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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经过改制，加入军事和经济概念，重新包装，摇身一变为团练题材，在朝野热炒之下，竟然连续涨停，托住大市。终于，在嘉庆七年，基本肃清白莲教，为大清帝国接下来差不多五十年的国内政局，定下了不是大好还算小好的调子。白莲教被团练制度干掉了，咸丰皇帝自然要尝试这个办法，用来对付太平天国。所以，从咸丰二年十一月到三年二月，他一口气任命了十个省共四十三位团练大臣，并刊刻嘉庆初年的《筑堡御贼疏》、《坚壁清野议》以及相关指导性文件，颁发各省，号召大家边学边干，苦练快上。可是，实际效果如何呢？
团练的精髓，只有八个字：清查保甲，坚壁清野。清查保甲，可以有效防止城乡士民与起义军勾结呼应，让剿匪部队没有后顾之忧，不用东堵西捂，手忙脚乱。坚壁，就是砌高垒，挖深濠，修缮城防；清野，则是拆除城墙外若干里内的房屋，清割农田作物。一可以断绝起义部队的粮食供应，二可以增大攻城的难度。这八个字扎实做到了，在没有统一指挥，各自为战，不占领根据地的情况下，白莲教起义军想不成为“流贼”都不行。而一旦成为流贼，屁股后面总是跟着一队猎人般的绿营兵，所到之处，则是坚固的碉堡，质朴勇敢的民兵，想歇脚都找不到地方。除了跑到荒山野岭作“山贼”，再没有别的出路。而一旦堕落成山贼，政府军喘息已定，必然要步步为营，大举围剿。当此时也，外有重围，内无定饷，更可怕的是人心惶惶，军心摇动，随时有不攻自溃的危险。这时候恐怕是求作“降贼”也不可得了。大致来说，各地白莲教就是这样被团练制度搞定的。
白莲教和太平军，在朝廷眼里，都是乱民暴民，都是黄巢、李自成，政治定性，区别不大。而实际上，白莲教和太平军，根本就是两码事：白莲教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多点并发、互不联属；太平军自金田起事，就有一个紧密团结在洪秀全周围，由拜上帝教和三合会骨干分子组成的领导集体，进退有度，攻守有节。白莲教像同治年间的捻军，流动作战，没有根据地；太平军则在南京建国，以江浙为根据地，横行长江，从容进退。白莲教自身没有明确定位，做一天强盗跑一天路，是所谓“流贼”；太平军则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都有自己的主张，与清朝分庭抗礼，俨然敌国，是所谓“窃号之贼”。团练能搞定白莲教，也能搞定太平军么？
毫无疑问，食古不化的咸丰皇帝认为可以。只可惜，事实面前，人人平等。团练对付不了太平军，这是客观规律，皇帝说话也不管用。
对付太平军，团练八字诀就不够用了。自从咸丰三年从武昌战略撤退，沿江东下，二十几天内占领南京，太平军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下长江以前，可以归其类为“流寇”，到南京后，就得算是“割据”了。下长江以前，太平军一直被追杀，虽然攻城掠食，一路席卷，但总显得狼狈，不无屁股向后、平沙落雁的尴尬。一旦进入南京，改元建国，粮饷充足，士气旺盛，就不满足于仅仅偏安一隅，而有逐鹿中原的志向。定都以后，立即派李开芳、林凤祥率领北伐军，胡以晃率领西征军，北边打到静海，西边打到武汉，就是这种战略意图的体现。更重要的，则是太平天国由始至终，在沦陷区民意拥戴指数上，不但远高于绿营，也略高于湘军和淮军。当时没有盖洛普公司作统计，但是别的证据可以支持这个结论：胡林翼在湖北作巡抚，慨叹湖北“莠民”每每“兵至为民，贼来从逆” 。洪山民众里应外合，帮助石达开击败湘军，罗泽南因此战死；后来收复，胡林翼差点下达了屠城的命令 。曾国藩困守江西，对各属民众“从逆如归”甚为恼怒，乃至教导部下不妨“杀刈草菅，使民之畏我远过于畏贼” 。太平军中石达开、李秀成不但善战，而且能安抚民心，引为己用，众所周知。其中下层将领中，也不乏曾天爵、宋关佑那样能行“仁义”的“君子” 。太平天国在武昌、南京都举行过科举考试，开考之日，应者云集 ，其中就不乏刘鹏、王彛庋Ц卟糯蟮亩潦槿恕ＮС枪偕鹬校倘挥新抛陨钡闹页夹⒆樱膊环陨喜叩摹胺〕肌薄ⅰ傲由稹薄Ｔ恢本茨降耐┏桥晒盼拇笫γ吩痢⒅小兑罩鬯返陌莱己投ΧΥ竺奈涸矗妥≡诶钍老偷氖掏醺咳沼庞翁秆纾思淅郑凰际褚印 �
