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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她家住在迪尔伯恩，即福特公司全球总部所在地。她父亲是一家大汽车公司的总裁。他们家住的是一幢石砌的大房子，辟有私人游泳池，还有艺术品原作和时尚家具做摆设。她父亲年近半百，一副成功企业家的形象。她母亲温文尔雅，和蔼可亲。我们同坐在餐桌旁，两边坐着我的新女友的兄弟姐妹。我开始侧写这个家庭，试图估算出他们的财产净值。与此同时，他们也在试图对我做出评价。
一切进展得过于顺利。他们似乎对我是调查局特工这一点颇有好感，这倒是与我所熟悉的帕姆圈子里的人大不一样，这让我愉快。不过这些人当然有既得利益者的心态。我越来越紧张，而且我意识到，紧张的根源就在于他们几乎要我马上就结婚。
她父亲询问了我的家庭，我的背景，我的服兵役情况。我告诉他，我管理过空军基地运动场地。然后他告诉我，他和一位同事在底特律郊区拥有一处高尔夫球场。他接着侃起了什么平坦球道呀，什么形击球区呀，而我则在不断提高对他财产的估价。
“约翰，你打高尔夫球吗？”他问我。
“我不打，伯父，”我一拍不落地答道，“不过我的确愿意学习。”
当时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捧腹大笑起来。我当晚留宿她家，睡在一个小房间的长沙发上。半夜时分，那个姑娘走过来看望我，不知怎么她竞能“梦游”下楼来看我。也许是将要住在这所高档住宅里的念头让我害怕，也许是进调查局以来担心被人算计的本能起了作用，总之，我被她的大胆进攻吓住了，不过这一点与她家里其他人的表现倒是相符的。在享受了她全家的殷勤款待和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后，次日早晨，我告别了她家。我知道从此便与过上优越生活的机会失之交臂了。
1971年圣诞节前几天，帕姆从英国重返故里。我已决定向她求婚，并且买了一枚订婚钻戒。在那个年头，调查局有不少关系户商店，你可以上那里买到几乎任何想要的东西。我去买钻戒的那家公司就非常感激我们侦破了一起珠宝偷窃案，因而出售给特工的商品都格外便宜。
由于价格优惠，我买得起的最大钻戒重达1．25克拉。不过我拿定主意，要是她第一眼是在香槟酒杯杯底看见钻戒的，不仅会认为我这人绝顶聪明，而且钻戒看上去会像有3克拉一般大小。我领她去了离她家不远的一家意大利餐馆。我打算一等她起身上洗手间就把钻戒放进她的酒杯。
但是她一直没去洗手间。于是第二天晚上，我又领她上了这家餐馆，结果完全一样。我那时已经执行过无数次监视任务，常常在车子里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想上厕所也只得硬憋住，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职业障碍，因此我实在是不得不佩服帕姆。然而，这也许应被视为传递着来自上帝的某种信息，即我尚未准备就绪，不宜急于结婚。
第二天晚上是平安夜，我们都上她母亲家过节，全家人聚到了一起。这可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们一起喝她喜欢喝的意大利白葡萄汽酒。最后，她总算离开房间上厨房去了一会儿。她回来后坐在我的膝上，我们互相举杯敬酒，要不是我及时阻止，她早就把钻戒吞下肚了。3克拉的一幕就此泡汤了。在我点明之前，她居然压根儿没有看见。我不知其中是否隐含着什么信息。
不过重要的是，我已经设定了我的“讯问现场”，以便达到预期效果。我们身边坐着她的母亲和弟弟妹妹，他们都喜欢我，如此精心布置的现场使得帕姆没有多少选择余地。她表示愿意嫁给我。我们定于第二年6月结婚。
大多数单身特工在第二年分配工作时，都是被派往纽约或芝加哥，理由是他们比已婚特工困难要少一些。我并没有特别偏爱的城市，结果被派到了密尔沃基，听上去那是一座蛮不错的城市，尽管我从未去过那里，对其地理位置毫无准确的概念。我将于1月份调往那里并安定下来，帕姆将在完婚后去那里与我团聚。
