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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医院说是中医，实质上仍是以西医治疗手段为主，中医为辅。全国几乎没有一所纯中医医院，中医成了西医的附属品。这还不如韩国，韩国对中西医有明确的规定，即西医不得使用中医方法和中药，中医也不得使用西医方法和西药，这个规定我国是可以借鉴的。
总之，中医药学在现今的状况，可以说已经被西医消灭了，只是掌握有纯中医技能的中医师们还没有死绝，人还在，但是这些人也都是50岁以上的人了，50岁以下的会纯中医的几乎为零。照此下去，再有10年，中医药学要翻身就难于上青天了。中医药学是中国文化的根基之一，现代西医学是无法与它相比的，如果现在不去纠正对中医药学的错误做法，不断然将中西医在行政管理上分开，还延续现今的管理模式，那么，中医药学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失落，如果这样，那我们将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三。新中国中医药事业的有关历史情况
1950－1951年间，中央卫生部召开了第一次卫生行政工作会议，这个会议还邀请了汪伪汉奸余云岫参加会议，他在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中医是封建社会产生的封建医”。卫生部错误地轻信了余云岫的话，把中医的行医资格取消了，全国各地办起了进修学校，把中医集中起来学习西医，来改造中医师。因此，全国的中药店也都关门停业，中医药界一时一片混乱。不久，中央的钱俊瑞同志发现了这个问题，中央政治局对此进行了讨论，毛主席立即撤消了卫生部党组书记兼第一副部长贺诚与副部长王斌的职务，中医药重新开业。
1953年初，我在南京，时任中共江苏省统战部副部长兼省政协秘书长。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江苏省委书记柯庆施刚从北京开完政治局会议回来，正值年关。由柯庆施出面在其家里邀请南京的各方面专家学者吃年夜饭（当时的中科院尚在南京，还未迁来北京），在席间，柯庆施传达了中央对卫生部轻视排斥中医的错误，撤销了卫生部党组书记贺诚和副部长王斌的职务。并把我介绍给大家：“咱们新四军中还真藏龙卧虎呢，吕部长是名医出身，叫’中医司令’，那时兵荒马乱，名不副实，现在该归队了，中医的事业让他来搞吧。可以先办一家中医院，并成立一个中医学院。”这样，大家纷纷表示赞成，我也很高兴重操旧业。
过年后，年初五，省委开会做了正式决定。任命我为江苏省卫生厅厅长兼党组书记。
我即利用卫生厅原有的中医学习西医的进修学校改为中医师资进修学校，把学员培养为师资，集体编写中医教材，这所学校共培养了二百多名中医药师资，编写出第一套中医药系统教材。这二百多名学员（师资）以后支援到北京40多名，其中大多成为日后北京有名的中医师，有董建华、程莘农、杨甲三、王绵之等，还支援了河北、河南、内蒙等省区的中医院校。中医药学的第一批师资与教材，全是我在南京办起来的。
1956年，我调任卫生部中医司任司长，此时，李德全部长，徐运北副部长对我的工作非常支持，郭子化副部长具体领导我我日常工作。中医工作在这个时期（大约一年多）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开始建立中医高等教育院校，由于有南京中医药学师资和中医药学教材的基础，北京中医学院经过半年的调整，进入正规教学。以后，为了团结西医，响应毛主席的中西医结合的指示，中医司又进行了西医学习中医的工作，简称西学中，卫生部的西学中报告是我起草的，毛主席对此有著名的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整理，提高。”这是中医工作的一个历史性事件。另外，为使西医能学好中医，专门让南京又编写了“中医学概论”，并推向全国使用。后来的全国数十所中医学院，全是我一手推动办起来的。
中医药学受到毛主席的直接关心，有了很大发展。1962年，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经济困难，对各个行业进行了精简，教育系统也同样面临40％的精简。根据精简精神，卫生部教育司提出，全国23所中医学院只留5所，即南京、北京、上海、成都、广州。对此，我心急如焚，多次与教育司协商，得到的结果是留12所。此后，国务院文办在有关教育系统精简大会上（开了40多天），仍宣布中医学院只保留5所。我立即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报告，并恳请徐运北副部长亲手交给周总理。徐副部长将信交给周总理时，还将我的意见直接转达给了周总理：“中医学院问题，中医司不同意砍掉10多所！”得到周总理“中医学院问题再考虑”的一句话。在教育系统精简大会总结会上，文办主任林枫宣布：“中医学院不动”，就这样，经过我的力争，中医学院全部保留了下来，只是河南洛阳正骨学院和河北中医学院因省里坚持下马，实际保留下来21所。
但是，由于中医管理部门一直是在卫生部领导之下即西医领导之下，到了60 年代，卫生部某些领导仍然对党的中医政策阳奉阴违，为此，自1964年9月7日，1965年1月13日，7月12日，我针对卫生部对中医政策的错误做法，连续给毛主席写了三封信，向他直接汇报和反映这些问题，使中医事业又得到了一时的发展。
文革期间，中医药事业遭到了破坏，文革后，中医药界大减员，由1958年的50多万，锐减到1978年的25万多人，中医药学面临着失落的危险。中西医学术上的偏见，影响到卫生部行政领导，中西医的不平等地位就是这种偏见的状况。虽然在解放后，我们党和政府极为重视中医药学，提出了团结中西医的方针和继承发扬中医药学的政策，把中医药学从绝境中解放出来，旧中国那种“中医饱受欺凌摧残，祖国医药学日趋湮没”的境况得到改变，中医药学得到了新生，中医药事业有了发展。但是，由于学术上存在着严重的偏见，而且根深蒂固，对中医药学的科学性没有足够的认识和了解，采取鄙视、歧视中医药学的错误态度和把中医药学体系放在医药体系的最低位置的做法，始终没有解决。1980年，经过几年的调查研究，我提出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长期发展长期并存，把三者置于同等的地位，三支力量的方针，可以说在理论上解决了几十年来遗留下来没有解决的问题。三支力量的方针，在1982年衡阳会议上被确立为中国医药发展的方针。会后我即退居二线，当时的部长崔月犁同志虽然竭力支持中医，弘扬中医，对中医药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但是，卫生部对中医药学的偏见和压制，已经无法改变，三支力量的方针没有得到执行。中医被西化的倾向愈来愈严重，虽然此后成立了中医药管理局，但又是主张中医西医化的人在掌权，中医想走按自身发展规律的道路无法实现。而中医药学的教育大权又放到了教育部，也是中医教育走向西医化的一个原因。
如果现今不去纠正中医西医化和中药现代化的错误做法，不给中医药学独立的行政管理权，那么，不出十年或再长些时间，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中医这个名词永远存在着，中药中的植物、动物、矿物也都存在着，只是会用这些药物的中医师没有了。如果真的到了那个时候，再去纠正就为时太晚了，后人将会骂我们这代人是消灭民族文化和民族瑰宝的罪人。中华民族独有的宝库也就形同虚设了。中华民族连自己最值得骄傲的中医药学都保护和继承不了，将无颜面对全人类！我作为新中国中医事业的奠基者和见证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为中医药学的复兴大肆呼吁，希望总书记注意到这一关系到中华民族自尊心，和代表了比现代西医学水平更高的学科－－中医学的命运，认真考虑这一有关中医药学生死存亡的建议。
此致
一个为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进行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流过血，负过伤的老战士；一个为中医药事业奋斗了大半生的老中医；一个不愿看到中华民族文化科学瑰宝－－中医药学失落的中国人寄与厚望的
敬礼！
吕炳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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