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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中医学的主要理论之一；两者的理论关系在哲学中的统一；构成了独具理论特色的中医的治法和治则的诸要素；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反映出中医学中的认识论的哲学体系；是与中国哲学的本体论一脉相承的。探讨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分析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所反映出的中国哲学内涵；是哲学的重要任务；而道教学者在修练和医疗实践中总结出的功理功法；无疑是对问题的解决；而这些应在当代加以研究的。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对疾病认识并采取相关的医治方案的中医学的重要的理论；两者反应出的对疾病的认识；就人是自然界的整体存在物于其中而言；是相当深刻的。八纲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病因辨证等；辨证虽有相当多的方式；但以阴阳为体。《周易》有“一阴一阳之谓道”之论；是辨证的总纲。施治与辨病施治虽表现为“同病异证”、“异病同证”、“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较为复杂的关系；但只要在阴阳上辩病识证；就可事半而功倍。总之；中医学理论体系是一种高级的综合性的学术修养；与形而下的西方医学绝不相同。
由于以上的中医医疗特点的存在；中医学人才的培养的教育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这关系到中医学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就目前我国的中医学人才的培养教育体制而言；由于与中医学自在的规律相悖；已严重的阻碍了中医学的发展；降低了中医的医疗水平；不但少有近古以前的大家；而且使目前的中医学人才也青黄不接。
我认为；中医学的发展道路应在以下的改革中进行：
1；改革中医学的教材。应编写中医哲学教材；增加开设以“道”为基本内容的“中医哲学”课；锻练加强学生的哲学思维能力；使学生建立起一定结构的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以利于中医学的学习和中医的医疗实践。不但如此；还应在普通小学教育中；增加以中医学为基本的世界观和养生学教育；真正的使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对生产高素质的中华民族而言；这一点也是相当重要的。
2；中医人才的培养道路；应走“师徒制”；这是中医学内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模式之传承所必需的；这不但为中医学技术的口授心传特点所决定；更多的则是中医学的道德伦理的特色所限定的问题。实践表明；这一不成制度的制度；为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医圣手。但现代的中医教育体制下少有这样的人才出现；其中的教育体制不可不彻底的反思。
3；中医学问中；向有“学医三年；天下无不治之病；行医三年；天下无可用之方；”之论。因此；中医学不同于其它学问；其所探索和解决的问题；是中医学者终生所追求的学术问题。所以；政府在医学的管理模式上；应尊重中医学的学术特点；保护和礼遇中医学人才；使其学术研究不被政治所左右；并为其创造优越的学术研究和生活环境；使优秀的青年能够走进学习中医学的大们并为此而贡献。这是保护和发展中医学的当务之急。
4；改革中医学的医疗模式；采用以中医诊断为主、西医医疗仪器诊断为辅；中药和道教内丹疗法为主、西药为辅的治疗方法。
5；抱朴子葛洪有“食补不如药补；药补不如气补”的重要的医疗思想；因此；中医疗法应采用以重在内养精气神、以合大药为内药的治法治则为主；辅以中药调整和治疗的道教医学体系。道教医学体系的实行；不但可彻底根治疾病；提高人们的生存境地；并可在相当的程度上补中医和中草药资源的紧缺。因此：
6；中医院的办院方针应以道教内功为主；药物为辅；疗养与治疗并重的医疗模式。对患者授以道教内丹功法、四时养生、动静相宜为辅的医疗思想；在练功中辅之于中药。这一医疗模式的实行；使之患者能在今后的生活实践中持之以衡并长期受益。
以上应为中医学在当代发展的长期国策。
