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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加之湘军苦战经年，于封功赏爵，皆翘首以待；若单为落实这个细节而延误奏举功勋的时机，实在不得人心。因此，他犯了一个平生避之唯恐不及的妄语戒。根据这份报告，清廷乃确信湘军立下了“次第荡平，歼除元恶”的大功，于是“特沛殊恩，用酬劳勚”，一次性封了侯、伯、子、男四个爵位 。但是，如前所述，湘军此役不过“次第荡平”而已，于“歼除元恶”尚功亏一篑。那么，严格来说，这是欺君蒙上的罪过；宽容一点，也逃不过欺功冒赏的指责。这份报告，就好似没有会计师签字的公司财报，经不起严密的审计，一旦有人举发，必将招致监管部门的严厉处罚。很凑巧，左宗棠就做了这个举报者。他在七月六日汇报湖州军情的奏折中，毫不留情的揭穿了曾国藩的“谎言”：
“据金陵逃出难民供：伪幼主洪填福 于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二十六日，堵逆黄文金迎其入湖州府城。查湖郡守贼黄文金、杨辅清、李元继等皆积年逋寇，贼数之多约计尚十馀万，此次互相勾结，本有拼命相持之意；兹复借伪幼主为名号召贼党，则其势不遽他窜可知。且江西兵力渐集，李世贤、汪海洋诸逆如不得逞于江西，则遁入浙、闽，复与湖州踞逆相首尾，亦未可知” ；
对照前引李秀成、洪天贵福的自供状，可知左宗棠关于洪天贵福踪迹的情报十分准确。惟他推测太平军将在浙、闽汇合，与实情有出入。“借伪幼主为名号召贼党”，这一句话最厉害。前云星火燎原，是清廷上下最不放心、最为惧怕的局面；经左宗棠此番“可知”、“未可知”的渲染，竟好像立即要成为事实，中枢不由得要回过头来追究曾国藩谎报战绩的责任：
“据曾国藩奏：洪福瑱积薪自焚；茫无实据！似已逃出伪官。李秀成供：曾经挟之出城，后始分散；其为逃出，已无疑义。湖熟防军所报斩杀净尽之说，全不可靠！著曾国藩查明。此外，究有逸出若干？并将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 ；
语气很严厉；不仅斥责前次报告“茫无实据”、“全不可靠”，而且要“将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刚刚犒奖三军，这会竟要择员参办，就像国际体育组织根据药检报告收回违禁选手的奖牌、奖金，并加以禁赛若干年的处罚。于理则当，奈何情不能堪？承认“伪幼主”果未“歼除”，则前此功赏必须返款退税，湘军整体名誉也要受到损害。更重要的是，南京克复之后，曾国藩已经著手裁撤湘军，正为缺少遣散费发愁，幸而朝廷赏赐了大量虚衔、功牌和雀翎，稍可以暂时的荣誉感弥补将士们在物质回报方面的缺憾。现在陡然追究“防范不力”的责任，则竟连精神鼓励也吝啬起来，作为统帅的曾国藩不得不担忧比太平天国的死灰复燃更迫在眉睫的问题——军营哗变。因此，他不得不“霸蛮” 将朝廷的指责顶了回去：
“十四日左宗棠寄臣一函，云：‘金陵馀逆漏出数百，亦有数千之说’；臣再三推详，由金陵至广德，县县有兵，层层密布；其中如驻句容之刘铭传、驻溧水之王可陞、驻建平之李榕、驻东坝之郑魁武，皆晓事不欺之人，又奉严防逸贼之札。若谓洪福瑱仅带零贼剃髮潜遁此数处者，或不知之；若贼至二三千之众，而谓此数处一无闻见，既不截剿，又不禀报，此事理所必无也。臣观附近各县各将之无禀，证以李秀成之亲供，逸出漏网之贼，多亦不过数百。其洪福瑱果否尚存，臣现派蓄髮降卒四处访查，不欲仅以难民之言为凭，尚未访有端倪”；
要将指责顶回去，除了针锋相对，别无善策。当然，针锋相对者，不能冲着中枢，而只能逐条批驳左宗棠的“举发”。左宗棠来信说洪天贵福一行“亦有数千之说”；参以前引洪天贵福自供，实不过数百人，然则左宗棠措辞稍涉夸张。且其语出自难民之口，证据可信度自然下降。于是曾国藩列举南京东南城镇守将，说他们都是“晓事不欺之人，又奉严防逸贼之札”，必不可能让数千敌军招摇过市；由此证明左宗棠打的小报告不尽切实。在此事并无第一手可靠证据（例如探报、例如降供）的情况下，辩论证据的可信度，不得不使用逻辑推理。曾国藩此番推理，所谓“零贼”“潜遁”，守将“或不知之”；若“二三千之众”，则“事理所必无”，倒也歪打正着，符合实际情况。由此，他虽不能全部推翻左宗棠的“谣诼”，但也削弱了其质证的分量。更精彩的自辨，还在后头：
