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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中，在柯云路（切记他就是北京人）的伪科学也是新迷信学的著作中，在北京那些追新逐后的批评家的文章中，都有很强烈的表现。这种语言暴力并不表现为作者使用了多少文革时期的语汇，而表现在他们那种带有强制性、攻击性、绝对化的思维言谈方式。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把这种思维言谈方式称为柯云路综合症，其具体表现有：自命不凡，对抗意识，混淆是非，实用主义，言行不一等等。但是我在那篇文章中没有讨论当代这种精神病症与文革的关系。人们在批判王朔时从道德和艺术上着眼的多，对他的语言暴力倾向似乎注意不够。而我认为指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在军队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即使文职单位、文职人员，也不能免除暴力的影响。在心理上有暴力倾向的作家，常常容易和军人军队发生共鸣。日本的三岛由纪夫在六十年代就有狂热的军国主义思想倾向，他是在军营里切腹自杀的，他认为日本军人已经丧失了武士道精神，需要他用自己的鲜血来刺激他们的嗜杀精神。现在嚣张反华的作家石原慎太郎也是个典型的军国主义分子。既然处在一个军事文化的环境中，自然要受这种文化的熏陶影响，成人尚且如此，儿童就更不用说了。所以，王朔除了和其他很多同龄作家一样，有文革这个思想文化背景外，还比别人多了一层军队单位或大院军事文化的成长背景，这就使他心理上的暴力倾向远远超过了别的作家。
而且，中国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扮演了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发生武斗混乱后，从地方政府到厂矿学校，军队全面接管权力；为了使这种接管更名正言顺，更具有权威，毛泽东还专门发出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军队的权威因此空前膨胀；中苏关系在文革高潮的一九六九年趋于紧张，整个国家都曾经处于准军事状态，不但到处都建立了解放军领导下的民兵组织，就连中学的组织结构都施行军事化，班改称排，年级改称连。这一切，都使得军事话语泛化为社会和文化话语，武断、强制、粗鄙的话语风格成为时尚和光荣。而这正好让读小学和初中的王朔赶上了。在他心目中，暴力话语是和少年的美好回忆联系在一起的。文革后的八十年代，在对整个历史特别是当代历史的反思中，社会焕发出了一种新的青春活力。老一辈的人怀念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化的勃勃生机和辉煌业绩，中年一代回忆五十年代的理想主义激情，青年一代则回忆上山下乡的悲欢，这种种回忆反思批判，一方面是要确证自己的历史价值，另一方面则都含有对文革和现实的种种批判质疑，而批判质疑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对自己的现实价值的定位上，因此这几代人都还满怀希望。正是这种回忆反思批判的青春活力，激活了王朔的少年记忆。但王朔的回忆不能给他带来什么价值的肯定。上几代人的青春是美好的，惟独文革时期的中国少年是在暴力的野蛮的文化荒芜中成长起来的，用作家李锐的话说，是吃狼奶长大的。现实的文化主流不能肯定你的历史，当然也很难给现实的你一个满意的文化定位。王朔之所以从最初的一般的痞气，发展到今天的满嘴狂言脏话，就与这种失落有大关系。而他在很多人那里得到欣赏产生共鸣，也与此有关。一般作家大多有一个“愤青”阶段，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社会地位的确定，随着既得利益的获得，会逐渐变得平和，老成，世故，圆滑，或者还有老辣。但王朔的发展是相反的，他开始写作时流露的还仅仅是一般的痞气，到后来，名声越大，他反而越嚣张，发展到今天，已经可以满嘴喷粪而毫无顾忌了。他发现用一种暴力话语，反而可以获得最大的成功和轰动。他虽然早已过了“愤青”的年龄，但却一直在有效地利用永远存在的社会“愤青”心理。而他之所如此肆无忌惮，乃是因为他在文化上得不到主流社会的承认，他是文化上的“老愤青”。王朔愤愤不平的，显然不是人们把他视为通俗作家——对此他不屑一顾；他在意的正是主流文化对他的话语方式的拒绝和否定。因为很明显，如果认同这种话语方式，就是认同反文化的流氓作风，就是认同培养孳生了这种作风的文化大革命。
