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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家族是犹太人。因此，在弗洛伊德的一生中，犹太人的特殊生活习惯、文化传统以及犹太人所受到的特殊的社会待遇，始终都影响着弗洛伊德的生活和科学研究。但另一方面，和其他定居于欧洲的犹太人一样，弗洛伊德家族也受到了他们所接触到的周围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尤其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当时当地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
弗洛伊德家族已有三个世纪的时间生活于日耳曼民族所群居的社会中。所以，日耳曼民族自十五世纪以来所经历的历史变迁及文化和思想方面的变革，都给予弗洛伊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当弗洛伊德于十九世纪中叶出生于摩拉维亚的一个小城市的时候，德国和奥地利这两大日耳曼国家已经历了自十五、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以来的深刻变化。在弗洛伊德身上，与其说体现了单纯的犹太民族的文化传统的影响，不如说集中了犹太人和日耳曼人在多年的文化交流中所积累的那些复杂的历史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雅可布·弗洛伊德决心从加里西亚迁往摩拉维亚时，整个欧洲发生了一场真正的革命运动。这就是发生在一八四八年前后的欧洲革命。这场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同十九世纪初法国的拿破仑的东征、摧毁和削弱，包括普鲁士、俄国在内的腐朽的封建势力和天主教教会势力有密切关系。一向受天主教会和普鲁士腐朽势力迫害的犹太人，包括弗洛伊德家族在内，都对自拿破仑东征以来，在整个欧洲大陆所发生的社会变革产生了由衷的和本能的兴奋心情。
据保罗·罗森说，古代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和拿破仑，是弗洛伊德从小就敬仰着的两位英雄。因为正是历史上的这两位英雄，率领着强大的军队，翻越阿尔卑斯山，打败了歧视和压迫犹太人的“神圣罗马帝国”和天主教会，从而实现了弗洛伊德的复仇理想。
摩拉维亚在当时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一部分。在这里，同奥地利其他地区相比，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这里是奥地利的比较发达的经济区之一。作为捷克的一部分，同奥地利的其他地区相比，这里较早地发展了先进的工业。捷克走上近代工业的发展道路，比它东面和南面的其他斯拉夫国家要早得多；即使同压迫着它的奥地利相比，捷克在经济上也要发达得多。
第二，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一样是民族矛盾最尖锐的地区。捷克是在一六二零年的“白山战役”后失去自己的独立而沦为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帝国的一部分。俄国十九世纪著名的作家赫尔岑写道：“奥地利用了两个世纪的时间有系统地把捷克这个民族的一切独特的、具有民族特点的东西扼杀了。”（《赫尔岑全集》）古老的布拉格大学被操纵在企图扼杀一切进步文化传统的耶稣会士手中。
如果说在十九世纪中叶捷克人遭受到奥地利的民族压迫的话，那么，犹太人就处在这种压迫的最低层。当一八五六年弗洛伊德出世的时候，摩拉维亚的犹太人所遭受的歧视和压制使弗洛伊德家族的每个成员都感受到难以忍受的窒息。这种对犹太人的歧视一直笼罩在弗洛伊德的幼年生活环境中。尽管在此后的八十多年中，这种对犹太人的歧视有了各种形式的变化，但始终没有根本消除过，以致弗洛伊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是在这种不合理的歧视气氛中度过的。
