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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人是存在的，理查德？威尔斯研究智力迟钝的病人时，发现这种人可以分为明显的两种，第一种是“文化智力迟钝者”，其智力大大低于正常智力，但其行为还保留了许多人类独有的待征。他们能够通过语言彼此交流或与护理人员交流，进行许多比较复杂的行动，如独唱、合唱、听录音、看杂志、完成简单的任务、洗澡、整饰自己、抽烟、换衣服、开玩笑、指挥别人以及主动帮助别人，第二种是“非文化智力迟钝者”，他们的能力大大下降，根本不能进行上述行为，他们与他人的交流也很难说是真正的人际交流，因此，文化行为似乎是整个地植根于大脑之中，一经损害就会全部丧失。但是，“非文化智力迟钝者”仍保存着大量的更为“本能的”行为；其个体行为很复杂，而且看得出是哺乳动物的行为，他们用面部表情和富有感情的声音进行交流、检查和使用东西、手淫、观看别人、偷窃、占领小块地域、自卫、单独或成群玩耍，他们时时企图与别人进行身体接触，通过有力、准确的姿势表示恳求，从生物学意义来说，他们的反应实际上并无反常，只是因为命运是把这些病人排斥在大脑外皮层的文化世界之外去了。
现在，我将尽力回答人类自身的社会行为的遗传变异到底有多大，这是一个重要而微妙的问题，人类行为仍然建筑在生理学基础之上，和哺乳动物有着最密切的关系，这一事实表明，人类行为直至最近仍然受着遗传进化的制约，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遗传变异对行为的影响甚至可能一直持续到文明时代，但是，这并不是说，这种变异现在还存在。
对此可以设想的可能性有两种，第一种可能性是，当人类进入目前的状态时，其遗传变异性已经枯竭。人类有一组基因影响着社会行为，但只有一组。这一组基因从史前时期漫长的艰难旅程中幸存下来了，许多社会科学家明确赞成这一观点，在提到这些问题的政治意识形态范围内，许多左翼知识分子也抱相同的态度，他们承认，人类曾经历过进化，但是当人变成统一的、有语言和有文化的物种时，这种进化便终止了，早在历史时代，人类就已成为环境手中的优良粘土，任其塑造，因此，现在只有文化的进出可能发生，第二种可能性是，人类至少还存在某些遗传变异。人类可能已经停止了进化，就象旧的自然选择的生物学模式的作用已经松弛了一样，但人类仍然具有遗传进化和文化进化的能力。
读者应注意，任何一种可能性，无论是认为人类自身的变异完全是由文化决定的，或认为这种变异是由文化和遗传共同决定的，都与关于人类天性的更普遍的社会生物学观点是一致的，这就是：人类行为最为突出的特征是通过自然选择而获得的，而且今天在整个人类中还受到一些特殊基因的约束。
把上述可能性以一种教科书的方式表述以后，我还必须补充指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人类行为变异中很大一部分是以个体间的遗传差异为根据的。对人的行为有着影响的遗传变异，其存在是不可否认的。在基因的化学组成或染色体的结构和排列的种种变化中，已经确认有30多种变化会影响人的行为，有的影响表现为神经紊乱，有的影响则表现为智力损伤。其中争论最大但又最有价值的例子是XYY男性。X和Y染色体决定人的性别；XX结合产生女性，XY结合产生男性。偶尔，约0．1％的人获得一条额外的Y染色体，这些XYY型的人都是男性，长大成人后都是高个儿，绝大部分在6英尺以上。他们往往因精神病犯罪而坐牢或进医院，开始，人们认为那条额外的染色体诱发更具攻击性的行为，结果造成一个遗传性罪犯阶级，但是，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赫尔曼？威特金及助手通过对丹麦的大量资料进行统计研究后，得出了较宽厚的解释，他们发现，XYY的人既不比正常人更具有攻击性，也不显示任何与其他丹麦人不同的特殊的行为模式，唯一反常的是他们的平均智力较低，最简单的解释是，XYY型的人被监禁的比例之所以较高，不过是因为他们不那么机灵，易被发现罢了，不过，应该注意，这一研究并未排除可能导致犯罪人格的比较特殊的素质的遗传可能性。
