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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期，会将对自己的爱发展为爱他人。可以说，在成长的过程中，儒家文化的上述要素对早期人格中自恋的基质不是促其向客体爱转化，而是起到了强化固着并阻碍人格向前发展的作用。
第五章 对儒家文化的反思：
一、对儒家文化的辨证思考：
如果沿着上述思路走下去；
势必留下这样的印象：儒家文化已经穷途末路。尽管我们对儒家“天人合一”，“人人合一”的思想有过批判性的剖析，但从辨证的角度讲，这种思想观念也在昭示着人们将自己融入人群中，融入自然中。这也意味着人在追求自已的独一无二性时，要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这种认识是对人作为一种存在的理性思考。但是，现代心理学提供给我们这样一种健康人格模式：共生（合并）分离（独立）…整合（合并）（指个体与他人的关系）。因而，儒家的“人人合一”尚必须经历从最初的合并到有独立的自我意识，最终回归到“天地人万物”
一体的状态。这样的“天一合一” 才如钱穆先生所言：是中华民族对世界人类全体的贡献。在这种前提下的“人人关系”
才能有既能站在对方角度体验对方，又能保持自己独立意识的共情能力。
我们也应看到正是儒家文化有对“神性自我”
的追求以及过份的耻感，才决定了在西方文明介入的一百余年，中国人能以这种外来文化作为一个他者，一个参照作出深刻的反省，才能使中国人“知耻要强，人生向上”＇林语堂，2000＇
走出“亡国灭种”
的灾难。所以美国学者黑子刻思考：“为什么有些社会比另些社会更有效地应付了它们所面临的问题？”他一反韦伯的观点：“韦伯要解释的是中国为什么要失败，而我们要解释的则是中国为什么会成功。”
他认为：儒家人格被一种需要依赖其社会上层以求得权威指导的沉重焦虑所支配，这种焦虑与紧张的心理基础是刺激中国文明转换的一种“内部动力”。
从临床病例来看，自恋型人格中深层的对自我不确定的焦虑感，对权威过份依赖的恐惧感以及对赞美的无限的渴求导致了这类人无满意感，他们要用不断的成功来获得他人的认同。我们清楚地看到
我们的每一个被研究者都是事业的成功者。换一个角度看这也是沙莲香认为的中国人近百年奋斗，自强不息的动机。
所以第三代儒家的代表杜维明先生认为，一个现代意义的儒家社会是既以它所信奉的“为已之学” 的价值观和不断“自我实现”
的道德律令为基础，又能对人的尊严，自由和独立等价值观高度重视。这是对儒家文化未来发展的期望。
我们不可能将我们的文化抛弃，但是，它正在经历着激烈的认同危机。心理学上讲，一个人的人格发展，到某一阶段会发生一种“认同危机”，
就是人的自我定义问题…我是谁？我是什么？我到底做了什么，应该作什么？这种危机可以给人的心灵带来很大创伤，也可以使人变得更成熟，更深沉，更有自信。诚然，我们的文化正在经历这种认同危机，要达到文化认同还须我们对传统进行自觉的，群体的，同时又是批判的继承和创造。＇杜维明，2001＇
二、对家庭中人际互动的思考
我们的观察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尽管经过百余年西方文化的洗礼，中国人的家庭观仍坚如磐石地挺立在中国人的意识和潜意识里。家庭生活仍是“中国人第一重的社会生活”＇梁漱溟，2000＇
由于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的次序和规范也是家庭关系法则的扩展和演变，人们对家庭关系的意识是人际认知的前提。而且，家庭和国家存在同构效应。所以反省家庭社会化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注入新思想、新观念尤为重要
。由此引发笔者对家庭人际互动的几点思考。
1．在家庭互动中客观地看待人性：
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学说使人们遭受了心灵上的巨大冲击。他认为人的心理存在本能的，冲动的，潜意识层面，它们直接决定人的行为，而且往往强于理性的力量。这一冲击让人感觉到人在自已家里都不是自已的主宰者。＇高觉敷，1985＇
