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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要分支项目：一个是暴力罪犯拘捕项目，吉姆·赖特已经接替鲍勃·雷斯勒出任负责人；一个是工程服务项目。罗杰·迪普担任教研科科长，阿伦·斯莫基·伯吉斯担任调查支援科科长。（他与安·伯吉斯并无什么关系，不过她丈夫艾伦·伯吉斯与我们合写了《犯罪分类手册》。弄清楚了吧？）
虽说我的工作富有挑战性且耗费了我很大精力，我却从中获得了一种满足。幸运的是，我一直能够避免迈出几乎每一位欲在局里不断晋升的人不得不迈出的那一步：行政管理。到了1990年春天，情况有了变化。我们正在召开科室会议时，斯莫基·伯吉斯突然宣布说，他不久就要从科长职位上卸任退休。后来，新任副局长助理戴夫·科尔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询问我的意向如何。他曾是我在密尔沃基外勤站时的小队长，同时也是特种武器攻击小队的同事。
我告诉他，我感到极度疲倦，对一切都感到厌烦，正在考虑申请去一个远离闹市的处理暴力犯罪的办公室工作，并在那儿结束我的职业生涯。
“你不该这样做，”科尔告诉我，“你去那里会一事无成的。你作为科长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不知道该不该担任科长一职。”我告诉他。我早已在履行科长的许多职能，同时起着机构存储器的作用，因为我在这里供职已经很久了。但是处在职业生涯的这一阶段，我是不愿意陷入繁杂的行政事务之中的。伯吉斯是一位出色的行政人才，擅长排除各种干扰，以便让我们这些替他工作的人能够有效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我要你出任科长。”科尔宣布说。他是个精力充沛、说一不二、咄咄逼人的人。
我说希望能继续从事提供审讯策略、法庭作证以及公开演讲等工作。我认为这些才是我的长处。科尔保证说我能够继续这些工作，于是提名我担任科长一职。
我上任伊始做的头一件事，如我多次提过的，就是省去我们科名称中的“行为科学”二字，简称为调查支援科。我的想法就是，要给我们在各地的警察客户以及局里的其他部门发出一个有关我们干些什么的明确无误的信息。
在人事部门负责人罗伯特·比德尔的大力帮助和不懈努力下，我将暴力罪犯拘捕项目的人员编制由4人扩大到16人。科里的其他分支也得以扩充，不久我们就达到了近40人的总编制。为了减轻扩大规模带来的行政负担，我实施了一项地区管理计划，根据该计划，各个特工要对国内特定地区负责。
我认为这些人统统都有资格晋升到GSl4级，可是总部只同意给我们四五个名额。于是我让他们同意，完成两年专业培训计划的人将被“选定”为专家和认可为主管级特工，并有资格得到那个职务和薪俸。专业培训计划要求学员旁听全国学院行为科学科讲授的全部课程，修完武装部队病理学学院开设的两门课程，攻读弗吉尼亚大学（帕克·迪茨当时在那里任教）的精神病学和法学课程，完成约翰·里德主持的审讯学校的学业，与巴尔的摩验尸官办公室一道进行死亡调查，随纽约警察局凶杀案调查组一同执勤，以及在一位地区级主管的指导下从事侧写工作。
另外，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地介入了国际性办案工作。比如在退休前的最后一年中，格雷格…麦克拉里就办理过加拿大和奥地利两国的重大系列谋杀案。
我的科在履行职能方面运转良好。在行政管理方面，我则比较松散，这不过是我的个性使然。当我发现有人疲劳过度时，就会绕过有关规章制度，签名同意他们不来上班，或者告诉他们休整一段时间。最终，他们的工作效率较之假如我照章办事让他们继续上班要高出许多。当你手下人才济济，可又不能给予奖金鼓励时，你就得用别的方式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我总是跟支援人员相处得很好，在我退休之际，他们似乎对我的离去感到伤心难过。这也许是因为我曾在空军服役过。局里领导层中有很多人都是军官出身（还有很多人，比如我的最后一任主管特工罗宾·蒙哥马利，曾经作为英雄被授予勋章），他们总是从军官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这本身无可非议，庞大机构的大多数管理者要是像我这样，就会使这些机构运转失灵。可我曾是一名士兵，故而始终在感情上与二线支援人员有一种认同感。为此我比其他一些当头头的人更容易得到必要的帮助。
