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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所说的五脏，实际上是指以肝心脾肺肾为核心的五大系统。以心为例：“心居胸中，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主神明，主血脉，心合小肠，生血、荣色，其华在面，藏脉、舍神、开窍于舌、在志为喜。”所以医家在谈心的生理、病理时，必须要从以上诸方面系统地加以考虑。
而下卷《灵枢》，则对针灸这种治疗方法进行了全面的阐释，包括人体经络的循行分布、穴位的名称定位、针刺的操作手法以及针对不同病症的针灸处方等。《灵枢》中对这些具体治疗方法的描述细致至极，单针刺补泻手法就有呼吸补泻、方员补泻、深浅补泻、徐疾补泻、轻重补泻等，而这些内容实际上也是对上古时期疾病诊疗方法的系统总结。
《素问》用大部分篇幅讲授了传统医学理论，其中介绍的治疗方法不过十三方，大量的以针灸为主的具体治疗方法却集中于《灵枢》，所以《灵枢》亦称为《针经》。
读懂中医，不可不读《素问》；使用中医，不可不读《针经》。
在《素问》、《灵枢》哪一个为先，哪一个为后的问题上，学术界素有争议，甚至有素灵学派与灵素学派之分，我的祖父程莘农院士就颇推崇《灵枢》。而提到针灸，不能不讲讲他的传奇经历和故事，因为在国内外的中医针灸界，没有人不知道他。
祖父11岁便随父习读中医典籍，16岁拜温病大师陆慕寒为师，在温病、内科、妇科杂病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39年即独立挂牌行医，1948年获民国考试院证书。1955年，他以苏北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国成立最早的中医药高等学府——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即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的本科班，成为全国首批中医进修本科生。
那时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期间，国家要培养一批有较高理论水平的中医师成为中医各学科的带头人，于是祖父服从国家分配，成为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教研组组长，从内科转行到了针灸，从此开始他长达五六十年的针灸生涯，与针灸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段经历，现在他还经常提及。他说那时还沉醉于内科、方药的他一开始看不起针灸，认为针灸医生是不入流的医生，虽然服从了分配，但一直心存顾虑。直到得到时任江苏中医进修学校校长、我国著名针灸学家承淡安先生的点拨，并且亲眼目睹了针灸的神奇疗效后，他才一门心思搞起了针灸研究。结果发现，针灸疗法一点也不逊于内科方剂，而且起效更快、更简便经济，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于是祖父开始在临床中尽量使用针灸进行治疗，能不用中药就不用，几十年来诊治患者达数十万人次，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祖父不仅致力于针灸临床工作，更注重针灸的理论研究，曾多次主持国家级、部级重点科研课题。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主持完成了“针刺镇痛和针刺麻醉”等重大科研攻关项目。他是国内最先对经络现象进行研究的人，曾任“国家攀登计划经络研究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其中由他主持的“循经感传和可见经络现象的研究”获世界文化理事会“阿尔伯特R26；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
在针灸的对外推广中，祖父更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他就带着自己的针灸技艺走出国门，行经17个国家的60多个城市。他主编的《中国针灸学》不仅成为国内针灸医生学习的经典教材，更被翻译成多国文字，成为我国针灸学科第一本完整的对外教学用书，至今，它仍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众多国外针灸医师资格考试的依据。在他的大力宣传下，针灸作为一种没有手术创伤和药物毒副作用的自然疗法，备受追求自然健康的人们的青睐。