弗莱堡是一个不大的小城镇。在十九世纪中叶，当弗洛伊德出生的时候，这里约莫住着五千人。全市只有几条大街，市里只有几十家小型工厂。这里原先是属于大摩拉维亚斯拉夫国的一个小镇。从十九世纪后半叶起，这里就发展了各种各样的手工工场，它比起附近的斯洛伐克先进得多。弗洛伊德的父亲在这里经营的毛织品生意勉强地维持了弗洛伊德一家的生活。经济上虽然不很富裕，但家庭生活还是融洽的。
弗洛伊德的母亲阿美丽·娜丹森又名玛丽亚，是一位很智慧的年轻妇女。母亲对弗洛伊德的影响比父亲更深远。这不仅是因为玛丽亚对弗洛伊德给予了深切的关怀，使弗洛伊德对他母亲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而且还因为玛丽亚比弗洛伊德的父亲更长久地同弗洛伊德生活在一起——一直共同生活到一九三零年为止，而弗洛伊德的父亲则在一八九六年就离开了人世。
弗洛伊德的父母都是虔诚的犹太教徒。他们过着俭朴的犹太教生活。犹太教要求自己的教徒信奉一种共同的“法”，即希伯来语所说的“多拉”。所谓“法”或“多拉”是起源于《圣经》中的《旧约》的道德和宗教学说体系，要求犹太人忠于犹太教的最高的神——耶和华，并遵守犹太教祭士——“拉比”的教导和告诫。“拉比”一词原指最早的犹太教“法学博士”。他们从公元二世纪到十三世纪间一代接一代地专门研究了《旧约》和犹太教教义，为犹太教教义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遂为犹太教教法的系统化作出了贡献。根据犹太教教法的规定，犹太人必须在饮食方面遵循特殊的戒律。男人必须坚持割礼，每周星期六要过“沙巴斯”，即“安息日”。根据犹太教法规定，在安息日内，犹太人要坚持步行约三分之二哩的路程，被称为“安息日路程”。犹太教法还规定犹太人每周要到犹太教堂去祈祷和在那里接受宗教教育。
弗洛伊德的父亲严格地遵守在些犹太教法规，使弗洛伊德从小接受了犹太教教育，也使他从小就对《圣经》很熟悉。弗洛伊德的父亲虽然没念过大学，但他曾用大量时间研究过犹太教法典《塔尔姆特》。弗洛伊德的父亲作为这一家犹太人的家长，要求弗洛伊德从小就忠实于本民族的宗教教规。
弗洛伊德在幼小时期，由一位信天主教的保姆服侍着。这位保姆给小小的弗洛伊德以很深的印象，以至弗洛伊德在成人后还对她的形象记忆犹新。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学的起源》一书中说，这位天主教徒保姆长得“难看、年岁较老些，但很聪明”。她教给弗洛伊德“生活和生存的手段”，并使他从小就“对我自己的能力有足够的认识和估计”。她经常抱着弗洛伊德到教堂去，并向他讲天主教的故事。弗洛伊德从懂事的时候起就从这位保姆的嘴里听到有关天堂、地狱和《圣经》的许多动人的故事。因此，弗洛伊德的妈妈后来也说，弗洛伊德刚刚会说话的时候，就对家里人说到“上帝怎样指导他做事”。弗洛伊德很喜爱这位保姆。她也许是弗洛伊德一生中最初向他提供《圣经》教育的一个人。但这位保姆未能长时期地与弗洛伊德生活在一起。据说多弗洛伊德两岁半的时候，这位保姆因偷东西而被辞退了。后来，弗洛伊德曾在自己的著述中多次为此事表示遗憾和惋惜。
弗洛伊德的母亲也是一位慈善的和虔诚的犹太教徒。她生了七个孩子。她在家中只讲犹太人所讲的“依地语”（一种为犹太人使用的国际语），而不是讲她的老家加里西亚的“高地德语”（原为德国南部和中部使用的德语，现为标准德语）。
弗洛伊德对母亲很孝顺。他在著作中提到他母亲时说，他的自信以及对事业的乐观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母亲的影响。弗洛伊德曾说：“母亲在同儿子的关系中总是给予无限的满足；这是最完全、最彻底地摆脱了人类的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的一种关系。”弗洛伊德始终热爱、尊敬母亲。弗洛伊德的朋友钟斯说，对母亲的热爱使弗洛伊德在一生中，从来都没有指责过妇女背弃了他或欺骗了他。
弗洛伊德的母亲特别宠爱弗洛伊德。凑巧得很，弗洛伊德和他最喜欢的小说狄更斯的《大卫·柯伯费尔特》的男主角一样，在他母亲生他的时候带出了胎衣。据说，这件事象征着这孩子将会有很好的命运。弗洛伊德以后常常以此自豪，并说，他从母亲身上获得了无法估量的、奇妙的好处——他曾说：“一个为母亲所特别钟爱的孩子，一生都有身为征服者的感觉；由于这种成功的自信，往往可以导致真正的成功。”他在七个孩子当中，排行老大——他和最小的弟弟亚历山大之间，相差十岁，中间还有五个妹妹。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