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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永远把一切人生的愚昧为你的艺术去牺牲！艺术，这是高于一切的上帝！”
因此他已达到了终身想望的目标。他已抓住欢乐。但在这控制着暴风雨的心灵高峰上，他是否能长此逗留？——当然，他还得不时堕入往昔的怆痛里。当然，他最后的几部四重奏里充满着异样的阴影。可是《第九交响曲》的胜利，似乎在贝多芬心中已留下它光荣的标记。他未来的计划是：一八二四年九月十七日致肖特兄弟信中，贝多芬写道：“艺术之神还不愿死亡把我带走；因为我还负欠甚多！在我出发去天国之前，必得把精灵启示我而要我完成的东西留给后人，我觉得我才开始写了几个音符。”书信集二七二。《第十交响曲》，一八二七年三月十八日贝多芬写信给莫舍勒斯说：“初稿全部写成的一部交响曲和一支前奏曲放在我的书桌上。”但这部初稿从未发现。我们只在他的笔记上读到：“用Ａｎｄａｎｔｅ（行板）写的Ｃａｎｔｉｑｕｅ———用古音阶写的宗教歌，或是用独立的形式，或是作为一支赋格曲的引子。这部交响曲的特点是引进歌唱，或者用在终局，或从Ａｄａｇｉｏ（柔板）起就插入。乐队中小提琴，……等等都当特别加强最后几段的力量。歌唱开始时一个一个地，或在最后几段中复唱Ａｄａｇｉｏ（柔板）——Ａｄａｇｉｏ（柔板）的歌词用一个希腊神话或宗教颂歌，Ａｌｌｅｇｒｏ（快板）则用酒神庆祝的形式。”（以上见一八一八年笔记）由此可见以合唱终局的计划是预备用在第十而非第九交响曲的。后来他又说要在《第十交响曲》中，把现代世界和古代世界调和起来，像歌德在第二部《浮士德》中所尝试的。《纪念巴赫的前奏曲》，为格里尔巴策的《曼吕西纳》谱的音乐，诗人原作是叙述一个骑士，恋爱着一个女神而被她拘囚着；他念着家乡与自由，这首诗和《汤豪舍》（ A按系瓦格纳的名歌剧）颇多相似之处，贝多芬在一八二三——二六年间曾经从事工作。为克尔纳的《奥德赛》、歌德的《浮士德》谱的音乐，贝多芬从一八○八起就有意为《浮士德》写音乐。（《浮士德》以悲剧的形式出现是一八○七年秋。）这是他一生最重视的计划之一。《大卫与扫罗的清唱剧》，这些都表示他的精神倾向于德国古代大师的清明恬静之境：巴赫与韩德尔——尤其是倾向于南方，法国南部，或他梦想要去游历的意大利。贝多芬的笔记中有：“法国南部！对啦！对啦！”“离开这里，只要办到这一着，你便能重新登上你艺术的高峰。……写一部交响曲，然后出发，出发，出发……夏天，为了旅费工作着，然后周游意大利，西西里，和几个旁的艺术家一起……（出处同前）施皮勒医生于一八二六年看见他，说他气色变得快乐而旺盛了。同年，当格里尔巴策最后一次和他晤面时，倒是贝多芬来鼓励这颓丧的诗人：“啊，他说，要是我能有千分之一的你的体力和强毅的话！”时代是艰苦的。专制政治的反动，压迫着思想界。格里尔巴策呻吟道：“言论检查把我杀害了。倘使一个人要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就得往北美洲去。”但没有一种权力能钳制贝多芬的思想。诗人库夫纳写信给他说：“文字是被束缚了；幸而声音还是自由的。”贝多芬是伟大的自由之声，也许是当时德意志思想界惟一的自由之声。他自己也感到。他时常提起，他的责任是把他的艺术来奉献于“可怜的人类”，“将来的人类”，为他们造福利，给他们勇气，唤醒他们的迷梦，斥责他们的懦怯。他写信给侄子说：“我们的时代，需要有力的心灵把这些可怜的人群加以鞭策。”一八二七年，米勒医生说“贝多芬对于政府、警察、贵族，永远自由发表意见，甚至在公众面前也是如此。在谈话手册里，我们可以读到：（一八一九年份的）“欧洲政治目前所走的路，令人没有金钱没有银行便什么事都不能做。”