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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不能疗而飞骑千里邀陆氏这一点，就可想见陆氏当时之声望。如无丰富的临床经验，要达到这样声望，是难以想象的；
2·光绪丙戍春，其侄崇保病温，群医束手，陆氏诊之，主予大承气，众虑保年已七十，栀芩苦寒，朴黄峻下，谓不便用，陆氏力排众议，毅然下之，一药而霍然。从此论之，陆氏若无丰富的临床经验，见定不惑，就不可能有这样的胆识。
3·壬午夏，受业濮贤慈之父病热，喜立日中，且恶凉饮，脉则皆伏。群医咸谓为三阴证。慈叩问于陆氏。陆氏曰，此温热之大证，阳极似阴者也，误用辛热必殆。乃迭进芩连膏黄辈十余剂，而热象大显。石膏用至数斤，病乃渐退。就此案而论，陆氏经慈一问即知是温热大证，迭进苦寒，石膏用至数斤，这就是因为陆氏对温热病的治疗，学验二丰，已有定识于平时，乃克有定力于片刻。
4，太康刘中丞，于辛酋令上海时，得结胸证，以时方玄参麦地，频于危，九芝视之，贡以枳朴辈，数服即解。此案亦说明：陆九芝以经方拯危救急，手段老到，确是活人有术。
上述类案，说明陆氏擅治温热，善用经方，是无可置疑的。亦正是为此，我们应克服门户之见，认真继承发掘其学术思想和温热病的治疗经验，以求古为今用，达到繁荣学术，提高疗效之目的。
陆氏之世，时医不重视继承发掘前人治病之经验，动曰“时有古今之异，古方不治今病，”“一遇温热病，无不力辟伤寒方，”然按轻清、滋阴诸法治疗，又常防其东而东，防其西而西，陆氏深不满于此，故大力宣扬，伤寒论并没有过时，伤寒方也并不难用，他作《伤寒有五论》、《伤寒方论》等文，并抨击叶派药法之弊病，就是为此。陆氏尝云：如仲景方而不可用，则病人岂容我以尝试者，何以用之一人而效，用之人人而无不效，且何以彼之不用仲景方者，曾不闻一效也，吾既用之而效矣，用之而屡效矣，则吾岂能舍吾效者不用，而用彼之不效者耶，夫病者何所求，不过求其效耳，然不用仲景方而效不至，则人何乐乎不用仲景方哉。可见，陆氏之所以以表彰仲景学说为己任，除了当时盲目蔑古，轻忽继承的风气，主要还是因为他用经方治病，不但每用每效，而且屡以经方起温热大病，活重危险证，陆氏深研经典，用仲景方治病，尝到了甜头，故于此笃信而不疑。若不顾及此，仅为学术观点之不同，便鄙薄其治温病之经验，是不够妥当的。
陆氏还认为，治病不能墨守成规，应当从提高实效出发，勤加探索。他在自序中说：一病有一病当用之药，即有一病不当用之药，用不当用之药而无益于病，明明有当用药在，不知更弦，因循旧习，仍用此药以治他人，一若舍此别无可用之药，此固何为者耶。这些有慨举世盲从轻淡，墨守成规，不问治效之医风而发的议论，反映了他治病注重从实效出发，勤加探索的主张。而尤为可贵的是，陆氏不以能用经方拯危救急治大病自满，认为“医以能治大病为上医，正以不使病大为能”，“医之为道，莫要于不使病大”。故他手定文集十六卷之后，又釆撷诸家经验，著《不谢方》一卷。陆氏知道世人好以焦头烂额为上客，而曲突徙薪者，必无恩泽，但他“只问其病之愈不愈，遑计人之知不知”，这种观点及《不谢方》的撰著，不但说明他遵古不泥，并不象后人说的那样：拘守经方，以后世方药，皆无足取。而且还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陆氏高尚的医德。由此可见，陆氏只是反对蔑古，而并不曾食古不化。故近代名医张山雷对其甚为服膺，谓“陆氏擅长温热，学识与梦隐相等，而文词倜傥，笔锋锐利，尚非梦隐所能及。其最有功于病家，而揭破近世陋习者，断以《不谢方》一卷及《世补斋》十六卷，尤为救时之良药。”这一评价，是较为中肯的。
二、抨击叶吴，表彰仲景这是《世补斋医书》中一个令人瞩目的内容。陆氏治学，学而能思，富有批判精神。文集卷九至十一，专门评论诸家之得失，对叶吴学派及黄坤载，抨击尤甚，其批评，有持论恰当的，也有失之偏激的，从总体上看，是瑕不掩瑜。陆氏著中的驳评文字，说理精深，在学术上很有参考价值，但后之学者，有时出于门户之见，竟攻其一而不计其余，抓住他有失偏颇之处，强加以复古派、卫道土等大帽子，若以此来一笔抹杀他对诸家的中肯批评，实无益于继承发掘前哲学说之精华，来推动学术之发展。有鉴其对叶派之批评，影响最大，争论亦多，故拟对此略述己见如次：
