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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协调的。国债之重不在于它为数达数百万或数亿，而在于因偿付利息而
每年征集的税额。如果税额保持不变，那么，不论本金多少，国债的负担实
际上还是照旧。只有减少因偿付利息而征收的税，公众才能知道国债减少了。
因此，对公众来说，尽管已交过数以百万计的税款，国债一点儿也不曾减少；
现在比计划开始实行时还需要更多的钱来收回这笔国债。
现在先说几句闲话，以后再言归正传，我要回顾一下任命皮特先生为首
相这件事。
当时我在美国。战事已经结束；仇恨虽已消失，但记忆犹新。
当联合政府组成的消息传来时，尽管我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此事与我无
涉，但作为一个人我还是有所感触的。这则消息确有令人震惊之处，因为它
即使不是拿原则，也是拿礼仪来公开开玩笑。这说明了诺恩勋爵的厚颜无耻，
也说明福克斯先生缺乏坚定性。
当时，皮特先生可谓在政界初露头角。他头脑决非陈腐，也没有学会宫
廷耍弄的那一套阴谋诡计。各方面条件都对他有利。对联合政府的愤恨情绪
对他说来是一种友好的表示，而他人格上没有缺点则彼当作美德。随着和平
的恢复，贸易与繁荣自会上升；就是这种增长也归功于他。
当他开始掌权时，风浪已经平息，没有什么东西阻止他贯彻他的方针。
犯错误甚至也要有些小聪明，而他却成功了。不久就暴露出来，他同他的前
任都是一路货色。他非但没有从那些积累了举世无匹的沉重捐税的错误作法
中吸取教益，反而寻找——我几乎可以说他招徕——敌人，并且想方设法去
增加赋税。为了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的某种目的，他冒险劫掠欧洲和印度，并
在舍弃了他开始时的正当抱负之后，成了一个现代的骑士式的人物。
犯错误甚至也要有些小聪明，而他却成功了。不久就暴露出来，他同他的前
任都是一路货色。他非但没有从那些积累了举世无匹的沉重捐税的错误作法
中吸取教益，反而寻找——我几乎可以说他招徕——敌人，并且想方设法去
增加赋税。为了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的某种目的，他冒险劫掠欧洲和印度，并
在舍弃了他开始时的正当抱负之后，成了一个现代的骑士式的人物。
所有这一切似乎表明，首相的更换是无关紧要的。一个下台，另一个上
台，推行的都仍然是同样的措施、弊政和奢侈浪费。谁当首相都没有关系。
毛病出在制度上。政府的基础和上层建筑是腐朽的。不管你怎么支持，它会
不断地堕落到官廷政府的地步，并且永远如此。
我要践约再回过头来探讨国债问题——这是荷英革命的产物，它的侍女
就是汉诺威继位。
但是现在要查问国债是怎么开始的，已经为时过晚。那些主其事的人已
经预支了这笔钱；而且不论这笔钱花得对不对，或中饱了私囊，都不是他们
的罪过。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当国民开始研究政府的性质与原则，对赋税
有所了解，而且把美、法、英三国的情况加以比较时，再要把国民象过去一
种蒙在鼓里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由于形势需要，非立刻着手改革不可。在
当前，不是这些原则能发生多少力量的问题。它们已经公之于世了。它们已
在全世界传布，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它们。象一个已经泄露出来的秘密，
不可能再收回，只有瞎子才看不到形势已经开始发生变化。
九百万呆税是件严重的事；这不仅因为是坏政府的原故，而且多半是因
为外国政府的缘故。把发动战争的权力交给那些前来恣意掠夺的外国人，那
么，除了已经发生的事而外就不能期望什么别的了。
本书已经列举种种理由，说明对税收不论进行什么改革，都应当从政府
的经常开支着手，而不应当从支付国债的利息部分着手。豁免穷人的税，他