在中国，他任主任的北京国际针灸培训中心每年要培养500多名外国学员，其中以来自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最多。
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历时5年对570名关节炎患者进行临床治疗后得出结论，针灸能缓解疼痛，改善膝关节功能。这是针灸首次通过西医的考验，因此被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称为“一次标志性的研究”。目前，针灸已被美国卫生行政部门批准为公众的合法医疗保健手段；已有40多个州承认了针灸的合法地位。
在德国，保险公司用于针灸治疗的支出每年约为15亿~3亿欧元。
中医针灸的兴旺发展，让祖父颇感欣慰，然而更令他欣慰的应该是他的事业后继有人。继我父亲从事针灸临床工作四十年后，我又迈入了这个神圣的殿堂。
在法国，针灸疗法被承认是一种医疗行为，中医学教育也已纳入高等医学院校课程。
我的祖父程莘农院士用毕生心血将中医针灸推广至世界，与之相比，我又该如何付出更多的努力和精力，让更多的人了解经络、穴位，接受针灸这种简、便、验、廉的治疗方法，享受和感受到绿色、自然的针灸疗法在预防疾病、养生保健中的神奇功效和巨大魅力呢？
也许，这才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吧。
如果说《黄帝内经》是现存最早的中医学专著，那么《神农本草经》（简称《本经》）应该是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了，被誉为中药学的经典著作。
“学中医，读本草”——至今，《本经》都是医生和药师的必读书，这不仅是因为书中对于药物性质的定位和对其功能主治的描述十分准确，更因为它规定了大部分药物学理论和配伍，这些理论和规则到今天仍是中医药学的重要理论支柱。而对于普通人来说，最熟悉的莫过于“神农尝百草”的故事了。
关于“神农尝百草”的记载，最早的文献资料出于《史记R26；补三皇本纪》：“神农氏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尝百草，始有医药。”而大家耳熟能详的“神农尝百草之滋味，
一日而遇七十毒”，则记载于《淮南子R26；修务训》中。
仔细思考一下，如果真的如《淮南子》所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那么，神农氏一生能患上多少种病？一天之内遇“毒”七十次，平均每二十分钟就中毒一次，他还能辨别这些草是否可以治病、能治疗什么病吗？我以为他还能记得吃的是什么东西就已经很不错了，若再能指出哪些草可以食用就更是大功一件了。
其实所谓神农尝百草的说法，到目前来讲都只停留在“传说”的阶段，不足为信。姑且不提是不是神农氏一个人尝百草，仅仅是“毒”的含义也与现代汉语的解释大相径庭。
现代汉语词典把“毒”解释为：有害的性质或有害的东西。
而早在《周礼》时期，毒药则指“药之辛苦者，药之物恒多毒”。《黄帝内经》也论及“毒药”概念，《素问R26；汤液醪澧论》云：“帝曰：今之世不必已，何也？岐伯曰：当今之世，必齐毒药攻其中，镵石、针艾治其外也。”究其原文旨意，上述“毒药”系泛指所有药物而言，即指“当今之世，人们患病以后，必须用汤药来治疗他们的内部病症，用砭石、针灸治疗他们的外部病症，这样才能使他们恢复健康”。所以，《本经》时代对毒药形成较为清晰的认识也是很自然的：即有毒药物在治疗疾病过程中除治疗作用外会产生对人体有害的毒副作用，甚至危及生命，不可久服。正如张介宾所言：“毒药者，总括药饵而言。凡能除病者，皆可称为毒药。”
张介宾，字会卿，号景岳，明代浙江绍兴人。青年时代，拜当时的名医金英（字梦石）为师，尽得其传。中年时代，又曾从戎幕府，到过华北大部分地区，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至五十余岁才全力研究岐黄之术。他不仅在中医理论方面很有研究，且在临床治疗方面亦颇有造诣，成为明代一大医家。
其所著《类经》，综核百家，剖析微义，凡数十万言，历四十年而后成。被后人称为“海内奇书”。张介宾十分重视温补真阴真阳，后世称其为温补派的代表。又由于其创立左右归丸、左右归饮诸方剂，方中喜用熟地，后世又称其“张熟地”。
也正因为此，对是药三分毒，就有了更深刻的解释，而我以为，还有另外一种含义。
2007年11月8日，是二十四节气的立冬，之所以记得这天，是因为这天，我接诊了一位特殊的女患者。
在诊室中看到她，皮肤白皙、面色红润、步履稳健，着实不像有病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