弗洛伊德的观点不免偏颇，但他揭示了人性中的非理性部分，即人类不可能完全由理性控制。
儒家则相反，认为人的理性可以控制非理性的情感，也能使人通过“修齐治平” 而成为具有完善人格的“圣人”。
我们遵从这样一种观念：人有非理性的本能情感，但在随后的社会化过程中，有追求人格完善的理性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情感发育的逐渐成熟对人格发展的意义尤大。
心理学告诉我们，心理障碍最大的症结在于情感的扭曲，它来自于童年的创伤性经历。这来源于孩子在早期的社会化过程中，养育者的言行告诉孩子自然的情感流露是不对的。弗洛伊德认为儿童期遭遇的重要事件会对人的一生产生重要影响。如案例A，一个五岁的孩子在路过坟埸时的恐怖情感是多么自然，但是他的父亲的呵斥让他感受到这种情感流露的可耻。这导致了A在以后的生活中一直在为克服自已的“脆弱”奋斗。儒家崇尚理性，贬低情感的价值观数千年来在中国人的心理上占居着主导地位，理性已上升到与尊严，力量和权威等同的地位。屡见不鲜的家庭教育是：男儿有泪不轻弹，情感外露是不成熟的表现。“对生活和人性的老成的理解现在是并且一直是中国人理想性格的根本”＇林语堂，2000＇
这样教育的结果会让人对自己自然流露的情感感到羞愧。心理治疗室里的许多来访者的共同控诉是：我不会哭，我不会去感觉，我象是失去感觉的行尸走肉……。
当人将理性上升到无限的高度时，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如何面对自已的非理性行为，当这种文化价值又不给人退路时，唯一的出路就是说一套做一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被研究者们的父辈是怎样将他们过份理性化后的愤怒在家里发泄的。
所谓自恋型人格障碍一个基本的心理病理是：将人性中的脆弱，自私的一面压抑起来以一个过份理想化的幻影替代。这样的结果是他们既不能宽容他人也不能宽容自己。
所以，在早期的家庭互动中要让孩子自然地去呈现自己，少一点说教。养育者对自己人性中的暴露的脆弱要有勇气去面对和探讨，只有这样才能教会孩子去真实，去爱，去宽容。
2．建立自我界限
一个心理学界公认的事实是，中国人的家庭关系中自我界限不清。这表现在父母过份地干预孩子的生活，为孩子作出几乎所有的选择和决定。诚然，养育者在孩子未成年时，需要给予孩子诸多照顾和帮助，但这与“我的即是你的”
有很大的区别。这种人与人之间缺乏自我界限的人际关系与儒家缺乏对个人承诺的“人人关系”（ 即个人只是复杂人际关系中一个点
）有关。但是，对个人权力的尊重，对自主自立的要求巳势成必然，已成为这个时代的篇章。这种能力的培养往往需要从小做起，按照库利的“镜中我”
理论，在个体与养育者的互动中，养育者如果充分尊重了孩子个人的权力，孩子也会潜移默化地学会这种行为。人有了这种自我界限后，就会更加明白自己的责任所在，因而也会相应地负起自己的责任，就不会出现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尴尬。也学会了区别哪儿能够界入，哪儿是禁区的未来社会交往规则。
在中国家庭目前出现的普遍问题是：父母将自已对生活的欲望放到孩子身上，并按照自己认为的好坏去安排孩子的生活。不可否认的是，人类的世代相传中也延续着人类的理想相传。在这种两难境遇中，我们还是要去尝试尊重对方的决定和选择，还是要去明白，作为一个个体，会有与我们不同甚或对立的想法和感受，并要学会去尊重他。
3．培养共情能力
共情是现代心理治疗的一种态度。它指的是一种能体验别人的苦和乐的内省力。共情甚至被要求为一种做学术研究的能力。在心理治疗里，治疗师共情的理解能帮助病人受伤的精神状态的康复。
儒家传统的两个基本价值观是：“己所不欲，勿施予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种传统美德表达的是：自已认为不好的不要给予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