事实上，若干种突变已经证实确能改变行为的特征。当两个X染色体中只传递了一个时，就会引起特纳综合症。这种病不仅智力普道低下，而且回忆形状的能力和在图形上区别左右的能力也大受损害，由单个隐性基因引起的莱斯齐－奈汉综合症，不仅造成智力低下，而且导致撕扯身体的强迫倾向，直至自我伤残，患这类疾病以及其他遗传疾病的人，象严重智力迟钝者一样。都为更好地了解人类行为提供了难得的机会，遗传分析是能够对这些病症进行最充分研究的分析形式，只要出现不正常状况，除了采取药物治疗措施，我们还可以进行严密的检查，设法确定大脑中发生了病变的部位，并用激素和其他化学物质去调解病变。而不必对大脑进行物理接触，这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机器部件的运转失常，来对整个机器进行了解。我们可不落入感伤主义陷阱，认为这是个残酷的过程，因为这样做是找到治疗这些不正常状况的最有把握的途径。
大多数和特纳异常、莱斯齐－奈汉异常一样易于分析的强烈变异，也会引起缺陷和疾病，这对动物、植物和人都是如此，而且完全可以预料，要了解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把遗传机制和手表的精巧结构加以比较，手表如果因为随意摇动和打击而发生变化，就象具体的化学性质因变异而被随意改变了一样，表的准确性很可能受到损害而不是得到改进。
然而，这一系列有力的例子并没有回答遗传变异和“正常的”社会行为的进化问题。通常，和人类行为一样复杂的人类特征要受许多基因的影响，而其中每种基因仅起很小的影响作用，这些“多基因”通常不能靠探测和追溯造成它们改变的变异来确认它们，而只能通过间接的统计方法来进行估计，在人类行为遗传学中，使用最广泛的方法是比较同卵双胞胎和双卵双胞胎，同卵双胞胎由一个受精卵在子宫中发育而成，卵细胞第一次分裂产生的两个细胞并非粘在一起产生胎儿，而是两个细胞分开产生两个胎儿，因为双胞胎产生于同一个细胞、同一个细胞核和同一组染色体，因此，在遗传上他们是同一的，相反，双卵双胞胎却是两个分别碰巧进入生殖道并同时与不同的精子结合的卵细胞产生的，这样生成的胎儿在遗传上的相近性跟不同年份所生的兄弟姐妹差不多。
同卵双胞胎和双卵双胞胎为我们提供了一次自然对照实验，作对照物的是一组同卵双胞胎，一对同卵双胞胎之间的任何差异必定是由于环境引起的（极少数新型变异除外），而一对双卵双胞胎之间的差异则可能是由于遗传或环境所致，也可能是遗传和环境之间的某些相互作用造成的，平均来看，同性别的同卵双胞胎比同性别的双卵双胞胎在身高或鼻子形状等特征上彼此更为相似，这两种双胞胎之间的差别可以看作是遗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特征的无可争辩的证明，遗传学家用这一方法揭示了遗传在多种特征形成中的作用，这些特征影响着社会关系，如计数能力、语言的流畅度、记忆、获得语言能力的时间、拼写、造句、感知技能、精神运动技能、外倾－内倾、同性恋、首次性活动的年龄、神经症和精神病的一定形式，包括颠狂与抑郁交替发生的行为和精神分裂症。
但是，有一个问题使这些结果不能完全肯定，父母对同卵双胞胎总是同样对待，胜过双卵双胞胎——比双卵双胞胎更经常地穿一样的衣着，吃一样的饮食，在一起呆的时间更长，等等，因此，在缺乏其他信息的情况下，同卵双胞胎彼此更相象可能是由于环境影响的原因。然而，新的、更高级的技术考虑到了这一额外因素，心理学家约翰？洛林和罗伯特？尼科尔斯用这种新方法分析过1962年参加全国优秀奖学金考试的350对双胞胎的背景及成绩，对两种双胞胎之间的差异和早期环境都作了仔细的检查和衡量。结果表明，同卵双胞胎所受到的更为一致的待遇并不足以说明就是他们在一般能力、个性、特征，甚至理想、目标和职业兴趣上更为相似的原因，结论是：相似的原因或者是由于遗传上的接近，或者是由于心理学家至今尚未了解的环境因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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