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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预先付了全款，按照惯例签署了一张表格，免除了B医生的一切责任（倘若他碰巧把事情搞砸的话），然后抓紧手提箱和一份当天早上的《泰晤士报》，因为我还没有筋疲力尽，一个小时后我被人领着穿过走廊，走上阶梯，进入这家诊所的建筑内部。我们一路走过去，气氛变得越来越浓重。房间挂的窗帘越来越厚重，越来越柔软光滑，越来越奢华。半身雕像出现了，我觉得还有些许浓重的香水味。过了一会儿，我看到一个身影穿过这个隐蔽之所的阴暗的凹室向我走来，这些凹室显然让我想起后宫的诱惑，而那身影一分也不少地让我辨认出一个婢妾的模样。那是B太太。她穿着白色长袍，我想她的腰间束有流苏边，巧妙地将一件土耳其式长袍的奢华与一件护士制服的清洁结合在一起。她金发碧眼，谨慎而神秘，用梦一般的方式说话，急切地确认我是否已经在旅行支票上签名。我斗胆嘟哝了一句，这可是一大笔钱。“一大笔钱！你会得到什么？他可是个卓越的大夫，一个卓越的外科医生！”她戏剧性地嚷道，像司仪神父一样挥动白胳膊，“要是这么卓越的医生都没法给你做手术，你还能怎么办？”回英国老家啰，我说，然后在那儿把这事儿搞定 “但是让我们别再谈钱的事儿了，”她急匆匆地打断我，把我裹挟到她的氛围里，一边打开一个像是作为客厅的房间的角落里的一扇小门，然后领着我走下一道螺旋楼梯。气氛马上又发生了改变。在私人区，一切都是闪光和香奈儿；下到这里，当我们出现在下面的走廊时，四处充溢的全都是门诊的严厉劲儿。就像是从苏丹的宫殿走到了宦官生活区，当时我想，这是一个不坏的明喻。
房间号真的被涂写在花朵形状的瓷漆上，色彩设计略呈粉红，走廊里放着一张婴儿床，扎着缎带，衬有软垫。但是一种有着严格目标的气氛弥漫着这个地方，因为那是手术区。B太太用手指向一扇慈悲地关闭着的门，说那就是手术室，“即使在现在，”她补充的话叫人毛骨悚然，“就在这会儿，还有一个美国人正在做手术。我的丈夫总是在工作。”她打开走廊上最后一道门，把我引进五号病房，说了声温柔但却冰冷的“晚安” 因为我想到了钱，这令她很不愉快 就把我留给了自己的命运。
现在天已经黑了，房间很不吸引人。这里灯光暗淡，地板没有干净到一尘不染，我很快发现水池压根就没有热水。我能够听到窗户外面传来一阵模糊的车流轰隆声，而楼下的巷子里传来更加清晰的街市喧嚣。诊所内部好像陷入一种永恒的静默，似乎我被禁闭和隔绝于一切其他生命之外 这种感觉也并不算太错，因为这里的钟不走，这一层也没有别的病人。没有人来。我安静地坐在床上，做《泰晤士报》的纵横填字游戏：因为，虽然说这种境况听上去似乎会让人压抑甚至惊恐，但我心中却丝毫没有感到忧伤，也没有恐惧的战栗，没有遗憾，没有犹豫。我无法控制的力量已经将我带到卡萨布兰卡这间诊所的五号病房，所以，即使我曾经想要逃跑，此时也没法再跑了。
晚些时候，两个护士来了，一个是法国人，一个是阿拉伯人。她们说，接下来就轮到我了。她们是来给我做预先注射的，同时我必须把私处剃干净。“你有剃刀么？请脱掉衣服，自己剃。我们等着你。”她们坐在桌子上，晃着腿，一个抓着皮下注射器，另一个端着一钵消毒液。我脱掉衣服，拿起剃刀，在赤裸裸的光线下209感到很难受，用水龙头里的冷水和一块摩洛哥肥
皂剃净阴毛，两个女孩嘲弄地望着我，偶尔彼此聊两句。我到现在都还能看到她们，晃着腿，而我正在不舒服地挣扎，是病房中央灯光最明亮处一个孤独的赤裸的形象。
最后毛剃干净了，她们把我按到床上打了针。“睡吧，”她们说，“过一会儿就手术。”但当她们走后，我爬起来，因为药力开始发作而浑身打颤，但还是走到镜子前和自己说“再见”。我们永远不会再见面了，所以我想要与这另一个自我最后一次长长对视，并且眨巴眼睛祝福好运。在我这样做时，外面一个街头小贩在竖笛上吹出一段精妙的琶音，他沿着那条街，用甜蜜的渐弱音一再重复着那个非常温柔而欢快的曲调。天使的飞翔，我对自己说，就这样蹒跚着走回床上，不省人事。
