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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可以恨我的直言和尖刻，你们也可以恨我的不宽恕和不谅解。但你们应该听到这些逆耳忠言，因为你们不仅是会卿卿我我的〃男孩子和女孩子〃，更是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五千年血脉的传承，更是这个饱经忧患的国家充满期望的双眸。
你们同龄人当中，也有让我深深感动的样板。一位二十岁的姑娘，感染了SARS，出院后的第一天，她想到是捐献自己富含抗体的血浆。深明大义的母亲支持了女儿的想法，一起问遍偌大的京城，哪里可以收下这宝贵的血浆。终于找到了接受血浆的机构，母女俩赶了去，接受了一系列的检查，然后回家等消息。大病初愈之后的女儿，在北京城里颠簸了一天，晚上朦朦胧胧地睡下。半夜里，电话突然响了，通知女儿去捐献血浆……故事仅仅讲到这里，一切都还在我的预料之中，甚至也没有太多的惊讶和感动。我十七岁时，在藏北高原献过血，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其后的一个细节，却让我久久激动那个女生听到捐血的消息后，高兴的一个跟头从床上蹦了起来，欢呼雀跃……
多么可爱的女孩啊！我可以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在高原上献血，可我做不到一个跟头跳起来欢呼。我会把救助他人当作义不容辞责任，可我不会发出由衷的欢笑。我可以懂得这是义不容辞的付出，却不知这更是相濡以沫的获得。当我捐出可以计量的鲜血，我不知能够收取无以估价的快乐。
这就是我这一代人和那女孩的不同。她更健康更自由更轻松更无拘无束，她更天然地知道爱己也爱他人。
因为有了这样的女孩，我们有理由对你们充满了更辽阔的期待。你们已经长大，你们必将成熟。下一次，不知将有什么样的灾变在等待着你们，当它莅临之时，我确信你们再不会跑了。历史包绕着你们。
PART 5青 烟
想去采访环卫工人的念头来的十分偶然。此次参加采访非典一线的作家团，每人需提交一份详尽的采访计划，在我，因为并非自己踊跃报名，只是接受任务，所以事先并无细致的准备，一时竟理不出头绪。我在电话里问作协的工作人员，别的作家都报了怎样的计划？可否告知我以供参考？不知是出于保密还是其他原因，作协的同志答道，每个人关心的热点都不一样，您不必参考他人的，把自己想去的地方写下来就是了。
于是挖空心思地想，并征求了我在那些日子里能够见到的几乎所有人的意见。还要揣测其他的作家都报了怎样的地点和人物，以求尽量地不重复。这样大致想到了以下几点。
我想采访国家疾病预防中心和北京疾病预防中心的科学家。也就是在广播中常常提到到〃CDC〃。理由吗，当然最直接SARS是传染病，CDC就相当于战争中的消息树，首当其冲。
我想采访采访一线的医生护士和病人，最好能深入到病房中，和患者亲自交谈。在写下这一条的时候，我很犹豫。作为一名作家，我知道这是获取第一手资料的最便捷最直接的途径，但是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医生，我真是不忍心在前线将士浴血奋战的时候，拽住他们的白袖子问短问长。而且我判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前线那么紧张，病人生命危在旦夕，怎能容忍无干人等穿行其中。采访无论怎样重要，医院当以救死扶伤为首任。不过，要是有个万一呢？思想斗争了一番，还是心怀矛盾地写下非典一线。
我想采访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在电视里看到他们成功地捕获了元凶SARS病毒，看到那个模样诡异的小精灵，好像也不甚凶恶的样子，戴着夏季女孩样的圆圈帽子，不料却在2003年的春季发起了险恶的进攻。我倒要看看它在电子显微镜下的真容，听听科学家们对于这场疾病发展趋势的预料。以我从前做过医生的经验，我总觉得这场灾难还没有完。谁能预见病毒的转归？惟有科学家。另外一个小小的私心，就是我在电视中看到的军事医学科学院，总觉略嫌简陋了，心里不踏实，有一究真相的好奇。