“至防范不力之员弁；是夕，贼从缺口冲出，我军巷战终日，并未派有专员防守缺口，无可指之汛地，碍难查参。且杭州省城克复时，伪康王汪海洋、伪听王陈炳文两股十万之众，全数逸出，尚未纠参；此次逸出数百人，亦应暂缓参办”；
朝旨所谓“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即打狗不问主人、不看僧面亦不看佛面之意，其意乃在警告湘军统将甚至曾国藩本人。但实质性的伤害，则落实到全军的士气；苦战十年的湘军，大功甫一告成（虽不无缺憾），即因难民之谣（并未确切证实）遭受磨折甚至惩罚，实在有伤士气甚至酿成哗变。所以，曾国藩借口“并未派有专员防守缺口，无可指之汛地”，顺势将“防范不力”的责任人由具体的“员弁”转变为抽象的“我军”，援法不责众之义，使此条惩罚意见落空。这种实者虚之的文字游戏和诡辩技巧，不得不令人佩服。接下来，他又揭出左宗棠克服杭州时数万太平军逃出的旧创，衡以南京“逸出数百人”的事实，理直气壮的质问：“尚未纠参”前者，何能“参办”后者？左宗棠只是轻轻摸了他一下，曾国藩反手就是一记响亮的大耳光；然则，前此曾国藩安慰郭嵩焘，所谓彼与左宗棠辩难，“素拙于口而钝于辩，终亦处于不胜之势”，是耶？非耶？当然，善辩者从来以“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作为参辩宗旨，决不作出沾沾自喜的骄浮姿态。所以，此摺末尾特意安排一段神来之笔：
“抑臣更有幸者：向使破城之夜，该逆大开十三门，每门冲出数百人，不仅由缺口一路，官军亦未必能悉数截剿；向使李秀成不因乡民争匿，羁延时刻，官军亦未必能既脱复擒。今之逆贼无几，渠魁就擒，盖全仗皇太后、皇上之福，非臣兄弟之力所能及也” ；
做事情，有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一种风格；写辩词，尤其要能领会迅雷风烈之后天淡云闲的妙趣。整篇都是笔挟风雷，读者初则惊慑，终觉酷薄，口虽噤而心不惬，理虽穷而情必恨。辩论之旨，固不在求胜，而在于解纷；若由此树敌（不论敌人或敌意），尤非善辩者初衷。因此，在通过演绎逻辑、比照事实等手法立于不败之地后，善辩者必然要化刚为柔、转巧为拙，为对方留一地步，为全局开一境界，如此方能于事有济，得理而不伤人。曾国藩此摺结尾，将湘军浴血奋战、克城擒贼之功勋，全归于今上之“福”德；将兄弟二人呕心沥血、运筹决战之劳苦，全归于微臣之“幸”运。让功的同时，卸掉责任；避谤的同时，邀得谅解。左宗棠性情亢直，或不罢休；但是，中枢固已视之为得体、合理的解释，此后便不再追究纵敌、误报之咎，而将重点转向浙、赣地区“截剿”“残匪”的战斗。曾国藩此次辩难，本意只在回应中枢的责备，并不介意左宗棠的质证；今既获得中枢的谅解，可算功德圆满，自毋庸再与“因忠而愤，以直而亢”的当代孔明争一日之短长了。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曾国藩为开脱“伪幼主”逃逸之责，说浙军克复杭州时，太平军“十万之众，全数逸出，尚未纠参”；毕竟对左宗棠和楚军造成了极深的伤害。左宗棠本是好辩且善辩之人，值此“予不得已”之际，势不能偃旗息鼓，装聋作哑。其辞略谓：
“臣战余杭，蒋益澧战杭州，屡次破垒获胜；臣奏两城贼势窘蹙，并未以贼数众多为言，每与交战，逆贼多不过一万数千而止。迭次奏报甚详，尤堪复按。曾国藩称：‘杭城克复，十万之众全数逸出’；所谓‘十万’、‘全数’，果何据乎？两城之贼于二月二十三夜五更窜出，官军皆于黎明时入城；夫以片时之久，一门之狭 ，而谓贼众十万从此逸出，殆无是理！此固不待辨而自明者也。至云杭贼全数出窜，未闻‘纠参’；尤不可解。金陵早已合围，而杭、余则并未能合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