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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诗作中别具一格，确是词中上品。那么，当年站在年青的诗人面前，牵动着他缕缕诗思的那个美丽的倩影，到底是谁呢？
是诗人的妻子杨开慧吗？
丢开上述一切事实不讲，就词中描写的人物、情怀、背景进行解读，这个影子与杨开慧之间，实在有太大的差异。
我们需得作一点假设。此词的写作时间，是“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而这个时候，杨开慧正在板仓娘家“坐月子”呢！假如，对丈夫一往情深的开慧，在“月子里”赶到长沙为毛泽东送行，那么，我们的诗人面对着怀抱婴儿的妻子，他该会想些什么？说些什么？他的酣畅淋漓纵横恣肆的生花妙笔，会写些什么呢？
再假如，注释者定的写作时间有误，不是“十二月底”，而是岸青出生（11月23日）以前。不错，那正是深秋时节，“半天残月”，“霜重东门”，最能牵动离人的一腔愁绪。但是，站在诗人面前的，是一个身怀六甲腆着大肚子的开慧。然则我们感情浓烈的诗人毛泽东，又将会想些什么？说些什么？写些什么？
再再假如，毛泽东走得很急，来不及和他的爱妻告别，就匆匆登上了去汉口的轮船（其时赴上海必需乘船到汉口换船）。那么，作为一位诗人，一位丈夫，在船上面对浩浩洞庭，心里涌动着绵绵思绪，他该会写下怎样动人心弦的诗句？
俱往矣！今天，我们谁也无法取代七十多年前的毛泽东。我们能有幸读到的，只是他留下的这些或凄切动人，或莫名其妙的句子。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这是一幅古典的“长亭送别图”。谁都想像得出，此中的男女主角，应是一对年青的恋人，或情人，要不便是一对新婚夫妇。但毛杨两人，却已经结婚四年，生有两个孩子了。至于这四年中他们夫妇的聚合分离，由于毛泽东为革命奔波，居无定所，已是十分寻常之事。查《年谱》，从一九二○年一月十七日杨昌济先生在北京病逝，毛杨相爱同居算起，到这个“一九二三年底”毛氏写此词时止，他们或长或短的分离，就有十四次。可以断言，无论是献身革命的毛泽东，还是知书识礼同时也是共产党员的杨开慧，对于他（她）们的革命生涯和家庭生活，都已经非常适应。何况“二三年底”毛的上海之行，正是他迈向政治生活的一个高峰。假如开慧真为毛泽东送行，她怎么会作出“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的那种少女般的娇羞之态呢？
“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的，也不会是杨开慧。“重诉”，着一“重”字，是“诉”过一遍或多遍的了。还有一句“知误会前番书语。”（彭按：原稿作“翻”这个“番”字，是赵朴初先生改的）。不管是“前翻”，还是“前番”，联系到前面的“苦情重诉”，看来事情蛮严重的。夫妻间的事，属于隐私，旁人不得而知。但似乎这“苦情重诉”，与那个“前翻（番）书语”有些干系。似乎是一封“书信”之类的什么事物，介入过他（她）们的生活，引起过一场“误会”。但是，以现在渲染的毛泽东对开慧深深的爱恋，真诚，和他的善辩，他向妻子解释并使之冰化雪消，并非难事。而以杨开慧的修养和性格，以她对丈夫的尊重、热爱和信任，还会在这样的离别时“苦情重诉”么？
“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也不像对开慧说的话。友谊和爱情，但凡有个圆满结局的，便不该发出这般感慨。作者这话儿，很明显地带着一丝遗憾。是那种对旧日情爱的结局差强人意的遗憾。所以才有“重感慨，泪如雨”的下文。如果是面对妻子，那“遗憾”就没来由得很。而那句“人有病，天知否”，则好像是屈大夫当年自沉于汨罗江前痛心疾首的“天问”，或是革命导师面对一大群热血青年的激情宣传。对着老婆或情人无端发出这样的嚎叫，真是离谱得很呢！
至于词中其它一些“离谱得很”的句子，比如对着老婆讲“重比翼”的无端感慨：明知离别不久便可将老婆孩子接去上海同住，却又要发什么“恁割断愁思恨缕”的无奈闲愁；以及什么“昆仑崩绝壁”“台风扫寰宇”之类的无理狂言……都不要去说了吧！
