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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2001-02-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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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的意志会变,有点像五德终始轮转,这就使“人民主权”带有革命性。如果人民“主权”不受宪法约束,就随时可能推翻宪法,专政状态就成了日常状态。文化大革命是不是这样?人民“主权”是宪法赋予的,制宪权力(pouvoir
  constituant)又来自人民“主权”,这等于宪法赋予的主权可以推翻宪政自身,不是自相矛盾?法国大革命以后,康德已经看到,法律约束与正当革命的对立将成为现代政治的根本麻烦。
  自由主义也承认,国家必要时可以动用紧急专政权抑制国内动乱,为了维持公共秩序,中止一些个人自由是必须的,但不能中止宪法本身。自由主义国家也有专政,是宪法专政。对于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国家来说,所谓the
  state of Siege(危难处境)的国内动乱往往是贫苦阶级的骚乱。自由主义法治国家的中心问题曾经就是对自己的阶级敌人施行专政,以便保护公共秩序中的个人自由。鼓吹个人自由,却又不分清红皂白反对任何专政,是自相矛盾。任何对紧急专政权的限制,都是稳定的社会生活秩序危险的奢侈。
  二十世纪初,社会民主党人与布尔什维克党人就专政问题发生争执,考茨基持准自由主义的观点。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观点看起来倒像古典的:专政具有暂时性质,仅仅是技术性手段,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终极状态,过渡共产主义社会才是最终的目的。按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合法性不过是完成历史必然性的工具,其正当性来自社会革命的终极目的。问题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真能创造全新的宪法秩序?列宁的政党学说主张不受法律约束的先锋份子施行紧急专政,但紧急专政状态施行后老是中止不了。这哪里像是古代封建的专制主义?封建专制至少还晓得区分日常状态与非常状态,文化革命时期,非常状态就是日常状态。
  李老说《春秋公羊传》的“大一统”观是“中国皇权专制主义的又一个特点”,我也经常听说,董仲舒是中国专制主义的鼻祖之一。李老主要说的是中国,不是西方。
  董仲舒是公羊学大师,他明明说皇权的正当性是五德终始循环的,哪有什么永世的皇权?遑论还有灾异、休咎凭天的权力(自然法)管制皇权。五德终始说倒像经常革命论,怎么成了专制主义鼻祖?晚清维新不是动用的公羊学资源?今人蒙文通甚至说,整个今文经学都是革命思想,蒙文通是廖平传人,怕不会是乱说。
  李老引陈寅恪,“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有根有据,不是乱说。
  陈寅恪的这句话经常被人引用,不想想他有没有可能把柏拉图搞错了。
  希腊词Idea的日常含义是“外观、外貌”,与动词idein是同一词根,都有“看”的意思。柏拉图就提到,悲剧诗人阿迦通“看起来非常俊”
  (ten d’oun idean panu kalos, 《普罗塔戈拉斯篇》,315e)。Idea的较为抽象的用法是“种类”、“形式”,苏格拉底在同友人讨论各种政制时问:“你还能提出任何其它形式的政制吗?”(e
  tina allen ekheis idean politeias?《理想国》,544c)。最带有今人所谓Idea意味的,是苏格拉底说,“善的Idea是最大的知识问题”(He
  tou agathou idea megiston mathema《理想国》,505a);“Idea是思想、
  而非看见的对象” (tas d’…… ideas noeisthai men horasthai d’ou《理想国》,507b)。无论哪种含义,都与“三纲六纪”八竿子打不着边。“三纲六纪”可能更接近希腊的所谓nomos,这个词的意思是成文法、习惯法、习俗,苏格拉底所谓:“每一种统治都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法律(tithetai……tous
