于隐含地，或明确地攻击到他心理症的论点的任何问题、陈述或解析都会加以驳斥。进行这方面的分析仍旧是困难重重的，主要是因他之不喜欢冲突，而不长期地表现出他的猜疑。他可能纯然地觉得这些都只是分析者的偏见或嗜好而已，因此他不需扰乱他们，而弃之为无关紧要之事。譬如，当分析者暗示病人与他人的那种关系是值得检点的时候，病人马上就会警觉到，而私下认为分析者乃是想要使他变得合群。
最后，憎恶改变伴随着退却而对任何事物感到憎恶，这在强度与形式上也各有差异。惰性愈显著，则他愈不敢冒险或努力以求任何改变。他不愿改变，情愿忍耐现状，不管是对于目前的职业、住所、佣人或配偶。他不会想到也许能够改善目前的情况。譬如，他也许可以重新布置他的家俱，争取更多的休闭时间，帮助他太太解决困难。但如果跟他暗示这些只会遭到漠视而已。除了他的惰性外，还有两种因素促成了这种态度，因为他少有期望，所以无论怎样，他改变的机会简直是微乎其微的。而且他还倾向于认为事情是不可改变的。人们都是这样的──这就是他们的性格；生活本是如此──它是命运。虽然他并不抱怨那种大多数人所无法忍受的情势，他对于事情的忍耐精神，看来常像是自谦者的殉难精神一样。但其相似处仅止于表面：他们仍起自不同的来源。
迄今，我们提到有关“憎恶改变”的例子，都是关于外在方面的，然而这并非我何以将之列为退却的基本特性的理由。对于欲改变周遭事物所表现的犹疑态度，在某些情况下是相当明显的。但是在其他某些退却者中，相反的，主要的表现却是好动。就所有的病例而言，每位病人同样都是明显地憎恶内在的改变，几乎所有的心理症【参阅《自我分析》一书第十章《阻抗作用的处理》】患者都会具有这种特性，但憎恶通常是为了解决或改变特殊的因素而发生的，譬如，当分析者欲移除患者某种特殊的主要解决法中的因素时，这种憎恶的态度就会表现出来。对于退却型的病人而言，这同样是真确的。但由于不变的“自我”观念深深地根植于他的解决法之性质中，因此他反对在本质上改变自己，此种解决之特质乃是从积极的生活中、从积极的愿望、奋斗与计划中，以及从努力与行动中撤退出来。他认为一切都是不可改变的，这正反映出他对自己的看法，不论他对“演化”谈论了多少──或甚至于他明智地赞赏有关演化的见解。在他心目中，分析应该是在于揭露过去，他认为这么做应该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他的事情。他一开始就不了解分析乃是一种过程，在过程中我们可由常新的角度来处理问题，我们也可以了解常新的关系，发觉常新的意义，而直到我们获得分析的根源，而能改变他的内在情势为止。
整个退却的态度也许是出自有意识的；在这种情况下，病人会将此种态度视为高超的智慧。但更常见的，就我的经验而言，病人大都未察觉出这种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