总之，无论从何种角度去分析，去解读，去研究，这首《贺新郎·别友》，都不会是赠给杨开慧的。非但不是赠她，而且可以断定，杨开慧到死也没有见过这首词。怎见得呢？有事实为证：开慧生前惟一一次提到毛泽东赠她的诗，便是向李淑一说过的那首《虞美人》（“堆来枕上愁何状”）。那里面描写的是诗人自己，格调也不高。而这首《贺新郎·别友》，写的却是两人别离时的情状，词中对两情缱绻的情景、意境的描绘，以及通过这些手法烘托出来的格调，都高出那首《虞美人》远矣！有着深厚的古文功底的杨开慧，不可能对此浑然不觉。这样铭心刻骨的旧事，这样缠绵绯恻的浓情，这样凄清婉丽的佳句，必定使才女杨开慧生死难忘。但是，迄今为止，我们没见过开慧提及这首《贺新郎·别友》的片言只语。因此可知，毛泽东从未将这首词向杨开慧展示过。开慧生前没有见过这阕绝妙好词，真可谓是她的终身憾事。
毛泽东当年将此词赠予何人？
时过境迁，星移斗转。事情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了，当事人都已作古。要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实在是“难于上青天”。然而，笔者经过十数年的努力，终于找到了一虚一实两个答案，可作为研究毛泽东诗词和生平的重要参考。
先说那个“虚”的答案。笔者曾经有幸在八十年代见过易礼容老先生。易老是当年在长沙和毛泽东一起，搞新民学会，办文化书社的重要人物，对昔年的掌故逸事，了如指掌。易老说到毛主席诗才横溢时提起了它。除了由于年代久远因而有个别字句的差异外，确实就是这首《贺新郎》。易老说，这可能是赠给陶毅的。
陶毅，字斯咏，女，一八九六年生，湘潭人。她于一九一六年考入朱剑凡先生创办的周南女子中学师范二班，与著名的女革命家向警予同窗。那时，陶斯咏和向警予一样，是一位思想十分开放激进的女性，也是新民学会中的一员出色的女将，被称为“周南三杰”之一，与毛泽东过从甚密。毛氏创办文化书社时，她是三个拿出十块银元的资助者中的一个（易礼容只拿了一块银元）。在新民学会初期的多次讨论中，她是主张“教育救国”的。后来，她也支持毛泽东“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口号。文化书社成立后，他们在一九二一年元旦有一次难忘的集会，她和毛泽东等一班志同道合的人，冒着漫天风雪，在周南的院子里摄影留念。这张珍贵的照片，如今还陈列在长沙市周南中学。在一九一八和一九一九年毛两次离开长沙的时间，毛给陶写过一些信，现在能查到的就有五件（内容当然只是片断）。向警予赴法勤工俭学后，也给陶斯咏写过信，劝她力促北大开女禁，到那里去深造。但陶其时已经在周南留校任教，只在一九二一年去南京金陵女大进修过一次。毛泽东在上海参加“一大”后返长途中，还曾经专程到南京停留，探望斯咏，情谊之深可见。此后，毛泽东走上了专职革命家的道路，而陶斯咏则仍回周南任教，两人从此便聚少离多。这首《贺新郎》词，究竟是这个时候，还是稍前的“半淞园集会”抑或是稍后的“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的厚赠，就无从考查了。
陶氏后来一直在周南教书。当时同样是文化书社重要成员的彭璜，疯狂地追求过她，而她却拒绝了彭，终身未婚，不幸于一九三一年早逝。大概由于她始终是个“教书匠”，故留下的资料不多。笔者曾经走遍从长沙到湘潭的党史办和史志办，查遍了周南中学和第一师范（一说陶在南京女大进修结业返长后，曾在一师任学生指导员）的所有资料，所得仅如上述。至于易礼容等当年的旧友是怎么知道这首《贺新郎》的故实的，当然也无从查考了。好在知道这个“孤证”的，还有一位老友。他因为工作关系，也曾拜访过易老。易老也给他讲过这首《贺新郎》的事，与和我讲的完全一致。
至于那个“实”的答案，则是毛在延安时，曾将此词写下，送给了丁玲。丁玲二十年代初期也是周南女中的学生，当年就是毛的崇拜者。丁玲在周南读书时就是很有名的激进女生，曾经带着一帮年龄比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