总之；中医学是人类文化中独特的不可多得的宝贵的财富；在其发生和发展的历程中与中国道家哲学息息相关、与道教学者的身体力行的医疗实践中所做的贡献密不可分。但是；中医学尽管理论成熟；门派众多；在历史中所形成的医疗模式表明（以中医七大门派的理论为主）；其治法治则上的主体部分都是采用投以中草药物、以经方为主、时方验方为辅的医疗方法。在人类理性不断进步的当代；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不断深入；随着当代哲学革命的完成；中医学必将最后完成以道教医学为主体医疗模式的转向；而这一转向是在近代就应完成的；只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致使这一工作无法进行。历史将表明；厚西薄中是浅薄的。在当代中国文化热的国际大环境中尽快的完成这一工作；使中医学在世界医学中重放异采；中国的哲学和医学学者责无旁顾、任重道远。我们当以此共勉。神农尝百草，传说中的实在
其他 中医常识
以神农为本草之宗的神话已经流传了几千年，近年来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发现一些早期古代文献的记载并非仅仅是旨在尊圣尚古，而是以历史真实性为依据的。神农和药的关系最早见于《淮南子。修务训》：“神农乃始教民，尝百草之滋味，当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由此医方兴焉”。说尝百草，有了药而医学勃兴。后又见于《史记补。三皇本纪》：“神农氏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既尊神农为三皇之一，又是医药的创始人。《世本》也说：“神农和药济人”。可见神农不只是尝百草认药，还有遣药之能。宋代刘恕又把以上诸论综合起来，他在《通外纪》中说：“民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尝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以疗民疾，而医道立矣”。近年考古尚没有发现方书，但确认了尝百草的历史年代和活动区域，说明古人以神农尝百草之说溯本崇源言大道的立意正确不谬。
现代考古认定，距今五千至一万年前，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期，即传说中的神农时代，距今五六千年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向青铜时代过渡的时期，即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神农、黄帝既是氏族领袖，又是氏族和部落的称号，分别代表着两个时代。神农氏族，姜姓，又称炎帝，《大戴礼记。五帝德篇》又称赤帝，原是西戎族的一支，以牛为图腾。最早居住在大西北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甘肃、青海、陕西等省，炎帝族先于黄帝族自西北进入华北、中原等地区，后来又逐渐向南方转移至湖湘。炎帝族在进入中部地区时，与最早进入中部地区的南方“蛮族”的九个部落联盟的九黎族发生冲突：蚩尤是九黎族的首领，兄弟八十一人，即八十一个氏族的酋长，炎帝族被迫逃避到涿鹿，后来炎帝族与姬姓、号轩辕氏又号有熊氏的黄帝族联合，在涿鹿大械斗，攻杀蚩尤。继后炎黄两族在阪泉发生了三次大冲突，黄帝族统帅以熊罴、貔貅、虎的各族打败了炎帝族，之后炎帝族逐渐在中部定居下来，延续了炎帝的文化。
神农氏族时代，以农业为主，畜牧业也是重要的部门，并有制陶、纺织等手工业，已经用弓箭，有货物交换。在陕西半坡遗址出土有石斧和骨锄，有一陶罐粟在居室内发现，另一陶钵粟是作为殉葬物放在墓葬里。在湘南，八千年前左右的澧县八十？遗址，发现稻谷和大米两万多粒，是全世界史前稻谷物发现最多的地方；还有木耒，木铲和骨铲等农具，以及木杵等加工工具，与《周易？系辞》“神及氏作，木为，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的记载完全相合。成书于战国中期的《尸子》说“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续三皇本纪》记载炎帝称帝“五百三十年”。近年史家据澧县八十？遗址发掘出的一些台基式建筑，认为该处曾是6500年前神农氏族的中心所在。第一代神农当是从这里出发南巡为民治病，因误尝断肠草而崩葬于长沙茶乡之尾，这也与神农氏尝百草而遇毒的传说相合。神农氏族因缔造农耕文明而被拥载为中心氏族，其子孙从此繁衍于四方。最后一代炎帝榆罔部落，因败于阪泉之战，叶落归根于先祖的寝陵附近。
据以上考古资料，足以说明中药起源于先民的农业文明时代，尝百草遇毒，果然实有其事，故《墨子。贵义》说：“譬若药然草之本”，后世以此称中药学著作为“本草”。汉代把药学名著冠名《神农本草经》，既是“言大道”（《尚书。孔安国序》），又是对先人发现药物的尊崇。南北宋时期我国医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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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