当我醒来时已经是一片漆黑，里里外外都没有声音。我立刻警觉起来，但当我小心翼翼地试图探究自己的身体状况时，却发现自己连一根手指头也动不了。我被人以某种方式捆在床上。我的胳膊向外张开，好像被皮带捆在床上，而我的腿好像不再存在。我能够略微抬起头，但是没有用，因为这团漆黑是不可穿透的。这大概就跟躺在坟墓里的感觉是一样的吧。诊所里完全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就算我狂喊乱叫，也不会有人听到。我略微有些好奇，是否有什么事儿出了大错，我实际上已经死了？但是没有，我的呼吸好像还好好的，我的头脑还在运转，毫无疑问，腹部肌肉的一丝谨慎的收紧似乎在告诉我：我被缠上了厚厚的绷带，也许下面还插着管子。在我看来，大体上我还活着，还很好，并且在卡萨布兰卡变换了性别。
我总是把我的谜团想像成一个精神方面的问题，而其他人也宣称它完全存在于心里。但在30多年后，荷兰医生检查了6个有异性转化欲者，发现每个人的下丘脑（位于大脑的底部）都有一个特定区域相对于普通男子小得不正常，并且，实际上比大多数女人还要小。这似乎表明，这种现象具有某种与心理原因相对的生理原因，不过，我仍然愿意选择那些神秘的解释。
南非黑与白
20世纪70年代，整个非洲一片混乱，许多年轻的国家挣扎着穿越一片贫穷、腐败和历史淆乱的沼泽，寻找其现代身份。在20年前我首次拜访过的南非共和国，你能够看到它正努力将自己拔出根本性的人性冲突 对肤色的反感。在全世界的反对下，少数白人通过种族隔离制 该制度让阿非利卡人拥有政治特权，让英裔白人始终无法获得自信，让黑人和有色人种彻底无力无助 的伪意识形态保留其至上地位。《滚石》杂志委派我独自前往观察。
高踞于南非共和国行政首府比勒陀利亚之上，一座矮而宽的球根状纪念堂耸立于山岗，俯瞰德兰士瓦省受风侵袭的辽阔高地 在这片高地草原上海拔5 000英尺处，距离大海400英里的地方，位于非洲大陆最辉煌的一块非洲区域。这是南非白人至高无上的圣殿。如同硬币和报纸被埋在桥梁的基础之下，被填进这块巨大厚重的石制品中的，是最深刻的种族隔离基本原理，错综复杂的政治设计 包含着神秘主义、经济学和欺诈 白人种族正是凭借它才在这片大陆的最南端维持着凌驾于黑人之上的特权地位。在其他任何地方，曾经是半个世界主人的白人种族都已经退出被其征服的领土，但在南非，白人们仍然毫不妥协地坚持其特权，对抗着那可怕而庄严的黑色动荡的浪涛。先民纪念堂解释并表达了此种不妥协：因为它如此强硬地耸立于其山丘上，仿佛由拱顶、拱门、仪式性的梯级支撑着，被如此之深地插入土壤中，以至于看似除了巨灾大难，没有什么能够摧毁它。
这块碑的正面纪念的是牛车大迁徙牛车大迁徙（Great Trek），在这场传奇的逃亡中，阿非利卡人从海岸迁入这些偏远可怕的高地，于19世纪早期建立各自的独立共和国，将他们的文化扎根于这片土壤中。但是它的意义比这更深远。在如此遥远地退入非洲内陆的过程中，阿非利卡人刻意地否定了外部世界的价值观，宣称他们决定在自己不受侵犯的家园里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特别是，他们永久性地放弃了由海岸边实用主义的英国人强加于他们身上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论点。阿非利卡人推论的基础是：并非一切人都是平等的，尤其是这个国家的土著黑人，按照神的意旨他们注定是劣等人，是伐木者和挑水工。在大迁徙中，阿非利卡人中的狂热者赶着牛车蹒跚而行，比以往更深地进入荒凉腹地，这一旅程排除万难，带着大量精神光辉，将他们和他们小小的民族直接引向如今吞噬其国的肮脏的种族绝境：白人与黑人险恶地对抗。
这座纪念堂是一个神秘的建筑，如同一个诺言或牺牲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