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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还丹诗”81首、“西江月词”12首，则又以诗词形式补充丹道要津，可谓用心良苦。书末，还收载作者所注著名丹道古籍《解注崔公入药镜》、《解注吕祖沁园春》两篇，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注作者对金丹大道的独到理解和不凡功力。
《金丹大要》全书16卷，作者为元代著名内丹学家陈致虚。书中凿破修炼关纽在于慧命之窍，此窍“乃是虚无之窟，无形无影，气发则成窍，机息则渺茫，乃藏真之所，修慧命之坛”。其论胎息也颇别具只眼，如说：“盖胎者，非有形有像，而别物可以成之，实即我之神、气也。”“先以神入乎气，后气来包乎神。神气相结，而意则寂然不动，所谓胎息。”全书从“金丹大要”肇始，继则依次为“上药三品说”、“妙用九章”、“须知八章”，而以“丹法参同十八诀”收尾。
明清以来，道家养生著述亦时有可观，其有关内丹的修炼之法，结合古来南北两宗之说，按照当代道教学者王松龄研究，又可分为阴阳派、清静派、清静阴阳综合派、主性派“四派”。“就《悟真篇》各种注本而言，翁葆光、戴起宗等注属阴阳派，朱元育、董德宁等注属清静派，陈致虚、陆西星等注属综合派，刘一明注属主性派，即独标性宗，以性兼命，性全命立派。”
又就医家而言，由于寿世保元本属责职范围，所以于养生之术尤多贡献。养生中诸如四时调摄、环境卫生、饮食起居、药物补养、性生活节度、劳逸情绪等问题，历来医学文献如《内经》、《神农本草经》、《诸病源候论》、《千金方》、《食疗本草》、《脾胃论》、《饮膳正要》、《勿药元诠》等著述几乎都有所涉及，并蔚为大观。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是我国历史上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医学典籍，全书由《素问》、《灵枢》两部分组成，而以《素问》中尤多养生之论。《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正是在这种以预防为主原则的指导下，《素问》中提及养生的文字时有可见。《素问·上古天真论》说：“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文中明确指出，如果人们懂得养生之道，可以形与神俱，尽终天年，活到百岁左右的高龄；反之，不懂养生之道，妄自摧残，那就年虽半百，早已衰象毕至了。有趣的是，《素问·上古天真论》还以上古真人、至人、圣人、贤人四种养生家为例，说明养生方法不同对于延长寿命所起的实际作用也不相同。又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还从一年四季不同气候出发，阐述人们如若顺从四时气候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变化以调摄精神，对于养生防病，将会起到十分有益的效用。
《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有关药物养生治病的专著，其成书年代，有的说是战国，有的说是秦汉，但最迟不会晚于秦汉之际。书中把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其上品所载诸药如菖蒲、菊花、人参、天门冬、甘草、干地黄、术、菟丝子、牛膝、麦门冬、薏苡仁、泽泻、巴戟天、灵芝、黄芪、肉苁蓉、防风、续断、丹参、五味子、沙参、枸杞、茯苓、五加皮、桑寄生、杜仲、女贞实、木兰、阿胶、鳖甲、大枣、芡实等等，有的大补五脏，有的滋阴补阳，有的益气养血，有的涩精添液，有的祛邪安正，并多为现今的药理实验所证实。其中如人参一味，《本经》就指出它对人体的补益作用说：“人参味甘微寒，主补五藏（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为此，《本经》总结《上经》所载诸药效用：“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上药养命之外，《本经》中品所载如百合、玄参、山茱萸、当归、龙眼、鹿茸、狗脊、淫羊藿、狗肾等，则多为滋阴养血、扶正益羸的“养性”类药物。就其总体而言，《本经》对《中经》所载诸药效用这样概括道：“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羸者，本中经。”
隋唐之时，流传至今最重要的医典有《诸病源候论》和《千金方》、《新修本草》等。其中孙思邈所撰《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最重养生之术。孙思邈既为唐代著名道家，同时又为著名的医药家，素有“药王”之称。有意味的是，孙思邈既为医家、道家，但于养生中又多融入“君父有疾，期先命食以疗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千金翼方》卷十二）等儒家思想，以及“凡服水之法，先发广大心，乃救三涂大苦，普度法界含生，然后安心服之”的佛家思想，可见其熔儒、释、道、医于一炉之妙。《千金要方》所述养生之法，多集中于第27卷《养性》中，又有《养性序第一》、《道林养性第二》、《居处法第三》、《按摩法第四》、《调气法第五》、《服食法第六》、《黄帝杂忌第七》、《房中补益第八》等篇。《千金翼方》所载养生诸法，则以第12卷《养性》，第13卷《辟谷》，第14卷《退居》，第15卷《补益》为最集中。如第14卷《退居》，又有《择地第一》、《缔创第二》、《服药第三》、《饮食第四》、《养性第五》、《种造药第六》、《杂忌第七》等篇。其中《择地第一》指出退居养生择地，最好选在闹市和郊野的交界地带，因为山林深远虽佳，可是出门不便，而闹市出脚虽然方便，但又人多喧杂，所以所择居处“必在人野相近，心远地偏，背山临水，气候高爽，土地良沃，泉水清美”之地，“若得左右映带岗阜形胜，最为上地，地势好，亦居者安，非他望也”。所谓养生的“风水宝地”，意即指此。
宋元以降，医家养生文化散见于各家著述的也不一而足，然而与道家养生文化相较，其有关专著则明显地相形见绌了。
除儒、释、道、医四家之外，杂家、武术家及民间散在养生文化，亦复灿若星汉，只是由于缺乏整理，所以资料分散，难以系统遍览，这又有待于来者了。
综观以上儒、释、道、医四家，儒家养生文化相对势力单薄，医家则以医为主，亦少养生专著，而佛家虽则重在修性，于诸禅中参悟人生参悟宇宙真谛，但其禅法的博大灿烂，堪与以修炼长生不老为宗旨的道家神仙养生之术分庭抗礼。所以佛、道两家，蔚为我国养生苑囿中姿彩瑰异的两树奇葩。
我国儒、释、道三教，皆重修性，而尤以佛门独具的禅观修性之法蔚为大观，堪称博大精深。
其禅观之法，以汉地佛教言，尤为禅宗、天台宗所重。我国禅宗，自达摩始祖开山作祖以来，一脉相承，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见性成佛。相传达摩所传的面壁之禅，以“二入”、“四行”学说为其骨干。“二入”为“理入”和“行入”。所谓“理入”，意即参禅面壁，在教理的启示下，拭去真如本性所蒙客尘，从而荡尽一切差别之相，使之舍妄归真，寂然清净。所谓“行入”，即平时生活修行中“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称法行”的合称。
达摩之后，至五祖弘忍“东山法门”以下，分为南北二宗。南宗以慧能为首，其修习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大胆突破由定生慧的传统模式，提倡不立文字，不拘形式，直揭心性的顿悟之法。北宗以神秀为举大旗者，其禅法承继道信、弘忍一脉，坚持端坐称念“佛”字以入“一行三昧”的程式，而以“凝心入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十六字为要诀。
然而，南宗顿悟禅法虽然不拘形式，但也并不抛弃“一行三昧”，只是其所说的“一行三昧”，于一切处所，不管行住坐卧，无处不在，不比神秀一脉的死板僵硬。为此《坛经》有云：“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纯一直性，不动道场，真成净土，此名一行三昧。”由于南宗“即身成佛”的顿悟禅法空灵活畅，所以此后“五家七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