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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它的一切后果。存在主义是极端反对以最低的代价去废弃 上帝的俗世道德论的。约在一八八○年时,一些法国的哲学 教授们企图建立一种俗世道德论,他们这样地说:“上帝是一 个无用而浪费的假设,所以,我们废弃他。”然而,假如我们 要有道德、一个社会以及法治的世界,那么最基本的是要严 肃地承认某些价值。它们必须要有一种属于它们的先验的存 在。例如,诚实,不说谎,不打妻子,抚育子女等被视为先 验的责任,所以我们要在这个题目上略为研讨,以证明纵然 上帝不存在,一切道德价值仍然同样地存在着,仍然是附属 于一个睿智的天国上。换言之—— 这就是我们在法国所称的 急进主义的旨趣—— 假如上帝不存在,一切都不会改变;我 们将重新发现同样的诚实,进步和仁爱,同时,我们将认为 上帝是一种过时的假设,它本身会默然而逝的。相反地,存 在主义者发现假如上帝不存在,则情形将是很难堪的,因为 一切从睿智的天国发现价值的可能性将随之消逝。既然没有 无限完美的意识加以思考,那么先验的事物将不再有什么用 处。没有地方写着:“善良”存在,我们必须诚实,或者不得 说谎,因为我们身处于只有人生存着的土地上。陀斯妥也夫 斯基曾写道:“如果上帝不曾存在,任何事情都可被允许的。” 而这正是存在主义的出发点。假如上帝不存在,任何事情确 实都可被允许的,结果人就孤立无依了。因为他无法在他自 身之内和自身之外发现可以依赖的东西。他随着发现,他是 无理由可解释的。因为假如存在确是先于本质,我们就永远 不能根据天赋和特殊的人性去解释自己的行为;换言之,没 有什么决定论的存在—— 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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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假如上帝不存在,也就没有任何价值或命令给予我们以 规范我们的行为。因此,在我们的前后都没有一个光辉的价 值领域,都没有任何理由或借口。我们孑然孤立,没有任何 理由可寻。这就是我所谓的人是被注定为自由的意义。说是 被注定,乃由于人并不会创造自己,然而又是自由的,自从 人被抛进这个世界,他就要对他所做的任何事情负责。存在 主义者不相信热情的力量。他不同意一往向前的热情是决定 性的引导人们于行动的一道急流,因而就可以把它作为人的 一种托词。他认为一个人对于自己的热情也应该负责。存在 主义者不认为一个人可以借发现什么预兆,去帮助他决定未 来行动的方向。因为他认为一个人在选择的时候,就自行解 释了这预兆。所以他认为每一个人,无须任何的支持或援助, 人,是时时刻刻都注定要去创造自己的。庞其(ponge)在一 篇非常精僻的论文中说过:“人就是人的未来。”(Man is the future of man)这话对极了。只是如果有人以为这就 是说未来乃取决于上天,上帝会知道它是什么,那就错了。因 为假使这样,那就没有未来可言了。然而,假使它的意义是: 无论人现在怎么样,永远有一个未来等待着他去塑造,一个 等待着他而未经开辟的未来—— 那么,那就对了。但是现在, 人们是被舍弃的。
为了使你们更明白这种舍弃的状况,我想举出我的一个 学生的情形为例,这学生要我在下述的情景中替他找出解决 的办法。他的父亲正和他的母亲吵架,而且还有“通敌”的 倾向。他的哥哥在一九四○年德军侵袭时被杀,而这个青年 人,怀着原始而激昂的心情,燃烧着复仇的愿望。他母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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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单独住在一起,深为他父亲半叛国的行为和长子的死亡而 悲痛。她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这个青年人的身上。但是这个 青年人这时却处于两种选择之间—— 到英国加入自由法军, 或留在母亲身边帮助她生活。他十分清楚他母亲是为着他而 活,他的消失—— 可能是死亡—— 会使她陷入绝望之中。