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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偏方大全-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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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壮观,方相氏是这种舞中的重要角色。《后汉书·礼以志》、张衡的《东京赋》对此都有记载。它反映了人们用自己的声威战胜疫疾的豪壮气慨。
秦汉时期,由于战争、疫病等原因,人口增长速度慢,所以对儿童和妇女及其生育比较重视,这也是受秦赵等地遗风的影响,医生治病大抵也要注意这些,《礼记·曲礼上》记载:“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反映当时重视风俗的情况。汉代尊老之风很浓,如“仲秋之月,案户比民,年七十者授以玉仗,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玉杖长尺,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鸟也,欲老人不噎。”(《后汉书·礼仪志》)在出土的汉代玉杖实物、汉画象砖、石刻中常能发现。赐鸠杖作为尊老的一种象征,有其含意,古人认为“鸠肉,明目,多食益气,助阴阳,久病虚损人食之补气,食之令人不噎。”“古老仲春罗氏献鸠鸟以养国老,仲秋授年老者以鸠杖。云鸠性不噎,食之且复助气也。”(《本草纲目·禽部》卷19)这种敬老风俗到东汉时更盛。甘肃武威东汉一医家墓出土《治百病方》的同时,即有一鸠杖,与此同时还有厚葬的时尚。
二、思想风俗与医事活动
秦代以法冶国,在医药卫生方面也是如此。据云梦秦简记载,凡外来宾客入城,对其车上的衡轭要用火熏燎,以防马身上未被消灭的寄主虫等附着在衡轭和驾马的皮带上。用火熏燎的风俗是历史上延续最久的风俗之一,用这种方法除有防虫害作用外,对一些细菌和病毒也有杀灭作用,带有防疫性质,对于麻风病,秦人已不认为是命中注定,而是早发现,严格管理,地方官吏知有可能患麻风病者,即送官府由专人检查。采取隔离措施,对麻风病人死囚,采取活埋和淹死的办法,这在当时在一定程度上对防止麻风病,有其积极意义。
《吕氏春秋》和《淮南子》,表现出道家与医学的密切联系。《淮南子》中对养生导引、炼丹、药物等多有研究,道家思想至《周易参同契》出现了又一个嬗变,更将研究的目标放在医药和人体的深层文化问题上。
从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对医药文化的发展同样产生了深刻影响。儒学的伦常原则,济世利天下的入世理想,在医药实践中强调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健自身。有些儒士弃儒从医,既扩大了医生的队伍,提高了医生队伍的文化素质,对医术和医德的发展都有促进作用。在儒学思想的影响下,对病人的护理上也体现出君亲有疾,臣子须精心侍候。但孝道中的提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倾向,则导致对解剖学发展的阻碍,而儒学重人事远鬼神的观点,对促进医药学科学化、冲刷宗教神学的渗透起着积极作用。
秦汉时方仙道的影响较深,秦代的茅蒙,汉代的张良习服食辟谷、王仲都修炼御寒暑功夫,多有神秘色彩,东汉道教兴起后,为了在民间发展教徒,也多采用医药作为手段。《太平经》中对炼气、眼药、针灸等也有记述,大量吸收医药知识为宗教活动服务。
秦汉时期的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学者及其学派,对于破除神仙宗教的迷雾,正风俗、美教化、促进科学文化事业发展发挥了良好作用,汉初陆贾指出:“人不能怀仁行义,分别纤微,忖度天地,乃苦身劳形。入深山,求神仙,弃二亲,捐骨肉,绝五谷,废诗书。背天地之宝,求不死之道,非所以通行防非者也。”东汉时王充,在《论衡》中有多篇论及天人关系、神形关系、医药史事、卫生保健、疾病防冶,以及改变不良卫生时尚等等,在王充所处的时代,宗教意识泛滥,仅汉光武帝二年(公元26年)“初制效兆于洛阳城南”时,所祠诸神多达1514种,至汉章帝时这种风气更盛,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王充力匡时敝,批判神仙说、骨相说、以及感生巫术、迷信禁忌、不求实际的择时择地等,阐述富有哲理而又科学的医学见解,认为人寿命的长短与禀气薄厚有关,并非命定。“称赤松、王乔好道为仙,度世不死,是以虚也。”“图仙人之形,体生毛,臂变为翼,行于云,则年增灸,千岁不死,此虚图也。” 
