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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让中医退出政府医院的问题，早在1987年，就有中医界人士提出。目前的医疗改革并不成功，如果依然不与国际接轨，坚持政府医院要包治百病，那么就会因为政府医院治疗慢性病，而消耗大量的医疗资源，致使我国的医疗状况更加混乱。
（6）中医受到了许多人的指责
世界上有2070个民族，有337种民族医学，但是唯独汉族医学不断地受到攻击，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
▲中医在日本被称作汉医。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政府在医药领域采取“扶洋抑汉”的政策，独尊西医，压制排斥汉医。他们首先取缔了持续开办100多年的江户医学馆，废止了汉医学教育和汉方研究的重要机构，发布了医师考试规则，用西洋七科：物理、化学、解剖、生理、病理、药理、内科去考试汉医生，作为淘汰汉医的重要手段。
最后，到了1895年2月，日本议会以105票对78票，否决了汉医界提出的《医师执照规则修改法律案》，从立法上否决了汉医的合法性。成为世界上消灭中医最干净利落的国家。不过，在二战之后，在美国的指导下，汉医又逐渐得以恢复。
▲在1912年，中国的北洋时期，政府一味推行西洋医学，而无视中国传统医学的存在。北洋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各类学校条例中，只提倡西医专门学校而没有涉及中医，则完全把中医药排斥在医学教育系统之外。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消息传出，各地舆论反响强烈：“教育部定章，于中医学校之课程，删中医科目，是可忍，孰不可忍。”扬州中西医学研究会创始人袁桂生，首先公开批评北洋政府的医学教育政策。从此拉开了抗争的序幕。他说：“今年教育部所颁之医学专门学校章程，事前既未采集众议，更未宣布其政见，贸然自订之而自颁之。教育总长对此事当负完全责任，延聘海内医界同人讨论此事，先从编书入手，将来即以新编之书为全国医校讲义及参考书。”并指出清末民初两次制定学制均以日本体制为蓝本，而日本早在明治维新就已推行废除中医的政策，其不列中医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决非“漏列”二字可以遮掩过去。
▲在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公开提出废除中医中药。他在接见京师医学会代表要求将中医列入医学教育系统时，竟毫不掩饰地说：“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一节，难以照准。”接着，江西当局颁布了取缔中医章程32条，与汪遥相呼应。随后，教育部公布了“大学规程”、“医学专门学校规程”和“药学专门学校规程”，仍摒中医于政府教育体系之外。于是，中华教育社联合江苏、湖北、山西等中医团体，向教育部提出中医加入医学系的要求，但教育部以中医不合教育原则为由予以拒绝。
面对这种情况，上海的“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等，通函各省征集意见，联合全国19个省市中医界和同仁堂、西鹤年堂等药业人士，组织了“医药救亡请愿团”，推举代表进京向教育部、国务院请愿，力请保存中医中药，并将中医纳入学系。连日来，各地民众也纷纷集会、通电，抗议政府弃中扬西的政策。迫于压力，政府一面虚与逶迤，诡词搪塞说废除中医中药的政策不会实施，一面仍拒绝将中医列入医学教育计划。而且教育部甚至在批示中，明目张胆地将中医说成“非最新学说”、“非具有完全科学知识”，于是立案“应勿庸议”。国务院的批示与此类似，中医界的第一次斗争就这样失败了。
▲在1922年3月，北洋政府内务部颁布了《管理医士暂行规则》，规定发给医士开业执照的资格，必须经各地警察厅考试及格领有证明文件者，或在中医学校、中医传习所肄业三年以上领有毕业文凭者；医士诊病必须开设二联单，汇存备查，如有药方不符或医治错误，经查“予以相当处分”等。
如此摧残医生、束缚医学的条款受到中医界的强烈反对。上海中医学会迅速行动起来，与中华医药联合会召集了有170人参加的大会，大家一致认为审查医士资格应由医学会或推出各地名医主试，而不是由警察厅主试；并通知全市医生拒领执照，定期召开全国中医大会，各地纷纷响应。会后派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内务部取消《医士规则》。在一片反对声中，于是内务部被迫宣布暂缓实施《医士规则》。
▲在1929年2月，国民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西医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旧医（中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另拟“请明令废止旧医学校案”呈教育部，并规定了6项消灭中医的具体办法：
①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方能营业，登记限期为一年。
②限五年为期训练旧医，训练终结后，给予证书。无此项证书者停止营业。
③自1929年为止，旧医满50岁以上、在国内营业20年以上者，得免受补充教育，给特种营业执照，但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等。此项特种营业执照有效期为15年，期满即不能使用。
④禁止登报介绍旧医。
⑤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医学宣传。
⑥禁止成立旧医学校。
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 “废止中医案”。曾留学日本学习西医的余云岫，是废止中医派的代表人物。他一向攻击贬低中医学，把中医等同于巫术，甚至直指“中医是杀人的祸首”，必欲废止清除而后快。他对中医的处置办法是“废医存药”，中医废止，而中药作为医学研究资料尚可以加以利用。
余云岫提出“废止中医案”的四点理由是：
①中医理论皆属荒唐怪诞；
②中医脉法出于纬候之学，自欺欺人；
③中医无能预防疫疬；
④中医病原学说阻遏科学化。
他多次解释该提案是打算在五十年内逐渐消灭中医，一者任其老死，自然消亡；二者不准办学，使后继无人。因此，余云岫被世人讥评为“西医奴隶”，成为千古罪人。
此案一出，人们热血沸腾，中医界空前大团结、大觉醒，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废止风潮。上海名中医张赞臣主办的《医界春秋》，出版号外“中医药界奋斗号”，揭露余云岫等人的阴谋。
3月2日，余云岫主编的《社会医报》竟然公然刊出了还没有宣布实行的“废止中医案”。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双方剑拔弩张，直面对峙起来。几天内，数不清的各地中医药团体的质问函电飞向了南京政府。
在3月17日，后来定这天为 “国医节”，全国17个省市、242个团体、281名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会场上悬挂着“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等巨幅标语，高呼口号“反对废除中医”、“中国医药万岁”。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组成赴京请愿团，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议案。上海中医药界全力支持大会，罢工半天并提供全部交通工具。
同时，全国总商会、中华国货维持会、医药新闻报馆，以及南洋华侨代表等电请保存国医。社会公众舆论也支持中医界，提出了“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于死命”、“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决议案”等声援口号。一时间群情激愤，运动的浪潮颇似“五四”运动在中医问题上的重演，可见废中医是何等地违背民心。
国民政府没料到会造成如此轩然大波，当时正值召开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叶楚伧、李石曾、薛笃弼等要人，亲自接见了请愿代表并表示慰问。这迫使卫生部不得不公开表示对中医并无歧视，并面允代表：该提案虽获通过，但暂不执行；改称中医为国医；同意成立“中医学社”。
虽然这次斗争取得了一定胜利，但政府的反中医政策丝毫没有改变，废止中医一直在以变相的手法进行着。不久，教育、卫生两部通令中医禁止使用西药及器械；中医学校降格为中医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