同 时他具体而真实地感觉到,他为他母亲所做的任何行为,将 会有助于她生存下去的确实的效果。然而他为战争所做的任 何事情,将如水之渗入沙中,毫无作用。例如,要到英国去, 则经过西班牙时,他必须在西班牙的营中待一段不能确定的 时间在到达英国或者阿尔及利亚时,他可能会被安插到一个 机构里去,以补充一个名额。结果,他发觉到他自己遭遇着 两种完全不同的行动方式:一种具体而直接,但只为了一个 人;另一种则为了一个无限大的目标—— 国家全体—— 但也 因此而模糊不清,而且可能中途受阻。同时,他也犹豫于两 种道德之间,一方面是同情个人情感的道德;另一方面则是 范围广泛而真实性值得怀疑的道德。他必须在这两者中作一 个选择。什么东西能帮助他来作这个选择呢?基督教的教条 能够吗?不。基督教的教条说:行为要仁慈,要爱护你的邻 居,要为别人牺牲自己,要选择最难走的路径,等等。但哪 一条是最难走的路径呢?对于什么样的人,我们要付出更多 的兄弟之爱呢?爱国人士还是母亲?哪一个是更为有用的目 标:广泛地为整个社会而奋斗呢?还是帮助一个特定的人物 生活下去呢?谁能够先验地对此作一个答案?没有一个人能 够。这在任何伦理经典中也没有答案。康德的伦理学上说:永 远不要把别人当作一个手段,而应当作一个目的。不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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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我留下来跟母亲在一起,我把她视为目的而不是手段。但 是由于这个做法,我就处于视那些为我作战的人为手段的危 险中,反过来看也是真的,如果我去帮助作战的人,我就视 他们为目的,但却处于以我母亲为手段的危险中。
如果价值是不确定的,如果它们还是太抽象而不能决定 特殊的事件,或者在考虑之中的具体事件,那我们除了信任 我们的直觉之外就别无所遗了。这就是这青年所面临的;当 我看到他时,他说:“最后,只有依赖感觉了。真正推动我的 方向就是我要选择的那一个。如果,我感觉我深爱我的母亲 而可为她牺牲一切—— 我复仇的意志,我的行动与冒险的热 望—— 那我就留下来跟她在一起。反之,如果我觉得我对母 亲的爱不够深,那我就走。”但是,一个人如何估计感情的力 量呢?他对他母亲情感的价值是由他陪伴着她这事实所真实 地决定的。我可以说我爱护某一个朋友到可以为他牺牲某种 数目的金钱,但除非我已经这样做了,否则我无法证明。如 果我真的留下来了,我可以说:“我对我母亲的爱足以使我留 下来。”我只能以我是否实行限定和承认过的行为来测量我的 情感力量。但是,那时如果我依赖这种情感来判断我的行为, 我就觉得我自己被陷于一个循环论的虚伪中去。
而且,纪德说得好,逢场作戏的情感和认真的情感是两 种几乎不能区别的东西。决定留在母亲身边表示我对我母亲 的爱和演一幕喜剧,而其结果只是表明我这样演过了,—— 这两件事情几乎是一样的。换句话说,感觉是以我们所做的 行为而形成的。因此,我不能把它当作行为的指导而求教于 它。这也就是说我既不能从我的自身找出真正的行为动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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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从伦理学中期望有指导着我行为的规则。你可以说这个 青年人的确至少是到教授那里去征求意见。但是,举一个例 说,假使你去一位牧师那里征求意见,那就是你已经选择了 这个牧师。至少你已经或多或少知道了他会给你什么样的劝 告。换句话说,选择一个劝告者仍然是自我选择。如果你是 一个基督教徒,你会说:去问牧师,但牧师有折衷派的,有 固执己见的,有见风转舵的,你要选择哪一类的呢?假使这 青年人选择了固执己见的牧师,或是折衷派中的一个,他必 已事先决定了他将获得的忠告。同样地,他来找我,也已晓 得我会给他什么样的意见,而我只能给他一个答复,你是自 由的,因此选择罢—— 这就是说,创造。在一般的道德中,没 有任何规则可以告诉你必须做什么;在这世界上,没有任何 事情是确定的。天主教徒会回答说:“啊!但他们是确定的呀!” 很好,可是无论如何仍然是我自己必须解释这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