三
仅这两方面，我认为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王朔话语暴力的形成，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背景，那就是他作为北京人的优越感和霸权意识。在五十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以前，北京作为首都，对整个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还不是决定性的，其他一些中心城市比如上海天津南京广州西安武汉等，对周边地区甚至对北京还有相当的影响力，从而在整体上使国家的经济文化保持某种均衡状态。但是从五十年代后半期以后，这种均衡被彻底打破了，北京不但是政治中心，而且也成了军事、金融、教育、科研、文化和新闻出版的中心，后来更逐渐成了经济中心，甚至还成了工业重镇。这是计划经济和集权社会体制的必然结果。现在人们还没有更多注意到北京彻底核心化后对整个中国造成的极其巨大的影响（只是有人注意到了北京在工业化过程中取代天津成为北方经济商业中心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本文也无力就这一重大问题进行讨论。但最简单说，这样一个绝对的中心，对全国其他地区而言，就意味着一种不可抗拒的绝对权力；权力而不可抗拒，自然也可以视为暴力。北京虽然号称文化古都，但那是指历史，至多只能算到五十年代中期。在那以后，从新闻、教科书、艺术标准、体育裁判……一切都是北京某个机构某些人或者某个人说算。北京发出的声音这么强大而且带有不容置疑的强制性，生长在北京的北京人能不感到特别的牛么？！狐假虎威，王朔假北京威！相反的现象令我印象极为深刻，也足证我上面所言不虚。九十年代初北京尚未有大规模改革开放之前，在深圳广东甚至海南看到下海做生意、打工的北京人，他们非但没有什么气焰，而且有些人的表现可以称得上卑琐。南方的金钱，香港的时髦，曾使很多北京人艳羡而低眉顺气。王朔本人不也曾南下一次，在生意场中谦卑走一圈么？所以我可以说，北京人真要长期离开北京，他就不像北京人了，虽然他口音不变，但口气肯定变。他绝对不会到处丫来丫去了。
北京非常能给北京人“提气”。因为北京集中了全国最多的、几乎是所有种类的重要资源，除了海洋的潮湿空气和做人的谦卑，北京人几乎什么都不缺。在整个六七十年代，北京以外的地区负有给首都提供鸡鸭鱼肉蛋禽奶菜水果土特产及各类工业品和副食的义务，而且是政治任务。全国其他地方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副食供应的时候，北京人还能吃到一点东西（上海也要其他地方供应，但上海有工业品特别是轻工产品提供给全国，可以视为正常的交换），这也是北京上海知青到了边疆，比其他地方的知青对饥饿、贫困的反应更为强烈的根本原因。中国知青文学作家主要出在北京上海，就因为他们感受到的都市与乡村的反差，比其他地方的知青要强烈得多。在这个意义上，北京上海知青对上山下乡的描写，遮蔽了其他地区知青的不同体验。这当然也可以视为一种文学叙事上的霸权表现。
所以再底层再穷困的北京人，仍然有傲视天下的气魄，张大民们虽然生活得惨不忍睹，还可以嘲笑外省人。王朔正是这样一个主。他满嘴脏话，以流氓痞子自居，却有足够的勇气说金庸是港台四大俗之一。他就有这个勇气。用毛泽东的话语方式说，他的勇气是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他爹妈遗传的吗？也不是；他的勇气是北京给的。但是我们知道历史上的北京并不是这样，至少三四十年代的北京就不是这样。老舍笔下的北京人就没有现在的北京人那么强烈的优越感，就没有王朔这样的勇气。而造成这一切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首都在北京。要是首都在别的地方，我相信王朔不会这样嚣张，他的气焰至少要降低百分之七十。现在人们口口声声要反对美国霸权，我看中国人首先得反对反对文化意义上的北京霸权。北京霸权的消解，有赖于其全能中心地位的消解。为什么中央乐团、国家大剧院一定要放在北京？为什么中国作家协会或者全国文联不可以设在其他城市？为什么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定就是最高学术机构，这个最高，是指它的行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