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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弗洛伊德来说，有了自己的杂志，可以有地方发表自己的著作了，而这也成为他同论敌进行论战的一个阵地。正如他在给容格的信中所说：“我很同意你的看法，敌人越多就越光荣。现在，当我们能够从事工作，发表我们所喜欢的东西……的时候，是非常好的，我希望能长久地这样下去。”
会议之后，布里尔和钟斯到维也纳去拜访弗洛伊德。当时，布里尔表示希望能把弗洛伊德的著作翻译成英语。弗洛伊德表示同意，但可惜布里尔的英语水平不高，所以他的英译本的质量不高。
一九零八年，弗洛伊德发表了五篇论文：《文明化的性道德与现代精神病》、《诗人与幻想》、《幼儿关于性的想法》、《歇斯底里幻想及其两极性》和《性格与肛门爱》。
到此为止，弗洛伊德显然已经胜利地打破了被孤立状态，使自己的学说在国际上传播。这一切，乃是由他发起的国际性精神分析运动获得成功的新起点。
一九零二年，弗洛伊德被正式地委认为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神经心理学副教授。这个副教授职位对他来说显然是同他的卓越的研究成果不相称的，表明了奥地利学术界的权威人士仍然顽固地执行种族歧视的政策。
可是，当弗洛伊德在国内和德国遭到冷遇的时候，他在英、美、瑞士各国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注意。
在一九零八年夏天访问英国后不久，弗洛伊德便在十二月受到了美国麻省克拉克大学校长史坦利·霍尔的邀请。克拉克大学准备庆祝建校二十周年纪念日，请弗洛伊德前往讲学。弗洛伊德请费伦齐陪他去，费伦齐非常激动，开始日夜训练自己的英文会话能力，并看了许多有关美国的书籍。
对于弗洛伊德来说，美国仍然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他对这个国家的人民及其性格并不很了解。在这以前，弗洛伊德曾经从一本论述塞浦路斯古董的书中知道，这些古董中的一部分已经运往纽约陈列，因此，他很想找机会去纽约看看这些塞浦路斯古董。他接到邀请后说，他希望能有机会看看全美国，他特别想看看著名的尼加拉瀑布。临走前，他一直没有起草讲学稿子，他准备在大西洋的航程中写。
八月二十一日，弗洛伊德与费伦齐在德国不来梅港上船，乘着“乔治·华盛顿号”前往美国。这次到美国去，还有容格，容格是在六月份接到美国人的邀请的。弗洛伊德认为，邀请他们俩一块去美国讲学是有重要的意义的。
在船上，弗洛伊德、费伦齐和容格三人各自分析自己的梦。据客格说，弗洛伊德的梦绝大多数表现了对未来的工作和家庭的关切。在船上，弗洛伊德偶然地发现了一件令他兴奋的事情——他的船舱管理员手中拿着《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并认真地阅读这本书。这件事无疑地鼓舞了弗洛伊德。他后来告诉钟斯说，当地看到这一情景时，他自信自己会闻名于世。
八月二十七日，他们抵达纽约。布里尔正在码头上等候，但他没有与他们一块乘车离开码头。
弗洛伊德到达后，报界的报道出了小差错。第二天早晨，报纸宣布“维也纳的弗洛伊德教授”（原文如此）已经到达的消息。
第二天，弗洛伊德在纽约到处寻找内弟埃利·伯内斯和老朋友鲁斯加登。布里尔陪着他到处跑。他们先到纽约的中央公园，然后穿过唐人街和犹太人聚居区，中午到达康尼岛。
第三天早晨，弗洛伊德前往他朝思暮想要去的地方——纽约市大博物馆。在那里，他最感兴趣的是古希腊的历史文物；接着，布里尔陪他去哥伦比亚大学；然后，钟斯也一块陪弗洛伊德去游玩。他们在哈姆斯泰因屋顶公园共进午餐后，一块去看电影，这是最原始的电影。弗洛伊德和费伦齐都很感兴趣，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的电影。
九月四日，弗洛伊德等人离开纽海文，前往波士顿和曼彻斯特。
弗洛伊德到达克拉克大学后，容格建议他讲梦的问题，而钟斯则主张讲一些一般性的精神分析问题。
