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部头书在公交车上展读，拿起大部头豪华本躺在床上翻阅，几乎都是不可能的。前者会讥之为“神经病”，后者说不准是“自虐狂”。
《蒙田随笔》里有一篇《我的书房》，说他打算不惜破费建一条与书房相并的长廊，“长一百步，宽二十步”，以便他在面对书本散步时获取灵感，在与书籍默默对话中完成构思。在这里，蒙田公开他的书房秘密，透露他的读写习惯。其实，世间最不怕“被看去了自己的心思”，打开书房迎客的人，首推毛泽东。他老人家晚年行动不便，一改先前老例，在书房接见外宾。他自己坐拥书城面对世界，也安排首次来华的尼克松坐在书房的沙发上，淹没在中国的经典古籍中。电视镜头缓缓扫过，全世界都看清他书房的秘密，书架与茶几上，都是成套成匣的中国线装书。
老实说，当初我看到报上发表的双方会见的照片，首先注意到的不是中美两巨头历史性会晤时的表情，而是没有任何表情色彩的背景——书房，那些高高的书架和线装古籍！我是一九六五年七月大学中文系毕业即参加工作的，到了新单位，添了一个竹制小书架，架子上有一套大约是清末坊间雕版印制的线装本《红楼梦》，仿宋体，毛边纸，实在是漂亮，是一个前辈在我毕业前夕送我的。还有十几册前后汉书，是我大三时在古旧书店“淘”来的，用去两三个月的伙食费。这年年底，“文革”爆发，次年，大破“四旧”。刚刚想转移一点“封资修”的东西，不料“红卫兵”小将破门而入，立即把架上所有的书都抄了去，承接秦始皇那把火给烧掉了。我呢，小“臭老九”，戴着手铐，被迫跪在主席像前请罪。现在看到主席书房，他老人家左拥右抱尽是古人的书籍，我算老几？心里头就有为自己翻案的意思。但是不敢。不过，那时候心里就有了自我安慰：书是可以读的，古书也能读，问题是，在先进的正确的思想指导下进行阅读。
毛泽东在书斋里神游八极，上接千年，从而断定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他要从二十四史中，从历朝文献中，找出借鉴，总结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指导当今的社会主义革命。他学识渊博，在讲话中时常引用古人的话或事来敲打听他指示的党的干部，号召全党必须警惕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在他老人家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日，我曾经面对他书房和半床线装书的照片反复想过，如果他书房里多一些洋书，少一些中国古籍，最重要的是也到西方国家去看看，进行访问或者考察，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中，他的一些主要论点是否会有所修改，甚至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呢？如果不研究中国古籍对毛泽东个人思想形成的作用及其影响，我始终觉得，是毛泽东思想研究中的缺失。希望有专家拿出这方面的论著来，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提供一个新鲜文本。
不管怎么说，从照片中看到毛泽东书房，当然让我十分羡慕，也十分敬佩毛泽东阅读的毅力与韧劲。端祥毛泽东书房照片，我常常有一种幻觉，觉得他老人家逝世那会儿，不是安卧在新华社记者所说的“鲜花丛中”，而是汗牛充栋的书海里。写到这里，突然记起手头有一则笔记，谈老人对书的那份情感，赶紧找出来摘抄在后面：
《文汇读书周报·书缘》（1993年7月17日），叶秀山《我还是要买书的》文中记贺麟轶事：“贺先生渐渐地行动不便了，不能再去逛书店；后来眼睛不好，连伏案工作都难了。有一天，我去看他，只见他坐在轮椅上让人推着沿书架‘巡视’，威严得像个将军，深情得又像个恋人。”
这个贺老先生，一如麦赛尔铜版画《书痴》中的白发老人，十分可敬可爱。至于他的生平事迹，我一概不知。书读得太少，只能说惭愧！
忏悔，我是否准备好了？
？ 墨哲兰
《南方周末》六月二日第二十三版，以“要求忏悔是克隆‘文革’吗？”的通栏标题发表了两篇观点看似对立的文章：徐友渔《忏悔是绝对必要的》和于坚《忏悔是个人的自由》。不管双方的立论如何，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对“忏悔”一词不言而喻的自明性，似乎“忏悔”就像“检讨”、“自我批评”一样。
