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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一结果在美国不同地方，以及世界的不同国家都成
功地得到反复验证。使用不同的实验情境、不同的电视节目作
为研究对象的各个实验，也都得到高度一致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不仅在实验室中，就是在现场研究，大都
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现场实验
（field
experiment）的研究
设计，也被用来探讨电视暴力…攻击行为这一课题。这类研
究设计的发明提醒我们，避免惯性地认为实验设计和实验室之
间的必然联系。人们有时候认为我们只有在实验室里才能操纵
变量，在现场研究中才能探索相关。这个想法是不正确的。
实验室里也常常可以进行相关研究，而非实验室的情境下也常
常可以操纵变量。在非实验室的情境下操纵变量进行现场实验
研究，尽管有时需要相当大的创意，但却在心理学领域中变
得越来越普遍了。
当然，现场实验研究自身也存在缺点，但是这些缺点往往
正是其他研究设计的强项，所以可以相互弥补。总而言之，支
。 2∞·与〃众〃不同的心理学
持电视暴力导致儿童攻击行为增加的这个观点的证据不仅依赖于
某一个特定的研究，或某一类特定的研究方式。
这个情况类似于吸烟和肺癌的关系研究。烟草公司老板常
常试图迷惑公众，暗示公众：香烟引起肺癌的结论只存在于
某些特定的研究中，并且攻击这些研究站不住脚。然而，大
量证据都集中指向一个强有力的结论。来自若干不同类型的研
究，其数据都趋向集中于一个结论，而且不会因为单一实验
受批评而发生重大改变。
在这里，很适合我们讨论一下类似肺癌病因之类的医学问
题。在医学诊断和治疗中，许多决策都建立在不同类型研究
结果是否集中得出一个结论的基础上。例如，当流行病学
（可以说是一种涉及人类的现场研究，目的在于寻求某一疾病
与现场中其他环境及地理因素的关联），精确地控制的动物实
验，以及人类被试的临床试验等不同类型的研究结果，都趋
向集中于一个结论时，医学界才会对这一结论具有比较大的信
心，认定这→结论是可靠的，而医生们才愿意在这些证据的
基础上开展治疗方案。
然而，上述这三类研究都各自有其缺陷。流行病学研究
通常是相关研究，变量之间存有虚假联系的可能性很高。实
验研究虽然具有高度控制，但被试往往是动物而非人类；临
床试验虽然是在医院环境下，将人类被试放于一个真实的治疗
环境之中，但是又因此而有许多因素没有受到控制，例如安
慰剂效应以及治疗小组对病人的治愈期望等。虽然这些不同的
研究设计都各自有其问题，但是，当用这些不同的方法所得
到的数据都相当紧密地集聚在一块儿的话，医学研究者有理由
第八章别了，爱因斯坦综合征。
201 。
去肯定这个高度集中的结论。就像心理学家可以用这一证据集
中原则来帮助他们对诸如电视暴力对攻击性行为之影响的研
究，做出强有力的结论一样。
科学研究的共识
对电视暴力影响的评估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告诉我们如
何通过数据的积累，最终回答心理学所提出的问题。特别是
当涉及到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时，更需要牢记这些问
题的答案不会是顺手拈来的，总要累积许多不同实验的结果，
而绝不可能因为出现一个突破性的研究就一下子把问题完全解
决。用一个简单道理来总结：在评估心理学的实征证据时，
心中要想的是〃科学共识〃，而不是〃重大突破〃，是〃逐
渐集中〃，而不是〃飞跃进步〃。
遵守〃科学共识〃，而不是〃重大突破〃原则，在围
绕着〃幼童补偿性教育计划〃的种种争论中，起了很重要的
作用。在
20世纪
60年代后期以及
70年代初期，人们曾就林
登·约翰逊总统要建立一个〃优质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社
会政策项目是否真的有效，展开了许多争论，在这一争论进
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公众经常会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头条：〃早