陆氏之世，叶吴之学风行，用药轻淡，肺胃不分，滋阴泛用，撤热不力之陋习，已无形中蔚为风气，时弊叠出，民受其害，这种情况，陆氏著中有所记载，如《脉有力无力说》中录有一案：“里门某姓一独子，年才冠，新婚，病伤寒中之温证，表热不追，里热已成，阳明之脉浮大而促，葛根芩连证也，热再盛则白虎证也，医执病在上焦，不犯中下之见，用卒凉轻剂，药不及病，越日更医，方且防其劫津，用滋润之玄参麦地，谓是养阴退阳，或又防其昏厥，用疡科之脑麝珠黄，谓是清官增液，药不中病，病不待也，未已大医来诊其脉，出语人曰，迟矣迟矣，脉无力，而重按全无，明日即防脱矣，尚作何等病观耶，病家习闻夹阴之说，病适留恋增重，适如所言，意本以虚为疑，乃大叹服。参芪并进，手写熟地炭生地炭，口中则议投姜附，临行诵盲左之言曰，虽鞭之长，不及马腹，而明日果然。”陆氏目击这种时弊，因奋笔著《续苏谈防其说》等文，对此痛加驳斥。按陆氏经验，伤寒温病，凡其热已潮，而又大烦大渴，昏沉谵妄，目中不了了，睛不和，或循衣摸床，撮空理线，或扬手掷足，恶闻人声，或口噤（齿介）齿，背反张，卧不着席，此时如不急用大承气下其燥屎，则阳实劫阴，滓枯液洇，热极生风，危在旦夕。但由于当时医风，习用轻清，常杜撰阴虚恋邪之名，泛用清官开窍，养阴退阳之法，“置承气三方于不问，始则以豆豉豆卷之不足以发表者，耽搁三日。继以生地、石斛、麦冬、元参之滋腻留邪者，又三日。而后犀角，珠黄、至宝、紫雪之类，将未入心包之邪，一举而送入心包，迨心包洞开，燥屎仍在，阴之将竭，事不可为，终之以一服去五味之生脉散，或一服去姜桂之复脉汤。”章巨膺说陆氏这样“描写时医黔驴之技，皆系实录。”因章氏亦亲身经历了此种时弊，故与陆氏，虽不同时，但具同感，叶派药法末流之弊之久，于斯已见一斑。陆氏认为：这种时弊出产生，是仲景之学不明于世所造成，故他一生以表彰仲景学说为己任，认为必须澄清当时歪曲仲景学说，说仲景偏于辛温，《伤寒论》只论狭义伤寒，古方不适治今病，学伤寒是学屠龙之技等种种蔑古诬圣的错误观点，认真发掘仲景治热病之经验，来匡正时弊，古为今用，以求变革医风，提高疗效，有所发展。陆氏之所以崇张（仲景）排叶（香岩），正是出于不满当时之现状，如不顾这一明显的事实，将革新之要求，说成为复古之主张，这是值得商榷的。推崇仲景，并不等于踏倒后世之一切，如果陆氏真认为汉以后的治法方药无一可取，他就不会再著《不谢方》了。我们现在也常说：将“（仲景）尊为医圣是当之无愧的”①，因为张仲景，李时珍等医家，对中国医学贡献极大，后人出于崇敬，有时就称他们为医圣，这并不就意味着主张复古蔑今，若对此抓住不放，加以抨击，这在学术论争中，有挑剔之嫌而并不具有说服力。潘蔚说；“治病之法，泥古者非，蔑古者尤非。”内经伤寒之学，为中医之根本，知人必论世，当时有蔑古诬圣，忽视继承发扬之风气，又有人对仲景学说阳奉阴违，所以陆氏尊经崇古，表彰仲景，不违心随俗，敢抨击诸家，即偶有偏激之言，实亦不足以深责。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陆氏之排击叶吴，对掀起寒温之争，促使百家争鸣，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在中国医史上，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谢诵穆说：“逊清医坛，为叶香岩所宰据者，垂百年之久，一代英杰，皆不能自拔，迨元和陆九芝先生出，始起一绝大之变化，先生以犀利之文词，抒独得之精义，读其书者，无不为之神移色动。”陆氏学说之影响后人者如此！陆氏对宰据当时医坛统治地位之叶派学说，敢于进行猛烈的抨击，这种精神，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