们就会如释重负，他们的不满也会统统消失；并且，通过减免已经提到过的
那些捐税，国家就能弥补疯狂的对美战争的全部费用而绰有余裕。
那么，现在只剩下国债这样一个令人不满的问题；为了消除或毋宁是防
止这种不满，一个好的方针就是要债券持有者本人把它当作财产，同所有其
他财产一样，担负一部分捐税。这样，就可以使国债受欢迎和具有保障，而
且由于它目前很大一部分不便已为它保持的本金所抵消，采取这种措施还可
以进一步平息反对的声浪。
要做到这一点、可以通过渐进的办法，最轻松方便的完成必须办的一切。
最好的办法不是对本金征税，而是对国债的利息按累进率征税，当利息
减少时则按同样比例减收公众的捐税。
假定利息抽的税第一年每镑为半便士，第二年要多纳一便士，并按一定
比例递增，但递增数总要比任何别的财产税少。这项捐税可在偿付息金时从
中扣除而无需支付任何征集费用。
每镑抽税半便士可以减少息金从而减税达两方镑。货车税与此数相等，
所以第一年可以免去这项税。第二年可免去女仆税或其他某种同等数额的
税，按此方式进行下去，始终用从国债抽的税来取消其他各种税，而不作日
常用途，到头来各种税就都可免除。
所以第一年可以免去这项税。第二年可免去女仆税或其他某种同等数额的
税，按此方式进行下去，始终用从国债抽的税来取消其他各种税，而不作日
常用途，到头来各种税就都可免除。
税要少。他们因免除济贫税、房屋与门窗税以及代偿税而节省下来的钱的数
目，要比这种缓慢然而固定地征收的税所达到的数目大得多。
在我看来，找出一些足以应付任何不测事件的措施是势在必行。眼下欧
洲事务中正出现一种危机，需要这样做。未雨绸缪是明智之举。赋税如果一
旦放松，要复原就难了；救济也只有通过一定的和逐步的减缩才最有效。
政府的欺诈，伪善以及种种骗局正开始为人们所熟知，它们的日子不会
长了。各国君主制和贵族制的丑剧正在步骑士制丑剧的后尘，柏克先生也正
在穿上送葬的衣服。那么，就让它悄消地进入其他一切蠢事的坟墓，让送葬
者得到安慰吧。
派人去荷兰、汉诺威、策尔或布伦斯瑞克迎请一些人来，每年花一百万
镑，这些人既不谙英国的法律和语言，又不顾英国的利益，他们的能力连当
一个教区警察也不配，英国嘲笑自己这种做法已为期不远了。如果可以把政
府交到这样一些人的手里，那么，事情的确挺便当，英国的每一个城镇和乡
村都找得到适合所有这些条件的货色。
①
世界上哪一个国家能够这样说：我国的穷人都是幸福的；他们中间既无
愚昧也无贫困：监狱里没有因犯，街道上没有乞丐；老年人不愁衣食：捐税
并不繁重；理性世界和我亲昵，因为我和幸福亲呢：一个国家能够说出这些
话，就可以为它的宪法和政府自负了。
在短短儿年时间里，我们已经看到了两次革命，即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
在前一次革命中，斗争的时间长，冲突激烈；在后一次革命中，国民团结一
致，在没有外敌对抗的情况下，革命一开始就掌握了政权。从这两个事例中，
可以明显地看到，能够注入革命领域的最大力量就是理性和共同利益。凡是
这两者能有活动机会的地方，反对势力就在恐惧中死去，或因定罪而灭亡。
它们现在已普遍获得主要的地位，我们今后有希望看到一些革命或政府的更
迭以同样安详的方式产生，任何可由理性和协商决定的措施都赖以贯彻。
当一个国家的舆论和思想习惯改变了的时候，就不能再象以往那样来治
理它了；但是，想用暴力去完成应当用理智去完成的事，这种做法不但是错
误的，而且是恶劣的。叛乱是由一个政党或政府用暴力违抗国民的公共意志
而造成的。因此，每一个国家都应当设法随时了解公众对政府的舆论动向。
在这一点上，法国旧政府比英国现政府要高明得多，因为在非常时期它商以
求助于当时称为的三级会议。但是，英国却没有这样的临时机构；至于那些
现在叫做议员的，他们大多数不过是官廷的傀儡、命官和附庸而已。
我敢说，尽管英国全体人民都交税，可是有选举权的还不到百分之一，
而议会的一个院的成员除了他们自己之外不代表任何人。因此，只有人民的
自由意志才有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