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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杀人无罪。
1926年，梁启超因患尿血病，到北京协和医院治疗。医生诊断说是肾脏的毛病，需要做肾切除。本来，梁启超的一位朋友认为不必割肾，劝他服用中药，但梁启超坚信西医。结果，在右肾被切除之后，他的病情仍无好转。医生于是又诊断说，病因在牙。在拔掉七颗牙齿之后，病情依旧。梁启超三年之后死于此病。不过，他明知西医治疗无效，但是怕因此影响西医在中国的声誉，于是他就带病撰文，要国人不要因此而全面否定西医的科学性。
你看这叫什么事？梁启超明知西医治疗无效，还要写文章要中国人不要否定西医的科学性。
梁启超何许人也？他就是与康有为一起在清朝末期，搞戊戌变法的知名人士。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生于公元1873年，卒于公元1929年，享年56岁。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他与康有为都跑到日本去了，因此未被官府杀掉，但是他被西医杀死了。
事情详细经过是这样的。1926年3月16日，梁启超因尿血腰疼到北平协和医院诊治，经X光透视显示左肾有黑斑一处，医生诊断结果是左肾结核，需手术切除。住院后，梁启超曾经对医院的治疗方案产生了怀疑，他在给儿子梁思成夫妇的信中，这样写道：“这回上协和医院一个大当。他只管医治，不顾及身体的全部，每天灌两杯泻油，足足灌了十天，把胃口弄倒了。也是我自己不好，因胃口不开，想吃些异味炒饭、腊味饭，乱吃了几顿，弄得肠胃一塌糊涂，以至发烧连日不止。人是瘦到不像样子，精神也很委顿。”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北平协和医院匆匆为梁启超实行了手术，手术由院长刘瑞恒亲自主刀，但是由于刘瑞恒不知道东南西北，也不懂得左右之分，于是糊里糊涂地将梁启超健康的右肾脏切去了，而留下了有病灶的左肾。对于这一重大医疗事故，北平协和医院守口如瓶，严格保密；后来为了遮人耳目，将事故责任人刘瑞恒调离医院，改任卫生部政务次长。直到几十年后，医学教学在讲授如何从X光片中辨别左右肾时，才举出了这一病例，至此梁启超死因真相大白于天下。
当时，由于梁启超被割去了健康右肾，而未切除有病灶的左肾，因此血尿现象继续存在。不过，除了协和医院之外，谁也不知道割错了肾，大家只是指责医院无能。于是梁启超写文章说，西医是科学的，不能因为他一个人的无效，而否定西医。此后，北平协和医院想尽一切办法，给予止血药物。不过，三年之后，在1929年1月19日，下午2时15分，梁启超终于在北平协和医院逝世了。
其实，西医制造的医疗事故何止如此，一个知名人士尚且如此，那么老百姓更别提了。
我在北京医学院念书的时候，到北京怀柔县医院实习，就遇见一个病人因为机械性肠梗阻，而被切除全部小肠；术后，病人吃什么拉什么。那真是从食道到肛门成了直筒子了，于是酒肉穿肠过，病人瘦得皮包骨。但是病人没意见，说这是科学。
然而这不是科学，因为中医治疗机械性肠梗阻，只需喝50—200毫升香油即可。但是我把这个方法告诉他之后，他却说：“你是实习大夫吧？别学点子歪门邪道！”
是啊，我们中国人历来认为，只有白猫才能捉老鼠，而黑猫即便捉住了老鼠，也不能被称作好猫。我们中国人历来认为，只有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而本地的和尚不会念经。我们中国人历来认为，只有留洋的博士才能算是人才，而中国自己培养的土博士，应当失业。
同样的道理，我们中国人历来也认为，只有外来的医学才能治疗大病，而中国的中医只能治疗，一些治不治两可的疾病。
因此许多中国人发誓：“宁做西医刀下鬼，不做中医手上人。”我说什么呢？
●养生之道是宫廷文化。
公元1931年，我爷爷写了一本书《漫谈三分治七分养》。出版之后；司徒雷登先生当作中国古代的宫廷文化，送给宋子文看，宋子文又送给宋美龄看，宋美龄又当作奇文共欣赏，让蒋中正先生看。不料，蒋中正先生看了之后，竟然皱着眉头若有所思，过了一会儿才说：“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于是让侍从室主任杨永泰先生，安排时间接见我爷爷。原来，蒋中正先生一直认为中医就是号脉、看舌头、卖药的，而不知道真正的中医原来是讲究养生之道的。因此他委任我爷爷担任了总统府侍从医官，负责指导民国政府要员的养生。