我还报上了外交部。有朋友听说后大不解，说SARS是咱们的内政，你采访外交部是何动机？
我说，北京是SARS疫区，SARS在中国的土地上肆虐，我很想知道世界各国对这件事的反应。我们除了站在自己的角度看SARS，我也想听听外面的声音。
我还想采访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这个缘由显而易见，SARS至今还没有研究出一种特效的药物。
我还报了国家气象局。如果说，先前的一些项目大家还多少能有共鸣的话，这个动议，遭到了家里人的一致反对（在那些封闭的日子里，家成了我活动主要场所），他们说，你这不是八竿子打不着吗？
我说，我很仔细地读过微生物史，知道气候和生物有这多么密切的关系。比如某地流行一种奇怪的病症，医学家们反复研究，百思不得其解，后来请教了当地的萨满。萨满说，这种病，每隔几十年就会流行一次。在流行的前两年，必有滔天的大雨。记得当时看到这里，我疑窦丛生。尤其是对疾病爆发前两年有大雨的说法，简直就觉得是天方夜谭。要说在病前几个月或是至多半年，还勉强说得通，这可倒好，一下子上溯了七百天，太夸张了吧？
幸好参与调查的科学家们不似我这般孤陋寡闻和武断，他们详细地分析了气候资料，结合流行病学的调查，最终揭开了谜底。原来萨满所说的话，是千真万确的。发病的地区是起伏的丘陵地带，生长着矮小的灌木，由于干旱，长势不是很好。如果某一年大雨，雨水漫上了丘陵，灌木得了水分的滋养，就会长的茂盛。茂盛的灌木在第二年就会多结果，丰富的果实就会使以这种果实为食物的某种老鼠大量繁殖。老鼠的数量多了，就会像人群聚居的地方迁徙，这样就把原来仅仅是在鼠类中流行的病毒，带给了人类。一条病毒的流行链就这样形成了。
怎么样？当然，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然后又补上一句：病毒不是你养的，也不是我养的，是大自然养育的。那么，我们去查查大自然的变化，有什么稀奇的呢？
……
还有一些医生和科学家的名字，也列在我的采访名单上，我在电视里目睹过他们的丰采，很想亲自听听他们对这场灾难的看法，是否还有一些更宝贵的念头有待披露。
基本上就是这些了。我非常感谢中国作协和北京作协的同志们，他们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我的要求，使我的眼眶经常饱含泪水，使我的大脑不停地运转，使我的心在那些日子里不断地被感动。
但是，我没有要求采访SARS垃圾的处理者们。请原谅我，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一点，一如我们常常把餐馆修得富丽堂皇，却潦草马虎地对待厕所。虽然从理论上讲，我们都知道这是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环节。 h t t p ： // h i。 bai du /云 深 无 迹
那天我赶往北京市委宣传部听汇报材料。听到石景山区委的同志介绍垃圾处理场的情况，我的心陡地一动。通过之前若干天的采访，我已知道这病的传布是怎样危险，有最新的研究证明，SARS病毒在人的尿液中能够生存十天以上。想想吧，如果SARS的垃圾处理不当，那么等待我们的将是怎样的浩劫。无论前面的环节怎样完美，那罪恶的源泉尚在，成千上万的人的安全就没有保障。
想到这里，我马上对石景山区委的同志表示，很想访问他们的特殊垃圾处理场。该同志很热情，说我会安排。那时非典的疫情还远未结束，大家都很忙，繁文缛节一概取消。他汇报完之后，就匆匆离开了会场。我相信他是一位说话算话的人，但急迫的心情让我一分钟也不想再等下去了。估计该同志的车已从会场回到了区委，我马上躲到走廊给他打电话，说您答应了安排我采访，不知进行的怎样了？
我一边打电话，一边深深地不安，这近乎强人所难。大家都日理万机地忙，哪能就这样立等可取呢！但是他很热情地回答我，说正在和垃圾处理场联系，有了具体的消息就立即告诉我。我穷追不舍道，那我今天下午就去如何？
我听出他的迟疑，说环卫局的领导还有其他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