当真如此吗？
“忏悔”一词究竟要用在什么语境中？是宗教有神信仰的超验语境，是儒家无神信仰的良心语境，还是现代信仰危机诉求的道德自律与交往规范的共契语境？这是首先要弄清楚的论域。此外，还要弄清楚“忏悔”的范畴及其属性，一般忏悔只在个人与社会层面同道德相关。它显然不应属于界定“罪”与“罚”的法律范畴，否则追究刑事责任即可；只有在法律不到的地方，道德才起作用。确定这两点很重要，不然，讨论既没有可参照的前提，也没有可通用的概念，结果只能是你打你的锣，我吹我的号；况且动辄追究“罪责”，人都吓跑了，如何讨论得了。
我们不是基督教国家，没有忏悔的习惯。换句话说，在我们薄弱的自我意识或自由意志中尚缺“忏悔”的自觉构成——包括忏悔的非功利言语、对象以及可供反身观照的超验眼光。至于儒家的为受命于“天”而忠于“君”的“吾日三省吾身”的“慎独”，早在二十世纪的“民国运动”中批判殆尽。到了“新中国”及“文革”，“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自我批评”又被“灵魂深处爆发的革命”整得死去活来。所以，“思想解放”中的现代中国人颇犯有尼采说的“畏触”病，即“不能近身，更难入心”焉。直至八九以后，情况似有转变。国内国外的中国人，稀稀罕罕的、断断续续的，开始有人忏悔了，或谈“忏悔”了。（注）大概是在“文革”后重复的“苦难”中有了“罪感”的缘故吧。而且，据我所知，有一部分人，之所以忏悔，除了意识到自己的罪感，还深疚于自己民族的“苦难”与“罪责”。所谓“罪责”不是个人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救世”功过，而是个人对民族“兴亡理想”中历来“以理治人以理杀人”的负罪反省。
这些人口中或笔下的“忏悔”，多半是上述三个方面的混合概念，虽然以现实的道德关怀为主，即复苏的道德意向是多少融合了西学“忏悔”而对新老传统道德资源提出现代转型的道德追究，但它最初震惊的却是像我们这样一个素有“道德渊薮”之称的国家和人民为何今天道德如此贫乏，以至“文革”及其后续的种种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的恶行，从来没有谁出来自责检讨，更遑论勃兰特式的沉重一跪，除了上行下效的推委搪塞文过饰非别无其他。知识分子学人呢，作为“社会良心”，除了批评，还能忏悔吗？依然阙如。也就是说，下行上促的个人担当即便如巴金老人，忏悔中的怨恨仍沿着鲁迅的足迹是一个也不宽恕的，为防止“文革”复辟的教训依然用着诅咒的语言。
以上简单事实表明，“忏悔”决非面目清晰，它颇有些古怪，面熟面生一时还很难说得清。但不管怎么说，“忏悔”面对的首先是个人非法律之罪过的道德罪感，其次是超个人的形而上罪感。这是知识学人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我愿意在这个意义域内继续陈述我的阅读印象。
我认为徐、于二人的文章并不对立。他们各自立论的角度与层次并不相同，宁可说他们是互补的：“忏悔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忏悔”恰恰是“个人自由”的表现。换句话说，忏悔本是解脱罪感的自由行为，即自由意志的自律。为什么“忏悔是个人的自由”会形成对“忏悔是绝对必要的”的抵制与反驳呢？
可以撇开他人强不知以为知的“忏悔要求”。这种“要求”是很外在的，而且事实上拿“文革”的“批判”与“自我批判”比附“忏悔要求”与“忏悔”，已经是概念的转换造成问题的误导。似乎在这种“批判”式的“忏悔要求”面前，今天就应该伸张忏悔不忏悔完全是个人自由的权利，就像宗教信仰也完全是个人的自由一样。谁强迫谁就是以反对“文革”的名义克隆“文革”。如果我是有罪的人，我不愿意别人强迫我忏悔，特别是不愿意别人用他自以为是的“真理”作为我忏悔的标准，这时，我可以抵制他说，“忏悔是我个人的自由，我有不信仰你的真理的权利”。这除了对抗别人假名强制的合理性外，丝毫没有触及“忏悔”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