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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作案者没有结婚，但有可能与某个女人一起生活，经济上依靠或剥削她。任何与他有关系的女人都可能比他年轻，比他幼稚，或者比较容易支配。他不会和任何他觉得不好对付或者对他构成威胁的人来往。尽管他可能不太聪明，在学校时成绩一般（可能在行为方面也构成问题），但也许经常在街头厮混，打起架来能不让自己吃亏。他会对周围人摆出一副不好惹的硬汉子架势。他穿衣服也会尽可能买最好的。他还可能热衷于运动，以保持身体强健。
他可能住在供低收入阶层租住的单元房里，离犯罪现场步行可及。他可能干的是一份粗活，跟同事或上司频繁发生冲突。因为脾气暴躁，他大概没参过军；即使参过军，也会提前退伍。两位特工并不认为他以前杀过人，但可能有盗窃和使用暴力的前科。罗伊·黑兹尔伍德是研究强奸及危害妇女犯罪活动的一流专家之一，他坚信作案者有强奸或性暴力的前科。
他们预测了他的案发后行为，包括旷工、酗酒、减轻体重和改变外貌，在许多方面与杀害卡拉·布朗的凶手相仿。尤为重要的是，他们觉得这种类型的人会跟家人或密友谈及或吐露所犯罪行。这一点是关键，可以利用它制定出将他缉拿归案的前摄策略。
因为知道作案者会密切注意新闻报道，罗伊和吉姆决定接受当地媒体的采访，将侧写公诸于众。他们惟一秘而不宣的重要细节是种族因素。万一推测有误，他们不想因此导致调查工作走入歧途，致使可能的线索得不到正确利用。
然而有一点他们是广而告之的，那就是他们相信：作案者不管跟谁谈起过谋杀案，此人的自身处境也十分危险，因为他或她现在掌握了凶手有罪的把柄。他们敦促说，如果你发现自己陷入了这种处境，请赶快与当局联系，不然一切就太迟了。不到两个半星期，案犯的武装抢劫同伙就给警方打来电话。嫌疑人遭到了逮捕。基于谋杀现场留下的掌纹与其吻合，他受到了起诉。
我们事后重温侧写时，发现吉姆和罗伊的预测真是料事如神。案犯是一个22岁的黑人男子，住址与犯罪现场相隔四个街区。他单身，与姐姐住在一起，经济上依靠她。谋杀案发生时，他因强奸罪正在服缓刑。他受到了审判，被裁定有罪，判处了死刑。他的死刑判决最近才执行。
我经常跟我的人讲，我们应该像孤胆侠客那样策马进城，帮助伸张正义，然后悄然离去。那些蒙面侠客是谁？他们留下了这颗“银制子弹”。他们是谁？噢，他们来自匡蒂科。
在处理完这起案子后，吉姆和罗伊驱车悄然离去。他们当初是乘局里的专机奔赴现场的。任务完成后，他们搭乘民航班机返回，坐在飞机后部的经济舱里，与快活的度假者及尖叫的孩子们挤在一起。但是，我们清楚他们立下了大功，所有得到他们留下的“银制子弹”的人们也都清楚。
15伤害心爱的人
格雷格·麦克拉里有一天在匡蒂科那间无窗办公室里翻阅案件档案时，接到了他负责地区的一个警察局打来的电话，讲的是一起你似乎耳熟能详的令人痛心的案子。
一位年轻的单亲母亲带着她两岁的儿子走出租住的花园公寓，准备去购物。正要钻进汽车时，她突然感到肚子一阵绞痛，于是连忙转身，疾步穿过停车场，走进紧靠公寓大楼后门的洗手间。这是一个很安全的居民区，人们态度友好，互相都很熟悉，而且她还郑重叮嘱过她的儿子乖乖地呆在楼里玩耍，等着她出来。
我敢肯定，你已猜到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大约四十五分钟后，她从洗手间出来，发现孩子不在门厅里。这时她还没有惊慌，她猜想孩子也许跑到门外去玩了，虽说那是一个大冷天。她走出大楼，左右环顾着。
可是她发现情况不妙：儿子的一只针织连指手套扔在停车场的地面上，四处不见他的踪影。这时她才感到了惊慌。
她冲回自己的公寓，立刻拨打了911报警电话。她大惊失色地告诉应急中心的接线员，她的儿子被人绑架了。警方很快就赶到了现场，对那个地区进行了仔细搜索，以寻找线索。此时那位年轻女子已处于歇斯底里的状态。