唐代诗文中的眼外科手术 其他 中医常识 
唐代眼外科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除金针拨白内障外,翼状胬肉割除、倒睫拔除术等已是常见的眼外科手术。唐代眼外科发展的原因有二:一是经魏晋南北朝时代,在学风和认识上,突破了经学的束缚,医学重技术、重实用,医家对“毁伤”父母遗体的手术不再视为禁区,二是得益于交流和吸收,主要是吸收了印度医学。对于眼科之学,魏晋以后译自天竺(古代印度)的《龙树论》已盛传于唐代,宋以后该书亡佚,其佚文可见于《医心方》、《医方类聚》等书中。在《千金方》、《外台秘要》等类书中也有些关于眼科疾病诊治的论述,但对手术的操作记述不多,倒是在一些诗文中却有一些描述和较详细的记载。
在诗人杜牧的《樊川文集》中,曾记有擅长金针拨障术的两名医生,还记录了他们对病变特征的把握,对手术适应症的选择和操作要领等。在赵璘的笔记小说《因话录》中,曾记述宰相崔慎由,左眼生肉瘤,几乎遮蔽瞳孔,影响视力,后来经医生谭简成功地做了切除手术的经过。当时崔慎由正在浙西任廉察史,听说扬州有穆医生擅长治眼病,托淮南判官杨收延请。后收到回信,说“穆生性粗疏,恐不可信。有谭简者,用心精审,胜穆生远甚”,于是崔慎由便转请谭简前来治疗。谭医生诊后即说,此病为转手之劳,但在治疗时要集中精神才能获得疗效。崔慎由回答说,在治疗时我连妻子也不告诉。谭简提出,要选择晴天的正午安排在一个清静的房间做手术,又询问崔的饮食如何,崔回答虽然饭量不大,但尚能吃饱,谭医生很满意,并提出手术当天应当在住宅的北楼施行,仅让一少年家仆在旁侍候,不让其他人知晓。谭医生先让崔慎由饮酒为麻醉之用,之后用手术刀切除肉瘤,再用纱布拭血后敷以粉剂,手术完毕才告诉崔的妻子。后来崔慎由奉调到金陵,待到他升为宰相时,谭医生已逝世了。这一病例在《新唐书·崔慎由传》也有记载:“始,慎由苦目疾,不得视,医为治刮,适愈而召”;此可以作为印证。小说《因话录》对诊治过程的记述远较史书详细得多,可堪为一篇珍贵的医学文献。其中提到,术前要问及病人的饮食情况,利用中午的日光为手术照明,以饮酒减轻疼痛,要求病人“安神不扰”,这些处理原则都极有科学道理。
在被称为“盛世之韵”的唐诗中,常有佳句描述金针拨白内障术。如杜甫有“金篦空刮眼,镜象未离铨”,李商隐有“约眉怜翠羽,刮膜想金篦”等名句。在《全唐诗》中已有数首,正可以诗证史。现仅记二首如下:
白居易:《眼病二首之二》
眼藏损伤来已久,病根牢固去应难。
医师尽劝先停酒,道侣多教早罢官。
案上漫铺《龙树论》,合中虚捻决明丸。
人间方药应无益,争得金篦试刮看。
白居易晚年患白内障,除《眼病二首》外,还有《病眼花》、《除夜》等诗也记述病情,“合中虚捻决明丸”句,另一版本作“盒中虚贮决明丸”。
刘禹锡:《赠眼医婆罗门僧》
三秋伤望眼,终日哭途穷。
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
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
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
唐代称金针拨白内障手术为金篦术,看来这一词汇更文雅简炼。刘禹锡用此诗赠来自印度的眼科医僧,也可见当时中外医学交流情况。
值得提及的是,金针拨白内障技术在唐代以后并没有得到广泛普及,而是不绝如缕地传薪至今,其中主要是在道教医学和佛教医学中承传,这在其后的文献中也有记载。例如在元代郭翼的《雪履斋笔记》中,记载宋代显仁皇后韦氏两目失明,募医疗者莫能奏效。有道士应募,用金针拨白内障术,使“左翳脱然复明”。在清代昭梿的《啸亭杂录》中,记载高邮医人曾某用金针拨白内障术,使著《十七史商榷》的大学者王鸣盛双目复明。此事史学家赵翼也曾作诗盛赞其事。在户生甫的《东湖集》中,记述楞严寺僧人吴环照为杨翼皇施针拨术时,重视选择治疗时机,初诊时吴诊察后说:“目翳尚嫩,未可治也。归食发物,使其障厚,视日如昏夜,乃可奏功。请俟期年后!”患者便等待,直到“至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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