  nomous hekaste he arkhe pro to hautei sumpheron),平民政府制定民主法律,独裁政府制定独裁法律,依此类推”(《理想国》,338e)。
  “五四”时期的学人,对中国思想和西方思想的许多评断,恐怕都大有问题。我们年青一代可不能偷懒,自己不念书,捡前人的便宜。
  你说得太学究,李老的文章又不是搞学问,而是维护一种精神,何必叫真?他一再提到“皇权”、皇帝的专制,是关心现实。
  当今谁是现代“皇帝”?……我看最像的只有新加坡人民党主席。专制主义不是欺压百姓吗?但新加坡的民意调察显示,绝大多数百姓赞扬、喜欢李光耀。我看不可能指李光耀。再说,李老谈的是“世纪”,上下五千年,都是非常严肃的大问题……
  你好像挺欣赏专制主义似的……至少好像主张新权威主义。
  哎呀,怎么跟你一聊学问,你就意识形态地“政治正确”起来?你还不晓得我多么爱自由。动不动摆“政治正确”,恰是“五四”遗产。我的意思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变得成熟、审慎。我不是说,知识分子不该“关注现实当下问题”。问题是,如果知识分子在学理上都稀里糊涂,又何以可能对“当下问题”作出恰当的判断。章学诚说知识人应该“才学识”兼备,我们这辈青年知识分子才多学少,更谈不上有见识。还是胡适之先生对,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我对任何“主义”都没有兴趣,只对实实在在的书本“问题”感兴趣……
  李老那么大年纪,还关心大问题,这精神反正我敬佩。
  前些年,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什么的,遭人笑话。何必呢?你晓得我很喜欢一些老先生的文章,比如前不久过世的金克木先生。我觉得,知识分子还是为积累精神遗产多做实事好。我要是老了,就做点翻译或钻故纸堆,绝不发假大空议论。“假”不是说不真诚,而是跟着别人说。李老的“老任务”是从“五四”继承来的,如果“五四”知识分子的学理基础以及对中国和西方的认识根本就有问题,我们青年一代在新世纪的“任务”就该是全新的。所谓“新”不等于彻底抛弃“旧”。晚清学人就比“五四”学人想得深,近来我总读那一代人的书。反专制主义的热情没有什么不好,但在新的世纪,我们青年一代知识分子是不是在学理上应该有所长进呢?
  哎呀,现有几个年青学人这样子想?反正我以为前辈说的总有道理……喝茶喝茶,已经泡开了……

  范睢理应作范雎

  
  ? 胡渐逵
  《书屋》二○○○年十一期封二所刊《须贾与范睢》一文,从目录、文题至正文,多处均作范睢。其实范睢错了,应作范雎。
  关于范睢应作范雎这个问题,前人早有定论,故上海辞书出版社所出的新版《辞海》“范雎”条云:“范雎(?—前225)一作范且,或误作范睢。战国魏人,字叔……”
  将范雎的雎作睢,虽系一笔之误,但雎、睢二字音、形、义迥异,而当今出版物中,多有将范雎误作范睢者,如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五年修订本新版《辞源》,中华书局顾颉刚先生等点校的《史记》之《范雎蔡泽列传》,均误作范睢,即是其例。因此,对范雎其名,何以应作雎,不应作睢的道理,很有弄清的必要。为了避免今后有人仍将范雎误作范睢而以讹传讹,特撰此文,谨陈管见。
  清代名家梁玉绳所著《古今人表考》说:
  范雎始见《秦策》。雎又作且……按:古人每以雎为名,如《东周策》冯雎,《秦》、《楚》、《魏策》唐雎是已。而雎多作且,与《燕策》夏无且、《卫策》殷顺且、《史》、《汉》龙且之类同,故冯雎、唐雎,《策》元(原)作且,范叔之名可例观也。鲍彪《卫策》注云:“名且者皆子余反。”《魏世家索隐》云七余反。乃《通鉴》胡注、《秦策》吴注音范雎为虽。钱宫詹曰:“范雎音虽,是讹为目旁耳。”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范且曰:‘弓之折必于其尽也……焉得无折?’……”王先慎《集解》引顾广圻曰:范且,“范雎也,且、雎同字。”
  《辞通》卷三(六鱼)“范雎”“范且”条,朱起凤按云:
  范雎之雎字从且不从目,后人有读为睢者,其误始于胡三省注《通鉴》。清钱大昕《通鉴注辨正》曰:“考武梁祠画象作范且,且与雎同字,宜从且不从目,注读为虽,失之甚矣。”
  日本现代著名汉学家泷川资言曾于所撰《史记会注考证》的《范雎列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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