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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2001-02-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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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有病,天知否?”怎么能接得上“算人间知己吾和汝”这种两情缱绻的思绪呢?
  “要似昆仓崩绝壁”两句,倒确像一个大政治家的口气。然而,一九二三年以前的毛泽东,还没有生发出他在六十年代中那种狂热的“世界革命”思想和蓝图。遍查毛氏此前的著作,也找不到类似的遣词造句的先例。而且,这充满了“革命豪情”的句子,从诗词的起承关系而言,与整首词以及下阕的意境,也是风马牛互不相及的。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句子带着典型的“文革”印记。这又如何解释?
  原来,这首词在七十年代修改过多次。而最后的一次修改,竟是在全面内战,乱得不可收拾的一九七三年。词的本来面貌是这样的: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重感慨,泪如雨。今宵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恁割断愁思恨缕。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山欲堕,云横翥。”
  照原词读下来,就顺畅多了。不论是讲人情,感情,还是爱情,都少了许多矫柔做作,多了几许真情。照《文献》版的注释者说法,这首词有两件手稿,不同之处即有无“别友”二字标题。事实是不是这样,外人就无从了解了。据有关人士透露:毛泽东于一九六一年曾将此词亲手书写,交给贴身卫士张仙朋,叫他好好保存。十二年之后的一九七三年冬天,毛又将修改后的这首词,加上“别友”的标题,交给保健护士吴旭君抄正保存。两种抄件中的词句是否完全一致,不得而知。但一九七三年交吴抄正的内容,即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内容,却是无疑的。
  一九二三到一九七三,整整五十年了。看来当时毛并无发表此词的意思。因为一九七三年是“文革”中期政局最混乱最危急的关头,也是毛泽东最心烦意乱、焦躁不安的时候。了解“文革”史的人大概不会忘记接二连三发生在那几年的大事: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林彪叛逃;
  一九七二年,周恩来发现癌症,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
  一九七三年,江青利用公布毛在滴水洞给她的信的机会,抬高自己,大造舆论;张铁生、黄帅等造反英雄跳出来“反潮流”;毛氏自己提出“批孔”,开始批周恩来;“十大”召开,王洪文和大批造反派代表人物进入中央;江青找毛泽东要钱,气得毛泽东掉泪……
  在这样乱糟糟的日子里,毛泽东真是心劳力绌,焦虑无穷。他有没有心情去修改他五十年前的一首风月骚词,是实在令人怀疑的。
  这里存不存在另一种可能?是毛的某一位诗友,或为受毛之托,或为自作多情,将词中颇有点凄凉(重感慨,泪如雨)和有点灰暗(我自欲为江海客)等句子,改成“豪情壮志冲云天”的样子。毛对此也未置可否,只是交“保健护士”抄正了事。倘非如此,他老人家既然如此珍爱此词,为什么不用那龙飞凤舞的笔写一横幅,或是将他修改过的原稿交给秘书存档呢?
  虽然毛泽东对这首词的处置有些反常,有违常理,也有违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保存党和国家领导人文稿的规定,但在旁人,却只是一种分析和猜测。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毛在何处?
  既然《文献》版的注家肯定这首词的写作时间是“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那么,我们可以考证一下,此时,毛泽东究身在何处?他的妻子杨开慧,又在哪里?也就是说,“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这对恩爱夫妻,是否曾经有过这样一场情绵绵的别离?