后来国防部又委任我爷爷担任了少将军医监，在中央第三制药厂生产军功散，主要供给蒋中正的嫡系部队第一集团军使用。
然而司徒雷登先生一直把《漫谈三分治七分养》当作中国古代的宫廷文化，他把这本书翻译成英文叫《生饥疗法》，在纽约出版，原意是让美国人了解中国。意想不到的是，这本书居然让许多美国人奉若信条，使得我们刘家在美国站稳了脚跟。
司徒雷登先生，为什么有意无意帮助了刘家呢？
司徒雷登先生，美国人，公元1876年出生于中国杭州，公元1962年卒于美国华盛顿，享年86岁。他是美国基督教的传教士，也是一位教育家，还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
公元1919年1月，司徒雷登先生被聘请为燕京大学校长，此后，他作为燕京大学的长期领导人，为该校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时，司徒雷登先生看中了北京西郊的一大片土地，想以此作为校址。这块地属于陕西军阀陈树藩的。为了买下此地，司徒雷登不辞辛劳，先乘两天火车，再由督军卫兵护卫，骑马穿过土匪出没的险恶地带，亲赴西安与陈树藩当面谈妥了土地交易。
为了在这大片土地上建造一所宫殿式的新校园，司徒雷登先生四处募捐。对于司徒雷登先生的要求，我太爷刘连仲毫不犹豫，第一次捐资两万银元；以后也是尽量满足司徒雷登先生的要求。因此，司徒雷登先生对于太医世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经常到刘家坐客。后来，为了让外国人了解中国的宫廷文化，司徒雷登先生不仅鼓励我爷爷写书，而且还帮助我爷爷出版发行，到处宣传这本书。
1941年，我太爷刘连仲被日军逮捕以后，司徒雷登先生曾经多次到天津设法营救。但是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于是第二天，正在天津的司徒雷登先生也遭到日军逮捕，被日军囚禁了将近四年，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才获释。
司徒雷登先生获释之后，依然与刘家保持密切的关系，并且把我六爷爷带在身边，一直带到美国去了。
也就是说，如果司徒雷登先生当时不把三分治七分养，当成中国古代的宫廷文化；如果蒋中正先生当时让全国的中医，都来学习使用三分治七分养，那么中医就不会变成这个样子。当然这赖不得人家司徒雷登先生，因为人家是美国人；不过，这也不能怨蒋中正先生，因为当时正值军阀混战，又爆发了九一八事件，他哪有闲功夫搞全国中医大培训。
说真的，我们刘家至今感谢司徒雷登先生，因为是他老人家让中国的三分治七分养，在美国生根开花。否则，中医真伪有谁知？
●走医乱国。
1951年3月1日星期四，某大报突然发表一篇文章《养生之道何时休》文章严厉批判了中医的养生之道，从此中医的养生之道，在大陆销声匿迹50年。
当时为什么要批判中医的养生之道，谁也不知道。不过，以后许多中医确实不敢再谈养生了。唯独我父亲顶风作案，依然大谈养生之道；因此被革命群众揭发检举，于是在1957年被戴上中医霸的帽子。
不过，导火索是我父亲在北京政协开小组会的时候，说了一句话：“现在是走医乱国啊。”于是，立即受到在座的许多名老中医的严厉批评。
大家都说现在的政策多好，中医药事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时期，你怎么骂大家是走医呢？还叫什么走医乱国？纯粹是没改造好的封建社会残渣余孽！
不过，当时的北京市彭真市长，认为这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只是中医内部的派别之争；当时的卫生部中医司长吕炳奎先生，也认为有些中医太强调卖药了。
但是许多名老中医不能容忍太医的霸道，于是联名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就这样被戴上中医霸的帽子。因此我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