“统治者的贵族，什么也不曾学得，什么也不曾忘记。”“五十年内，世界上到处都将有共和国。”警察当局明明知道，但对他的批评和嘲讽认为无害的梦呓，因此也就让这个光芒四射的天才太平无事”。一八一九年他几被警察当局起诉，因为他公然声言：“归根结蒂，基督不过是一个被钉死的犹太人。”那时他正写着《Ｄ调弥撒曲》。由此可见他的宗教感应是极其自由的。他在政治方面也是一样的毫无顾忌，很大胆地抨击他的政府之腐败。他特别指斥几件事情：法院组织的专制与依附权势，程序繁琐，完全妨害诉讼的进行；警权的滥用；官僚政治的腐化与无能；颓废的贵族享有特权，霸占着国家最高的职位。从一八一五年起，他在政治上是同情英国的。据申德勒说，他非常热烈地读着英国国会的记录。英国的乐队指挥西普里亚尼·波特，一八一七年到维也纳，说：“贝多芬用尽一切诅咒的字眼痛骂奥国政府。他一心要到英国来看看下院的情况。他说：‘你们英国人，你们的脑袋的确在肩膀上。’” A按一八一四年拿破仑失败，列强举行维也纳会议，重行瓜分欧洲。奥国首相梅特涅雄心勃勃，颇有只手左右天下之志。对于奥国内部，厉行压迫，言论自由剥削殆荆其时欧洲各国类皆趋于反动统治，虐害共和党人。但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早已弥漫全欧，到处有蠢动之象。一八二○年的西班牙、葡萄牙、那不勒斯的革命开其端，一八二一年的希腊独立战争接踵而至，降至一八三○年法国又有七月革命，一八四八年又有二月革命……贝多芬晚年的政治思想，正反映一八一四——一八三○年间欧洲知识分子的反抗精神。读者于此，必须参考当时国际情势，方能对贝多芬的思想，有一估价准确之认识。
因此，什么都不能使这股不可驯服的力量屈膝。如今它似乎玩弄痛苦了。在此最后几年中所写的音乐，虽然环境恶劣，例如侄子之自杀。往往有一副簇新的面目，嘲弄的，睥睨一切的，快乐的。他逝世以前四个月，在一八二六年十一月完成的作品，作品第一三○号的四重奏的新的结束是非常轻快的。实在这种快乐并非一般人所有的那种。时而是莫舍勒斯所说的嬉笑怒骂；时而是战胜了如许痛苦以后的动人的微笑。总之，他是战胜了。他不相信死。
然而死终于来了。一八二六年十一月终，他得着肋膜炎性的感冒；为侄子奔走前程而旅行回来，他在维也纳病倒了。他的病有两个阶段：（一）肺部的感冒，那是六天就结束的。“第七天上，他觉得好了一些，从床上起来，走路，看书，写作。”（二）消化器病，外加循环系玻医生说：“第八天，我发现他脱了衣服，身体发黄色。剧烈地泄泻，外加呕吐，几乎使他那天晚上送命。”从那时起，水肿病开始加剧。这一次的复病还有我们迄今不甚清楚的精神上的原因。华洛赫医生说：“一件使他愤慨的事，使他大发雷霆，非常苦恼，这就促成了病的爆发。打着寒噤，浑身战抖，因内脏的痛楚而起拘挛。”关于贝多芬最后一次的病情，从一八四二年起就有医生详细的叙述公开发表。朋友都在远方。他打发侄儿去找医生。据说这麻木不仁的家伙竟忘记了使命，两天之后才重新想起来。医生来得太迟，而且治疗得很恶劣。三个月内，他运动家般的体格和病魔挣扎着。一八二七年一月三日，他把至爱的侄儿立为正式的承继人。他想到莱茵河畔的亲爱的友人；写信给韦格勒说：“我多想和你谈谈！但我身体太弱了，除了在心里拥抱你和你的洛亨以外，我什么都无能为力了。” A按洛亨即为韦格勒夫人埃莱奥诺雷的亲密的称呼。要不是几个豪侠的英国朋友，贫穷的苦难几乎笼罩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变得非常柔和，非常忍耐。一个名叫路德维希·克拉莫利尼的歌唱家，说他看见最后一次病中的贝多芬，觉得他心地宁静，慈祥恺恻，达于极点。一八二七年二月十七日，躺在弥留的床上，经过了三次手术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