  毛氏早期的行踪,暂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年谱》为准。查《年谱》中的一九二三年,有如下一些记载:
  四月:离长沙去上海,到中央工作。
  ……
  九月十六日,回到长沙……
  十一月二十四至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三届一中全会……
  十二月底:奉中央通知离开长沙去上海,准备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作《贺亲郎》词赠杨开慧。(词略)
  由于《年谱》和《文献》版两书出自同一编者,对这首词的写作时间铆合得很严密。但仔细推敲一下,就发现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漏洞。
  首先,毛是否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三届一中全会?《年谱》未作明确交代。会上代表“中央局”作报告的人是谁?也是含糊其词。据查,此前不久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上,毛泽东不仅进入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而且还选入了由五人组成的“中央局”,位置仅在委员长陈独秀之后,职务是“中央局秘书”,负责处理“党内外文书……管理本党文件。”而且,“本党一切文件概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当时,毛泽东确已成党内的第二号人物。因此,随后在上海召开的“三届一中全会”,很难设想毛可以缺席。另外,这次会上中央局所作的《工作报告》,其内容是“湖南正在进行组建国民党的工作和湖南衡山的农民运动情况”。这两件事恰好都是毛泽东直接的工作成绩。“中央局”的五个成员中,陈独秀没有到过湖南;罗章龙早期参加过新民学会,但一直未涉足工运和农运;蔡和森赴法勤工俭学回国后,任《向导》主编,主要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工作;谭平山是广东人,他从未到湖南作过组建国民党和工农运动之类的事。
  如此看来,毛泽东当然是代表中央局起草并在会上作报告的最合适人选。质言之,毛不参加“三届一中全会”,殊难令人置信。反之,则他十一月已在上海。接下来又是党中央准备遴选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中共代表的重要会议,则毛泽东是不可能于十二月还在长沙了。
  这个事实,还有两条佐证:
  一、《年谱》说,十一月下旬毛泽东在长沙致信夏曦。通例,凡《年谱》中提到的,都有原件(哪怕是片断)可证。但遍翻所有迄今公开的资料,就是无此信原文。若无原文,则此条资料何来?这牵涉到此时毛在何处的问题。是否可以说,《年谱》的编者在这里使了一个小小的“障眼法”?
  二、中共中央关于“通知各省党组织选派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的“十三号通告”,是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发出的。当时的中共湘区委员会,还没有配置秘密电台的记载,用明码发送也不大可能。以当时的邮程或信使的行程(其时浙赣线尚未修通,由上海至长沙必须从武汉转水路),毛泽东是不可能在五天之内(即12月30日以前),接到这个“通告”,并立即动身赴沪的。
  这就确实可以证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毛氏根本不在长沙。这里还有几件事可以说明:一是十一月二十三日,杨开慧在板仓老家分娩,生下了岸青,毛泽东没在她的身边。开慧生岸英时,毛是从清水塘赶到湘雅医院找李振翩来接生的。这一回,如果毛在长沙,她为什么要回娘家去生产呢?而且,长沙市离板仓八十多华里,即使坐轿,开慧也不可弄到临盆时才匆匆回娘家的。由此可以推断,开慧此行,是毛氏九月十六日由上海受命返长之后的某一天决定的。因为毛此次回来,肩负着太多太重的革命大任,自知夙夕无暇,无法照顾即将临盆生产的妻子,因此才有杨氏回家之举。岸青出生,在毛杨的家庭生活中,当然又是一件大喜事,而《年谱》中却不见毛泽东任何有关此事的行动记载;第二,尽管《年谱》从九月十六日起至“年底”这一段,关于毛、杨的行踪故意遮遮掩掩,但美国学者R。特里尔著的《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却透露了一点天机。书中说道,“毛通过信件,得知他的第二个儿子来到人世……取名‘岸青’。”接到这个喜信时,毛已经在广州参加国民党的“一大”了。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断定(只要没有掩盖事实真像的意图),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毛泽东和杨开慧夫妇二人,都不在长沙。这个时候,他和她没有“见面”的机会,当然也没有“分别”。由此可以断言,杨开慧送丈夫远行,毛泽东赋词相赠的美丽神话,原不过是子虚乌有的欺人之谈而已。
  毛泽东面前的倩影是谁?
  无论如何,《贺新郎·别友》确是出自青年诗人毛泽东之手。这首词(修改前的原作)情真意切,凄清婉丽,在作者的诗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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