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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病，天知否？”怎么能接得上“算人间知己吾和汝”这种两情缱绻的思绪呢？
“要似昆仓崩绝壁”两句，倒确像一个大政治家的口气。然而，一九二三年以前的毛泽东，还没有生发出他在六十年代中那种狂热的“世界革命”思想和蓝图。遍查毛氏此前的著作，也找不到类似的遣词造句的先例。而且，这充满了“革命豪情”的句子，从诗词的起承关系而言，与整首词以及下阕的意境，也是风马牛互不相及的。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句子带着典型的“文革”印记。这又如何解释？
原来，这首词在七十年代修改过多次。而最后的一次修改，竟是在全面内战，乱得不可收拾的一九七三年。词的本来面貌是这样的：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重感慨，泪如雨。今宵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恁割断愁思恨缕。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山欲堕，云横翥。”
照原词读下来，就顺畅多了。不论是讲人情，感情，还是爱情，都少了许多矫柔做作，多了几许真情。照《文献》版的注释者说法，这首词有两件手稿，不同之处即有无“别友”二字标题。事实是不是这样，外人就无从了解了。据有关人士透露：毛泽东于一九六一年曾将此词亲手书写，交给贴身卫士张仙朋，叫他好好保存。十二年之后的一九七三年冬天，毛又将修改后的这首词，加上“别友”的标题，交给保健护士吴旭君抄正保存。两种抄件中的词句是否完全一致，不得而知。但一九七三年交吴抄正的内容，即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内容，却是无疑的。
一九二三到一九七三，整整五十年了。看来当时毛并无发表此词的意思。因为一九七三年是“文革”中期政局最混乱最危急的关头，也是毛泽东最心烦意乱、焦躁不安的时候。了解“文革”史的人大概不会忘记接二连三发生在那几年的大事：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林彪叛逃；
一九七二年，周恩来发现癌症，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
一九七三年，江青利用公布毛在滴水洞给她的信的机会，抬高自己，大造舆论；张铁生、黄帅等造反英雄跳出来“反潮流”；毛氏自己提出“批孔”，开始批周恩来；“十大”召开，王洪文和大批造反派代表人物进入中央；江青找毛泽东要钱，气得毛泽东掉泪……
在这样乱糟糟的日子里，毛泽东真是心劳力绌，焦虑无穷。他有没有心情去修改他五十年前的一首风月骚词，是实在令人怀疑的。
这里存不存在另一种可能？是毛的某一位诗友，或为受毛之托，或为自作多情，将词中颇有点凄凉（重感慨，泪如雨）和有点灰暗（我自欲为江海客）等句子，改成“豪情壮志冲云天”的样子。毛对此也未置可否，只是交“保健护士”抄正了事。倘非如此，他老人家既然如此珍爱此词，为什么不用那龙飞凤舞的笔写一横幅，或是将他修改过的原稿交给秘书存档呢？
虽然毛泽东对这首词的处置有些反常，有违常理，也有违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保存党和国家领导人文稿的规定，但在旁人，却只是一种分析和猜测。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毛在何处？
既然《文献》版的注家肯定这首词的写作时间是“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那么，我们可以考证一下，此时，毛泽东究身在何处？他的妻子杨开慧，又在哪里？也就是说，“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这对恩爱夫妻，是否曾经有过这样一场情绵绵的别离？
毛氏早期的行踪，暂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年谱》为准。查《年谱》中的一九二三年，有如下一些记载：
四月：离长沙去上海，到中央工作。
……
九月十六日，回到长沙……
十一月二十四至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三届一中全会……
十二月底：奉中央通知离开长沙去上海，准备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作《贺亲郎》词赠杨开慧。（词略）
由于《年谱》和《文献》版两书出自同一编者，对这首词的写作时间铆合得很严密。但仔细推敲一下，就发现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漏洞。
首先，毛是否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三届一中全会？《年谱》未作明确交代。会上代表“中央局”作报告的人是谁？也是含糊其词。据查，此前不久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上，毛泽东不仅进入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而且还选入了由五人组成的“中央局”，位置仅在委员长陈独秀之后，职务是“中央局秘书”，负责处理“党内外文书……管理本党文件。”而且，“本党一切文件概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当时，毛泽东确已成党内的第二号人物。因此，随后在上海召开的“三届一中全会”，很难设想毛可以缺席。另外，这次会上中央局所作的《工作报告》，其内容是“湖南正在进行组建国民党的工作和湖南衡山的农民运动情况”。这两件事恰好都是毛泽东直接的工作成绩。“中央局”的五个成员中，陈独秀没有到过湖南；罗章龙早期参加过新民学会，但一直未涉足工运和农运；蔡和森赴法勤工俭学回国后，任《向导》主编，主要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工作；谭平山是广东人，他从未到湖南作过组建国民党和工农运动之类的事。
如此看来，毛泽东当然是代表中央局起草并在会上作报告的最合适人选。质言之，毛不参加“三届一中全会”，殊难令人置信。反之，则他十一月已在上海。接下来又是党中央准备遴选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中共代表的重要会议，则毛泽东是不可能于十二月还在长沙了。
这个事实，还有两条佐证：
一、《年谱》说，十一月下旬毛泽东在长沙致信夏曦。通例，凡《年谱》中提到的，都有原件（哪怕是片断）可证。但遍翻所有迄今公开的资料，就是无此信原文。若无原文，则此条资料何来？这牵涉到此时毛在何处的问题。是否可以说，《年谱》的编者在这里使了一个小小的“障眼法”？
二、中共中央关于“通知各省党组织选派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的“十三号通告”，是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发出的。当时的中共湘区委员会，还没有配置秘密电台的记载，用明码发送也不大可能。以当时的邮程或信使的行程（其时浙赣线尚未修通，由上海至长沙必须从武汉转水路），毛泽东是不可能在五天之内（即12月30日以前），接到这个“通告”，并立即动身赴沪的。
这就确实可以证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毛氏根本不在长沙。这里还有几件事可以说明：一是十一月二十三日，杨开慧在板仓老家分娩，生下了岸青，毛泽东没在她的身边。开慧生岸英时，毛是从清水塘赶到湘雅医院找李振翩来接生的。这一回，如果毛在长沙，她为什么要回娘家去生产呢？而且，长沙市离板仓八十多华里，即使坐轿，开慧也不可弄到临盆时才匆匆回娘家的。由此可以推断，开慧此行，是毛氏九月十六日由上海受命返长之后的某一天决定的。因为毛此次回来，肩负着太多太重的革命大任，自知夙夕无暇，无法照顾即将临盆生产的妻子，因此才有杨氏回家之举。岸青出生，在毛杨的家庭生活中，当然又是一件大喜事，而《年谱》中却不见毛泽东任何有关此事的行动记载；第二，尽管《年谱》从九月十六日起至“年底”这一段，关于毛、杨的行踪故意遮遮掩掩，但美国学者R。特里尔著的《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却透露了一点天机。书中说道，“毛通过信件，得知他的第二个儿子来到人世……取名‘岸青’。”接到这个喜信时，毛已经在广州参加国民党的“一大”了。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断定（只要没有掩盖事实真像的意图），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毛泽东和杨开慧夫妇二人，都不在长沙。这个时候，他和她没有“见面”的机会，当然也没有“分别”。由此可以断言，杨开慧送丈夫远行，毛泽东赋词相赠的美丽神话，原不过是子虚乌有的欺人之谈而已。
毛泽东面前的倩影是谁？
无论如何，《贺新郎·别友》确是出自青年诗人毛泽东之手。这首词（修改前的原作）情真意切，凄清婉丽，在作者的诗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