当日的太平天国，礼乐俱张，民众拥戴，不让“辫妖”，实在是一个很有实力的政权，一旦分兵四出，“吊民伐罪”，其威力大大胜过白莲教，决不是区区团练可以抑制的。团练本来只是正规部队的补充，而咸丰初年的清朝正规军——绿营的战斗力，已经堕落到聊胜如无、权当摆设的程度 。从广西到江苏，从追缴到围攻，派遣访剿的钦差大臣，如塞尚阿、向荣、琦善所率部队，大多时候只是虚报战况，苟且偷安，根本起不到抗衡太平军的作用。诗人金和有一首《初五日记事》，我们可以具体了解到绿营腐朽的实在情形：
“昨日黄昏忽传令，谓‘不汝诛贷汝命，今夜攻下东北城，城不可下无从生’！三军拜谢呼刀去，又到前回酣睡处。空中乌乌狂风来，沈沈云阴轰轰雷，将谓士曰‘雨且至’，士谓将曰‘此可避’。回鞭十里夜复晴，急见将军‘天未明’，将军已知夜色晦：‘此非汝罪汝其退’。我闻在楚因天寒，龟手而战难乎难。近来烈日恶作夏，故兵之出必以夜。此后又非进兵时：月明如画贼易知。乃于片刻星云变，可以一战亦不战。吁嗟乎！将军作计必万全，非不灭贼皆由天，安得青天不寒亦不暑、日月不出不风雨！”
绿营将领讲究“天时”到了这种匪夷所思的程度，其他怯懦苟安的情状，就不难想象了。所以很多时候，只见到几百号乡勇对抗成千上万训练有素、军械优良的另一支政府军——太平军，而看不见绿营的影子。太平军旁出攻掠，都有后勤保障，而团练往往是星散各地，困守小城。内无长饷，外无救兵，和嘉庆年间相比，主客易位，攻守逆转，不再是有备无患下的以逸待劳，而是内忧外困中的引颈待割。所以，练团数年，没有一点成效，“从未见有团练能专打一仗、专守一城者” 。
4。新军
谈到曾国藩，俗口流传，总说他起家团练，后来扩展为湘军，完成了平乱大业。其实，曾国藩压根就没办过一天团练。第一手棋，他走的就是湘军这个新布局。
早在道光末、咸丰初，曾国藩已经开始了关于全局的战略性思考。咸丰元年三月九日，他递上《议汰兵疏》，对当时军队的冗员耗饷进行猛烈抨击。他说：“天下之大患，盖有二端，一曰国用不足，二曰兵伍不精”；自1840年以来，鸦片战争赔款二千一百万（首付六百
万，馀款四年付清）；癸卯年户部银库监守自盗，亏失九百万；全国税务欠缴几近五千万（戊申年统计数据）；连年水旱灾害，造成歉收、赈贷费用接近两千万，中央财政岌岌可危，差不多要进入破产清盘程序。而民生凋敝至极，不可能再刮油水，所以开源增赋之策不可行，唯一的办法，只有裁兵减饷。裁兵固然是为了补贴国用，而本质的原因则还在于兵不可用，不裁白不裁。绿营兵之窳败，其普遍现象为：“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而镇压白莲教起义不得不借助团练之力；鸦片战争中进不能战，退不能守，节节溃退；广西额兵、土兵三万七千人，加上邻省调派的援军几万人，竟然抵挡不住洪秀全几千人的乌合之众，就是兵不可用的具体事例。所以，他建议“汰兵五万，仍变乾隆四十六年以前之旧” 。
尽管认识到养兵无用，不如不养，可是作为京官的曾国藩并没有办法提出更有建设性的意见，例如日后他所倡导并一手作成的练乡勇为劲旅，并以此代替绿营。所以，在没有一支切实可用的新军代替绿营，在“教匪”日益猖狂、“国军”屡战屡溃的情况下，刚上台的咸丰皇帝是不敢贸然裁兵的。因此，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
咸丰二年六月，曾国藩奉旨出任江西正考官。七月二十五日，行抵安徽太湖，收到母亲逝世的消息，旋即回乡办理丧事。十二月十三日，接到帮办团练的谕旨。终于，他有了一个机会，来实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