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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夏天一个下着毛毛雨的早晨，在75岁生日前没多久，我去林恩半岛上一个小村子里参加政治集会。这个半岛位于威尔士左上角，是一个威尔士特性的著名堡垒。几百个人聚集于此，表达他们的沮丧不安，因为英格兰移民涌入导致威尔士文化和语言被削弱。
这不是一种新的焦虑。1 000年来，威尔士爱国者们始终对英格兰人的入侵充满愤恨，有时是激烈的愤怒。然而，对我来说，这次集会表达了某种更加深远的东西。与会者不是好开飞车、挤满村里的会堂或者聚集在外面听扩音器里演讲的年轻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是清醒自制的、有礼貌的威尔士农村人，各种年纪都有，他们觉得自己古老的生活方式处于致命的转折点。他们悲哀而严肃地倾听，我感到他们本能地知道，威胁他们传统的，不仅是潮涌般的英格兰退休者和二套房购买者，更是他们背后隐现的无穷大的格格不入的影响：巨大的、尚未成熟的、几乎无法想像的金融、科技、全球化、均质化的力量，正在压迫他们，并开始让他们丧失自我。在我看来，远远地发生在欧洲边缘的这件微不足道的事儿，它所关心的是世界从未听说过的一种语言和文化，它以骚动不安的预兆而非任何激烈行动作为标志，它是一种正让21世纪的新世界蒙上阴影的模糊的不适感的症状。在这50年里，在我的世界里，我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老天知道，世界上有那么多的恐怖、悲惨和痛苦，从冷战到艾滋病 什么时候没有？ 但就整体而言，它对我来说仍然是一个相对正直的时代，一个拥有某种承诺的时代。实际上，在20世纪我正当盛年时，当我漫游这个星球时，我总是爱幻想，某种第四世界正在形成，那是一个超越了边界的民族，一场大离散和一个正派人的共济会，它的价值观有一天将会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
林恩半岛上那些村民肯定是这样一个善意的民族的潜在成员，但是，在2001年7月那个潮湿的早晨，他们似乎并不打算继承这个星球。相反，他们急切的争论和对绝望的宣告让我感到，在这个新世纪的开始，我自己曾有过的那种充满希望的时代思潮已然衰退，精神亦是如此。因此，不久以后我最后一次出发环游世界，寻找接下来的时代思潮。我几乎是立刻就在俄罗斯的彼得堡遇见了一位前苏联红军的空军上校，他孤身一人，住在一栋明显已被废弃并且相当破败的廉价公寓里，他的房间里床没铺，碗没洗，感觉很不舒服。在我看来，他像是一个笨拙的挣扎者。他告诉我，20世纪失落的苏联帝国曾经是他生命的支柱。他曾经经过一番努力往上爬，从少先队员的红领巾到红军空军那滑稽的软塌塌的帽子与巨大的肩章，接着他又突然走了下坡路，从对自己作为国家主人并且拥有特权的绝对确信中跌落到这个荒凉庭院之上的没铺好的床上。他忍不住疑惑这一切全都是咋啦。
我马上意识到，他是一个原型。到处都有人有和他类似的不安，有同样迷失方向的被背叛的感觉。这个世界的空气中有某种发热的东西，像是即将高烧一场。美国成为一个可以随心所欲的强权，这件事儿里包含着某种有威胁和不健康的东西。科学似乎正在胡乱地修补那些几乎拥有超自然意味的问题（一个埃及学生郑重其事地向我保证，要不了多久，人类就能够掌握创造生命的奥秘），关于它，有某种不祥的东西。说到互联网，这个渗入私宅的通灵的存在，它有某种叫人毛骨悚然的东西。
“男人为了什么？”在的里雅斯特，有人这样问我。“告诉我 我们为了什么？”男女关系的巨大改变令他感到困惑，让他没法确定自己的新地位，就像许多女人对她们的新地位一样。“没错，我是个基督徒，”旧金山的444一张咖啡桌上，一个女人明确地告诉我，“但是，我不知道，也不再相信和基督有关的一切。”穿过生命的中途时，她发现自己的天真不幸地丧失了。“青蛙怎么不见了？”在英格兰，一个孩子问我。生命才开始，她已经观察到大自然的普遍的退化。
世界各地的人们的融合，曾经是一个多么幸福的征兆，如今开始感觉受到压制。在夏威夷，据说你必须证明自己的祖上在那座岛上生活了超过一个世纪，才能在某一片海滩上泊你的独木舟。我抵达澳大利亚时，正好赶上从一艘沉没的船上救起的450名亚洲难民被遣返回国 “人已经够多了，”《悉尼每日电讯报》上刊登的一位A 普尔兹比拉先生（原文如此）的来信中写道，“澳大利亚不是全世界沮丧者的垃圾场。”最令新时代的精神迷失方向的基本上是每一天每一分钟都在不断扩大的带来阻碍与挫折的鸿沟，它横在富人和穷人之间，酒足饭饱者与饥肠辘辘者之间，横在拥有很多并且希望拥有更多的那些人与几乎什么也没有并且什么更好的也指望不到的那些人之间。
我们全都被弄糊涂了，在继续旅游时，我逐渐觉得一切都不确定起来，有时我突然想到，这种状况甚至让我们的思想变得边缘模糊，并让我们的言语变得更加不精确。在美国，有人告诉我他最近读到的关于一部电视连续剧的评论。这段评论说，“这部连续剧，满足了一个长期被需要的需求” 我得承认，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意识到尽管它的句法没问题，但意思却明确无误地是不确定的。徘徊不去的对帝国主义的指责，技术的神话，种族之间的憎恶，平衡的变化，对进步的困惑，金钱与权力的腐蚀 在我看来，这一切正在抵达某种黑暗的高潮。多年来，一代接一代的老顽固与傻老头想让我相信世界正在走向衰落，我对他们始终是嗤之以鼻。到如今，我开始害怕他们可能一直是对的。我所感觉到的，并非朝向启示录般灾变的猛冲，而是将我们到处乱扔乱掷的一大堆彼此分离、相互矛盾的力量，颇像是我们偶尔听说过的，宇宙自身从一个漂浮的气体的大杂烩中旋转着产生。
随着年岁日长，我比以往更清晰地认识到，那个终极问题“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没有并且永远不会有答案。多少个世纪以来，最真诚最聪慧的头脑用各种各样的胡言乱语瞎扯过这个问题，从圣彼得教堂的大弥撒到施咒的巫医。我逐渐认为，从一个时代进入另一个时代，我们最好是忽略这个谜题，照我看来，只需要一条戒律帮助我们处理事务：与人为善。这个简单的指令包含着一切宗教的最高教诲。它灵活到足以体谅自由意志和人性的脆弱，但在核心处又坚如磐石 硬得像圣彼得的岩石，神秘得像麦加的黑石，简单得像英国的史前巨石阵，朴真得像佛陀的菩提树，权威得像摩西的律法。
是的，结束旅行，登上回家的航班时，我暗自思忖，善是一条能够透视我们的原则，作为一条生命规则它如此直率坦诚，以至于我们全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不需要神学家为我们解释。沉思着这条简单的戒律，我回忆起圣彼得堡那位困惑的上校，开罗的学生，夏威夷的独木舟主人，普尔兹比拉先生，幻灭的的里雅斯特人，消失的青蛙，失落的信仰，还有距我家那么近的林恩半岛上那些担忧的村民，我想像着，对善的普遍的热诚与投入会怎样安抚他们的全部焦虑。2001年9月10日，我沉思着回到威尔士。
第二天，在遥远的可爱的老曼哈顿，接下来的时代思潮宣告了自身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