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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到了警察局，做了一番自我介绍，告诉警察局长我所从事的工作，并且询问能否与负责本案的警探们交谈。他很客气地接受了我的提议。
主办警探的姓名是迪安·马丁。我记不得当时有没有忍住不去开什么杰里·刘易斯式的玩笑，不过大概是没有忍住吧。他让我看了案情档案，包括案发现场的照片。那个女人确实被打得挺惨。研究案情资料时，我渐渐在心中对凶手及其犯罪动机形成了一个清晰的图像。
“好吧，”我对那些听我说话时彬彬有礼、不过多少还有些疑虑的警察说道，“我的想法是这样的。”这是个十六七岁的高中小伙子。每当我们碰到性攻击的受害者是个老妇人时，搜寻的对象便是年轻的作案者，一个对自我没有把握、缺乏经验或者压根没有经验的人。只要对方更加年轻、更加强壮、更加难以对付一点，他就不敢贸然下手。此人看上去衣冠不整，长着一头鬈发，通常不大梳理。案发当晚发生的情况是，他的母亲或是父亲把他撵出了家门，他无处可去。在这种情形下，他不会走得太远。相反，他会就近寻找最便利的安身之处。他与任何女孩子或者其他同伴的关系还没有好到可以跑到他们家中留宿过夜，直到家庭风暴平息过去。他在外头闲荡时，对这种局面感到自怜，无能为力和愤怒，此时他来到了这个老妇人家门口。他很清楚她是一人独居，他从前在她家干过活，或者打过零工。他知道她构不成多大的威胁。
于是他破门而人，也许她表示了抗议，也许她冲着他大叫大嚷，也许她只是吓呆了。不论她做过什么反应，都激怒了他，并赋予了他力量。他想向自己以及世人显示一下，他是一个何等的男子汉。他试图与她发生性关系，却无法得逞。于是他毒打了她一通，在某个关头又决定最好一不做二不休，因为她能够认出他。他没有戴面具，这是一次即兴犯罪，而非蓄谋犯罪。不过，她已蒙受了巨大心理创伤，即使幸免一死，也不能给警方提供任何对作案者的描述。
施暴以后，他依然无处可去，而她肯定已不再对他构成任何威胁，他晓得晚上是不会有任何来客的。所以他滞留下来，又是吃又是喝，此时他已感到了饥饿。
我中断了叙述，告诉他们附近会有人符合这一描述的。如果他们能够找到此人，就算抓获了凶手。
这些警察面面相觑。其中一位的脸上露出了微笑。“道格拉斯，你是一位巫师吗？”
“不是，”我答道，“如果是的话，我的工作就会容易多了。”
“因为我们几个星期前曾请过一位巫师，名叫贝弗利·牛顿，她讲的情况跟你讲的完全一致。”
附近确实有一个符合我的描述的人，此人曾经被警方短暂地怀疑过。此次见面之后，警方再次约见了他。由于证据不足无法拘留他，而他们又无法得到他的招供。不久以后，他离开了这一地区。
警察局长和警探们都想知道，既然我不是什么巫师，又如何能够说出这么具体的案情经过。部分答案在于：截至此时，我已经见识过大量暴力犯罪案件，将各个案子的大量细节串联起来，而且已经访谈过很多暴力凶犯，足以在我心目中构成某种模式，告诉我什么样的人会犯什么样的罪行。不过，如果情况真是如此明了，那么我们就可以编写手册来教授侧写法，抑或为警方提供一套计算机程序，只要输入任何一组数据，计算机即可显示出描写嫌疑人特征的一份清单。实际情况却是，虽说我们在工作中大量运用了计算机，而计算机也能够令人叹服地完成一些工作，但有些比较复杂的事情它们是根本无法完成的，也许永远无法完成。侧写如同写作。你尽可以为计算机提供所有的语法、句法和文体规则，它却依然无法写作书籍。
我侦破案件时的做法是，收集办案必须的全部证据——案情报告、犯罪现场照片及描述、受害者陈述或者验尸报告——然后让自己从心理上和情感上进人凶犯的角色。我力图以他的思维方式去思维。这种做法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我无法肯定，诚如多年来一直找我做咨询的诸如汤姆·哈里斯这样的小说家也无法说明其笔下的人物究竟是如何塑造出来的一样。如果说其中涉及某些神通的成分，我不会予以否认，尽管我认为它更多是属于创造性思维这一范畴。