不少人按照以往看待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眼光来看待联邦调查局：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到处是身穿白色衬衣和黑色外套的男男女女，他们聪明，有成就，不过缺乏幽默感，千人一面。我所在的小群体是由真正不同凡响的个人组成的，他们每个人在专业领域里各有千秋，我为能成为其中一员而一直深感庆幸。随着时光推移以及行为科学在执法界的作用不断增强，我们自然而然都发展了自己的兴趣，攻克不同的领域。
从我们开展研究起，鲍勃·雷斯勒从事的是研究，我则投入到实际办案之中。罗伊·黑兹尔伍德是侦破强奸谋杀案的专家。肯·兰宁是处理迫害儿童案的一流权威。吉姆·里斯从侧写起步，后来在警官及执法人员的压力管理上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在这一领域拥有哲学博士头衔，论著颇丰，在整个执法界因其咨询才华而广受欢迎。吉姆·赖特初来科里时，不但接手了培训新任侧写人员的重任，而且成为侦破跟踪案的一流权威，跟踪是严重人际间犯罪，目前这类案件的增长速度最快。我们每个人都与全国各地的外勤工作站、警察局、治安官办公室，以及执法机构建立了许多的私人联系，因此每当有人打来电话时，他或她都认识并信任与之通话的人。
对于加盟我们科的新人来说，试图与所有这些“大腕人物”并驾齐驱是困难的，在随着《沉默的羔羊》上映全国上下对我们的工作表现出极大兴趣后，情况尤其如此。但是我们尽力让他们相信，他们之所以被选中，就是因为我们认为他们完全具备胜任科里工作所必须的素质。他们都拥有丰富的办案经验，一旦与我们共事以后，我们还要让他们接受整整两年的在岗培训。除此之外，他们还拥有聪慧、直觉、勤奋、正直和自信，再加上倾听和评估他人观点的能力。以我之见，导致联邦调查局全国学院成为世界上同类院校中佼佼者的原因之一是，它是由那些拥有共同目标和各自的兴趣的有才华的个人组成的。反过来，这些人中的每一人又在激励别人具备同等的素质。我希望并相信，我们在科里建立起的学院式的、相互支持的体制，在我们这些第一代人员退休之后，将得以保持下去。
1995年6月，在匡蒂科为我举办的退休晚宴上，不少人对我大加赞誉，令我既惭愧又感动。坦率地说，我原先准备举行一个烧烤晚会，指望大伙会利用这个最后的正式机会，把他们积累已久的种种不满对我发泄出来。我后来在洗手间碰上了贾德·雷，他一见到我便为没有发言表示歉意。在他们说完之后，轮到我说话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对他们隐瞒自己的想法，于是把原先预料他们都会说些什么以及事先准备好的一套反驳论点悉数道了出来。那天晚上，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至理名言或慎重的建议可以传授。我只是希望我的言传身教能起到一点作用。
自从退休以来，我曾返回匡蒂科从事教学和咨询工作，而我的同事们清楚我对他们是有求必应的。我一如既往地进行讲课和演讲，将我25年来研究谋杀犯心理的心得体会传授出来。我已经从联邦调查局退休，可是我认为我永远不可能停止与那些犯罪行为作斗争。不幸的是，犯罪问题越来越严重，我们永远不会缺少客户。
人们时常问我，面对可怕的暴力犯罪统计数据，我们能拿出什么对策。尽管肯定有切实可行的对策能够采取而且应当采取，我倒是相信解决犯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让更多的人关注犯罪问题。配备更多的警察，设立更多的法庭，建立更多的监狱，改进办案技巧，这些固然不错，可是要想使犯罪率降下来，惟一的办法就是我们所有人不能接受和容忍我们的家庭成员、朋友和同事犯罪。这是我们从犯罪率低得多的其他国家那里得到的启示。在我看来，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犯罪是一种道德问题。它只能从道德层次上加以解决。
在我这么多年从事研究和对付暴力犯罪的过程中，我从来没有碰上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