期介人可将智商提高
30分〃和〃心智开启项目是一个失败〃
等等。一个外行人该怎样面对如此矛盾的信息呢？在这个例子
中，〃科学共识〃而不是〃重大突破〃原则，无疑可以提
供一些帮助，因为这一原则提醒我们，这两个报纸头条所指
的实征结论可能都言之过早。实际上，也确实又花了十年的
。 202 。与〃众〃不同的心理学
时间，研究者才对这一重要的社会问题达成科学研究的共识。
这一共识不是建立在单一的、关键性的研究基础之上，
而是建立于康乃尔大学一组专家的精心分析工作之中 （Lazar；
Darlington ； Murray ； Royce ； & Sniper ； 1982）。在进行
这一分析时，这组研究者合并了20世纪ω年代到70年代早期
收集的包括11个幼儿教育项目所提供的成百上千个被试的数
据。尽管单一研究项目的结果有时难以解释，但当把它们汇
聚起来之后，整体结果却还算清晰。早期介人的短期教育项
目并不一定会将智商提高30分。同样，〃心智开启〃和诸
如此类的项目也并非绝对失败。早期教育介人项目确能对参与
此项目的儿童的后期教育产生具体的、可靠的影响。这些儿
童留级的比较少，被送人特殊教育班较少，对学校和学业成
绩有比较多的正面态度，并且表现出持久的学业进步（参见
Lee ； Brooks…Gunn ； Schnur ； & Liaw ； 1990； Bamey ；
1999 ）。
加拿大心理学家提摩西·摩尔（Timothy Moore ）曾讨论
了如何通过增加人们对证据集中原则的敏感度，来促使法庭审
判更好地应用专家证词（Moore ； 1996）。他特别讨论到，
当某一个专家的证词只是表达个人意见，难以代表该领域专家
的共识。摩尔给出了一个叫犹太教士（JudasPri~st ）的案例。
这个案例是关于两个少年自杀事件，他们的父母将〃犹太教
士〃的乐队告上法庭，因为他们认为是该乐队所奏出的音乐
含着某些潜意识的信息，诱导了他们的儿子去自杀的。尽管当
时科学在这→领域的共识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那些潜意识信
息会产生导致人走向自杀的效果（即使现在，这一共识仍然成
第八章别了，爱因斯坦综合征。
203 。
立）。然而该案的法官显然受到某一个坚信用心理动力学来解
释这一事件的学者的影响，而没有听从科学界大多人的共识。
摩尔就此下结论说：
但是，我们最终的分析结果是，误导法庭的不是那些一
眼就可揭穿的伪科学，而是这位专家的误导……他的观点虽然
极富想像力和逻辑性，但是却与先前科学界对这个现象的理解
大相径庭。很出色的履历和出众的职位并不足以保证一个专家
的观点具有科学依据。任何一个专家，如果他的证词独树一
帜，风格奇特，且不为科学界的多数同行所接受，那么他就
没有在法庭上发挥他应发挥的作用一…将他的专业知识传授给
法庭。
（p。38
）
集中原则也告诉我们，心理学所有的研究领域都应该使用
多种研究方法来研究同一个问题。由于不同类型的研究技术各
有千秋，从各种方法所得到的结果之中求取一个平衡作为一个
问题的结论，是比较妥当的。长久以来，心理学→直被批判
为过分依赖实验室的实验技术。这种批评也是心理学家们相互
争论的一个话题。它是不是正确要看具体是在讨论哪一个特定
的研究领域。但是，不可否认，心理学的各个领域近年来都
已经开始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了
O例如社会心理学家，他们
曾因为过于依赖实验法而受到最多批评，而如今都已经开始大
量转向富有想像力的现场设计，从而可以依藉证据集中原则来
支持其理论
（Kunda，
1999）。
心理学家比伯·拉坦（
Bibb Latané ）和约翰·达利（
John
。204 。与〃众〃不同的心理学
Darley）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很好例子。他们因研究所谓〃袖手旁
观〃现象而广为人知。这个现象是指，在紧急事件发生时，人
们不向受害者施助的现象。拉坦和达利（
1970）发现，在许多
紧急事件发生时，旁观者会向受害者施助的可能性，会因为有
其他旁观者在场而降低。
然而，这两位研究者清楚地知道，如果仅依靠观察实验
室中的被试，在遇到紧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