我在朱诺大街朱诺村公寓区找到一个住处，离北杰克逊街的联邦大厦内的密尔沃基外勤站不是很远。结果证明这是一次失策，因为不管出了什么事，他们总是会说：“去找道格拉斯吧。只要过三条街便是他住的地方。”
我还没到密尔沃基以前，工作站的女职员就已得知了我的情况：具体而言，我是站里仅有的两个单身特工之一。刚到任的前几个星期里，她们都争着来记录我的口述，虽然我并没有多少情况可供口述。人人都想接近我。没过几个星期，当我已订婚的消息渐渐传开后，我立刻就像五天期的除臭剂放到第六天那样，变得无人问津了。
我后来发现密尔沃基外勤站的气氛无异于底特律的翻版，而且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在那里遇到的第一位主管特工名Ⅱq埃德·海斯，大家都管他叫“快人埃迪”。他的脸总是红通通的（他退休不久就死于高血压），总是一边打着响指，一边走来走去，大声叫嚷着：“滚出办公室！滚出办公室！”
我对他说：“你要我上哪里去呢？我初来乍到的，没有汽车，手头也没有案子。”
他冲着我说：“我才不管你上哪里去呢。滚出办公室就行了。”
我只好离开办公室。在那段时间里，我或者待在图书馆里或者沿着外勤站附近的威斯康星大街游荡，常常可以碰上好几位特工在浏览商店橱窗，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就在这一期间，我通过与调查局有关系的一位汽车销售商购买了第二部汽车，一辆福特牌托里诺车。
我的下一任主管特工赫布·霍克西是从阿肯色州小石城外勤站调来的。招募新手始终是主管特工的一大任务。霍克西上任伊始就对此很重视。每一外勤站每个月都有招募特工和非文秘人员的定额。
65
霍克西把我叫进了办公室，说是由我来负责招募工作。这种任务一般都是落在一个人身上，他必须在州内各地奔波。
“为什么要让我负责？”我问他。
“因为我们必须撤换前一个家伙，他没有被炒鱿鱼算是他走运。”此人老是到当地的高中与女学生面谈应聘文秘工作事宜。当时胡佛还健在，局里是不准任用女特工的。他会向她们提问，好像是事先准备了一组问题。问题之一是：“你是处女吗？”如果回答是不，他就会邀请对方外出约会。学生的家长开始投诉，主管特工只好把他封杀了。
我开始在州内各地招募人员。没过多久，我招募的人员几乎是定额的四倍。我成为全国招募业绩最棒的人。于是问题来了：我的表现实在太好，他们不肯把我替换掉。我告诉霍克西，我实在不想再干招募工作了，我进调查局可不是来做人事工作的。他却威胁说要把我放到人权小组去，该小组是负责调查那些被指控虐待嫌疑人和犯人，或者歧视少数民族的警察局和警官的。这可不是最受人欢迎的工作。我心想，用这种方法来奖赏我的出色业绩可真够缺德的。
我只好做了一笔交易。骄傲自大的我同意继续创造招募佳绩，但条件是霍克西要答应指定我作为他的第一接班人。另外，我可以使用一辆局里的公车，并被允许申请执法援助管理部门提供的进研究生院深造的奖学金。我心里明白，要是不愿意一辈子从事外勤工作，硕士学位是不可少的。
我在外勤站已经多多少少受到了猜疑。任何谋求此类高等教育的人肯定是激进的自由派分子。但是在位于密尔沃基的威斯康星大学，即我开始利用晚上和周末时间攻读教育心理学硕士学位的学校，人们对我的看法则截然相反。大部分教授都怀疑，他们的班上已安插了联邦调查局特工，而我从来就缺乏足够的耐心去谈论心理学课上的那些难缠而敏感的话题。（如：“约翰，请你对邻座的同学做一下自我介绍，告诉他约翰·道格拉斯的真实情况。”） 有一次上课，大家围坐成一圈。那年头圈子都围得很大。我渐渐意识到没有人同我说话。我努力想加入他们的谈话，可就是没有人愿意对我说些什么。最后我只得说：“到底怎么啦，伙伴们？”原来我的一把金属柄梳子从上衣口袋里凸现起来，他们都以为那是天线，担心我正在实录全班的谈话并传送回“总部”。这些人妄自尊大的多疑症一直令我惊讶不已。
1972年5月初，埃德加·胡佛在华盛顿的住宅于睡梦中安然仙逝。一大早，总部就将噩耗通过电传发往每一个外勤工作站。在密尔沃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