巫师间或会对刑事调查有所帮助。我就亲眼领教过它的神奇。有的巫师能有本事在潜意识层次上专注于某一现场的特定的细枝末节，从中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正如我力图去做、同时训练我的下属去做的那样。然而，我始终建议调查人员，求助巫师应当是最后一招；如果的确要求助巫师，不可让他或她去接触那些了解具体案情的警官或警探。因为高水平的巫师擅长于捕捉非言语性的蛛丝马迹，并且能告诉你一些你早已了解的案情事实，但未必对于你尚不了解、却急欲发现的事实具有什么特别的洞察力，通过这一方式，他会使你对他感到叹服并建立起信任。在亚特兰大残杀儿童案中，有好几百名巫师云集该市，主动要求为警方提供服务。他们提出的关于凶手及其作案手段的描述真是五花八门。结果证明，甚至没有一个人的说法接近于事实。
大约在我与当地警方接触的同时，旧金山湾一带的警察局打来电话，请我去参与系列谋杀案的调查工作。案发地点在郊游路线两旁的林木茂密的地区。他们通过将谋杀案串联在一起进行分析，找到一名嫌疑人。媒体称其为“林径杀手”。
事情是从1979年8月开始的，爱好运动的44岁银行经理埃达·凯恩独自一人徒步旅行，在登上塔马尔派斯山的东峰时失踪了，这座风景优美的山峦俯瞰着金门大桥和旧金山湾，并以诨名“睡夫人”而闻名遐迩。天黑时分凯恩仍未归来，放心不下的丈夫便报了警。次日下午，搜寻小组的警犬发现了她的尸体，只见她赤身露体，只穿有一只袜子，面朝地呈跪姿，仿佛是在央求饶命。经法医鉴定，死因系后脑中弹。没有发现遭受过性强暴的痕迹。凶手拿走了三张信用卡以及10元现金，但留下了结婚戒指和其他珠宝首饰。
到了第二年3月，23岁的巴巴拉·施瓦茨的尸体在塔马尔派斯山公园被人发现。她的胸部连续被刺，显然，同样是呈跪姿被刺死的。10月的一天，26岁的安妮·奥尔德森去公园慢跑，当夜没有回来。她的尸体在次日下午被发现，头部右侧有一处枪伤。与先前受害者有所不同的是，奥尔德森衣着完整，脸朝上，靠在一块岩石上，只是右耳上的金耳环不见了。留宿塔马尔派斯山公园的管理员约翰·亨利回忆说，在她遇难的那个清晨，他看见她独自坐在公园的圆形露天剧场里，观赏日出的景色。另有两名目击者在离埃达·凯恩尸体被发现之处不足半英里的地方见到过她。
马克·麦克德曼德是重大嫌疑人。他那卧床不起的母亲和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兄弟被人发现在塔马尔派斯山的小屋里中弹身亡。潜逃11天之后，麦克德曼德向马林县罗伯特·甘迪尼副巡官投案自首。警探们得以认定他与自己家人的血案有牵连。不过，他尽管拥有不少枪支，却没有一枝与“林径杀手”所使用的0．44口径或者0．38口径的手枪相吻合。不久之后，杀人案又卷土重来。
11月问，25岁的肖娜·梅未能与两位登山伙伴在离旧金山北面几英里处的雷伊斯角公园会合。两天后，搜寻人员在一处不深的墓穴中挖到了她的尸体。他们还在附近找到了一具腐尸，死者是纽约人，名叫戴安娜·奥康纳，芳龄22，是一个月前在公园里失踪的。两位女性皆是头部中弹死亡。就在同一天，公园里又发现了两具尸体，经确认，系19岁的理查德·斯托尔斯及其18岁的未婚妻辛西娅·莫兰，两人皆是在10月中旬失踪的。调查人员确认，他俩与安妮·奥尔德森均是在哥伦布纪念日那个周末被害的。
早先的谋杀案已在该地区徒步登山者中引起了恐慌，有关部门树立了告示牌，警告人们、尤其是女性不得独自进入林地。可是一天之中竞发现了四具尸体，这给当地带来空前的混乱。根据马林县治安官小艾伯特·豪恩斯坦收集的若干目击者的叙述，受害者曾在死前被看见与陌生人呆在一起，但是在关键线索上，例如年龄和面部特征等，他们的叙述是相互矛盾的。顺便一提，这种情况即使在单一谋杀案的取证中也不少见，更甭提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