媒体得知了这一情况。于是她走进了电台播音室，通过麦克风乞求绑架她儿子的人把他送回来。虽然警方很同情她，但仍然按照惯例不动声色地对她进行了测谎器测试。她通过了测谎。警方知道，在绑架儿童案中分分秒秒都至关重要，为此他们找到了格雷格。
格雷格听了案情介绍和911报警电话的录音。他觉得情况不大对劲。接着案情有了新的发展。那个痛苦的女子收到一个小邮包，上面没有写明回址，里面也没有附字条或信件，只有一只与她在停车场找到的连指手套配套的手套：那个女子精神崩溃了。
不过这时，格雷格已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他告诉警方，小男孩已死，凶手就是他的母亲。
你是怎么知道的？警方再三追问他。小孩子被性变态者抓走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你怎么知道这回情况就不一样？
于是格雷格进行了解释。首先，案情本身就有问题。没有任何人要比一个母亲更担心孩子被性变态者抓走。她把孩子留在洗手间外面那么长时间无人照看，这样做合乎逻辑吗？如果她不得不待在洗手问里很长时间，为何不带孩子进去，或者做些临时安排？情况可能确如她所说的那样，但这不能不让你生疑。
根据911报警电话的录音，她明确地说，有人“绑架”了她的孩子。格雷格的经验告诉他，父母亲们说什么也不愿在心里接受这种可怕的假设。在处于歇斯底里的悲痛情绪下，你可能会听到她说，孩子失踪了，孩子跑丢了，她找不到孩子了，或者类似的话。在这个阶段就用“绑架”一词说明，她早已在出事之前就想好这一切。
通过在媒体上垂泪乞求本身当然不能说明某人有罪。南卡罗来纳州的苏珊·史密斯乞求她的两个儿子能平安归来的画面，至今仍然经常浮现在我们眼前，令我们深感不安。一般来说，我们发现父母亲这样做完全是发自内心的。但问题是，这种公开露面也可能是少数心怀叵测的人所耍的伎俩。
然而，在格雷格看来，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连指手套的寄回。
儿童遭劫持基本上出于三种原因：他们被绑架者掳走以勒索钱财；他们被猥亵儿童犯掳走以获得性满足；他们被可怜孤独、情绪无常的人掳走，因为他们迫不及待地想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如果是出于第一种原因，绑架者必定会或者通过电话或者通过书信与孩子的家人联系，以提出他们的要求。其余两种类型的人则根本不想与孩子家人有任何联系。上述三种人都不会仅仅寄回孩子的一件物品，以告诉家人孩子已被人劫持。他的家人早已知道了。如果必须向他的家人证实这是一起绑票案，那么就会伴随有赎回条件；否则这么做就毫无意义了。
格雷格认定，这位母亲只是依据想象中的绑架案的模式布置了一起假绑架案。很不幸，她对这类犯罪的实际动因根本就不了解，结果给演砸了。
很显然，她这么做事出有因，并让自己相信这么做没有什么错。这就是为什么她通过测谎的原因。但格雷格对那次澳4谎并不满意。他请来了调查局的一位资深测谎专家对她进行了重新钡4试，而这次事先让她知道她已受到了怀疑。这次的结果完全不同。经过一番有针对性的审问，她终于承认是她杀了孩子，并带领警方找到了尸体。
她的动机很常见，正是格雷格从一开始就猜到的。她是一个年轻的单身母亲，由于孩子的拖累，错失了二十岁左右的人本可享有的一切快乐。她遇到了一个心上人，而这个男人想进一步密切他俩之间的关系，建立起自己的新家庭。可是他明确表示，他俩的共同生活中容不下这个孩子。
此类案件的重要之处在于，即便警方是在孩子失踪后无人报案的情况下发现尸体，格雷格仍然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孩子被埋葬在树林里，身穿滑雪衣，裹在一条毛毯里，外面还严严实实地套着一个厚厚的塑料袋。要是换了绑匪或猥亵儿童犯，是不会如此费心地使他感到温暖和“舒适”，或者想到不能让尸体遭受风吹雨打的。许多谋杀案现场显示出的是作案者明显而持久的愤怒，弃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