钟斯的建议是比较切合实际的。因为在一九零八年，即弗洛伊德赴美的前一年，钟斯曾经在这里同普林斯一起主持过两三次讨论会。在一九零九年五月，即弗洛伊德赴美讲学前几个月，钟斯又同布特南一起在纽海文召开讨论会。所有这一切，都为弗洛伊德这次访美奠定了基础。美国人以极大的兴趣焦急地等待着弗洛伊德的到来，希望他的讲学能扩大精神分析学在美国的影响。正如钟斯在反对弗洛伊德以梦的题目作为这次讲学的主题时所说的：美国人是很讲实际的，他们所感兴趣的是精神分析学的基本原理及其实际应用。
弗洛伊德用德语讲了五次，他的优美的德语口语吸引了所有听众。一位妇女听了弗洛伊德论“性”的理论以后，心情很激动，这次讲学的稿子后来以不同的形式出版发行。
最令人难忘的日子是向弗洛伊德颁发博士学位的那一天。在二十周年校庆典礼快结束时，克拉克大学校长授予弗洛伊德博士学位，对弗洛伊德来说，这一切，似乎是一场梦。他的激动心情可以在他的致谢辞中的一句话中反映出来：“这是对我们的努力的第一次正式的合法承认。”
在这次讲学中，弗洛伊德遇到美国著名哲学家威廉·詹姆士。詹姆士会讲流利的德语，他们很亲热地交谈起来。在《自传》中，弗洛伊德很生动地谈到了他同詹姆士的会见：
在那段时间里，还有一件令我永远难忘的事情，那就是会见了哲学家威廉·詹姆士。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和他一遣散步时所发生的事情：我们走着走着，他突然停了下来，把他带着的皮包交给我，要我继续往前走，告诉我说，等到他那正要发作的心绞痛过去之后，他会马上赶上来。他于一年后因心绞痛逝世，我常常希望我能象他那样面对临近的死神能毫无惧色。
钟斯回忆说，在听了弗洛伊德的讲演后，詹姆士曾把他的手臂搭在钟斯的肩膀上，说：“心理学的未来属于你们。”
在这次访美过程中，弗洛伊德又结交了许多新朋友。弗洛伊德感到最满意的朋友是哈佛大学神经学教授布特南。布特南当时虽然已是六十开外的老人，但心情舒畅、思想开朗，对世界上的新鲜事物总是抱着很敏感的态度。弗洛伊德对布特南作了一个很公正的评价。他在《自传》中说：
在美国，我们也遇到哈佛的神经学专家布特南。他虽然年纪老迈，但仍是精神分析学的全力支持者，而且以其为世人景仰的人格尽全力阐扬精神分析的文明价值及维护其目标之纯洁。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也许由于他受某种强迫性神经质的感染，他有很强烈的偏见。对于他，唯一令人遗憾的是，他有一种把精神分析学归属于某个特定的哲学体系的倾向，井把它变成道德的奴役。
九月十三日，弗洛伊德参观雄伟壮观的尼加拉瀑布。弗洛伊德说，亲眼看到的尼加拉瀑布比他想象中的更加宏伟。在参观时，当导游带领弗洛伊德等人步入“风洞”时，导游拍了一下在前面参观的一位游人的背部，说：“请给老人让道。”弗洛伊德听到这一句话，感到很刺耳。他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对他的年龄的增长很敏感。实际上，他当时才五十三岁。他并不服老，他说：
那时候，我只有五十三岁。我觉得我还年轻力壮，再加上到新大陆的一次短期访问，更鼓舞我在各方面的自信。（弗洛伊德著《自传》）
接着，弗洛伊德被邀请到布特南的住所。布特南的家坐落在伯拉席特湖畔的阿第伦达克山上。弗洛伊德曾写一封信给他的妻子，以小说和诗一般的语言描写那里的美丽的、仙境般的风景。那里的湖光山色使弗洛伊德陶醉，这是一段极难忘的时刻。容格在同弗洛伊德等人欣赏自然风光时，情不自禁地唱了一首德国歌曲，九月十九日弗洛伊德等人前往纽约。
在布特南家里作客的时候，弗洛伊德就患了轻微的慢性阑尾炎，但为了在旅游中不要过多的打扰别人，他忍着痛把这件事瞒起来。他终于完成了在美国的访问，登上赴德国的“威廉一世皇帝号”轮船回国了，九月二十九日到达了不来梅港。
这一次访美讲学，弗洛伊德自己给了它很高的评价。他在《自传》中说：
在欧洲时，我觉得处处受人轻视。到了美国，我发现那些最出色的人物也没有对我怠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