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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收，寒沉藏一类；气平，味淡者，归于湿化一类等等。”
说到这里，贺财尴尬的一笑，说道：“记不住了，等我翻给你看。”说完，又回转里屋拿本书出来。柳孜致不由会心一笑。中医历代典籍繁多，各家论述多不胜数，要说能全部记下，这根本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贺财拿的却是一本《中医各家学说》，估计是本概论性质的教材。贺财查找了一下，然后点着条目让柳孜致自己参看。
张元素的制方论除了上面说的，还独创了我们现在广为运用的药物归经和引经报使学说，如同一泻火药物中，黄芩泻肺火，黄连泻心火，白芍泻肝火，知母泻肾火，木通泻小肠火，石膏泻胃火。
另外，张元素根据《素问。脏气时法论篇》的五脏喜恶苦欲的理论，将药物对脏腑的补泻做了进一步阐发。如在《医学启源。脏气法时补泻法》中道：“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甘草。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五味子。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白术。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绁之，黄芩。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黄柏、知母。”，“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川芎。以辛补之，细辛。以酸泻之，白芍。”临证中又用川芎散肝，细辛补肝，白芍泻肝；芒硝软心，泽泻补心，黄芪、甘草、人参泻心等，即“四时五脏病，随五味所宜”，在“五脏补泻法”中，还提出“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的五脏补泻法则。另在《医学启源论。用药升降浮沉补泻法》中总结出：“肝胆：味辛补，酸泻；气温补，凉泻。脾胃：味甘补，苦泻；气温热补，寒凉泻。肺大肠：味酸补，辛泻；气凉补，温泻。肾膀胱：味苦补，咸泻；气寒补，热泻。心小肠，味咸补，甘泻；气热补，寒泻。”说明了药物气味对脏腑的补泻之法。
《中医各家学说》这本教材，柳孜致的学校中没开有这门课程，而在学校与毕业后所阅读过的书，又多是《当代名医临证精华》丛书、《丁甘仁医案》、《倚云轩医话》、《医学衷中参西录》等书，还没有读过“金元四大家”的论述，更没看过这么系统的制方办法，不由静了心去细细体会，半晌后才说道：“好象跟我们现在开方用药的规律一样的，至少性味归经这一条我们常用，比如颠顶头痛用蒿本，眉棱骨痛用白芷。”
贺财点头道：“确实，张元素对后世医家的影响巨大，前面说〈温病条辩〉对我们现在的辨证用药影响大，其实影响最大的估计还是张元素的制方遣药的方法，还有他的五脏补泻法，如今我们方剂书中所立的补气、补血、补阳、补阴的方子，虽说各家都有，但难出其所总结的规律。”
柳孜致由衷的说道：“这个人，确实是个天才。”
贺财也点头，但说出的话与柳孜致的含义却迥然不同：“可恰恰是他的这个制方之论将中医导向一个错误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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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07…12…27 18：17：00 字数：0
“错误的方向？”柳孜致不可置信的重复道。
“我想，应该是错误的导向。”贺财肯定道。
张元素在阅读典籍时，将典籍里的一些理论用药物具体化，从而以方便临床运用，比如：“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川芎。以辛补之，细辛。以酸泻之，白芍。”，这句话的原文是：“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以辛补之，以酸泻之。”，这应该是一种正确的学习方法，为后面的学者指明了中医处方的制方之法，这应该是积极的可取的。可是，张元素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他忘记了中医里阴阳消长平衡的特色，也没有正确的理解《内经》这句话的深刻内涵。
《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道：“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主筋，筋生心，……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在窍为目，在味为酸，在志为怒，怒伤肝，悲胜怒，风伤筋，燥胜风，酸伤筋，辛胜酸。”这句话里有两个地方要注意，一是“酸生肝”，一是“肝主筋……酸伤筋，辛胜酸。”，其含义是酸既能补肝，也能够伤肝。其他的，甘既能补脾也能够伤脾，苦既能补心也能伤心，依次类推。当“酸”适当时能补助肝，当“酸”过头时就会伤害肝，其更深层的含义其实就是阴与阳的消长关系。
而《藏气时法论篇第二十二》的：“肝主春，足厥阴主治，其日甲乙，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肝病者，平日旦慧，夜半静，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这句话说的应该是酸有余伤害肝脏时的情况，当酸有余时，当适当的运用辛味药物，本来辛属金，金克肝木，对肝有克伐伤害作用，但此时酸有余而过于亢旺，用辛味来制约酸对肝来说反有益处，这里的辛反而能补肝了。如果酸本不足，此时的肝的补益办法应该是《金匮要略》里的“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以调之”，这时候若继续沿用辛味的话，会导致酸的继续不足，不但不是补益，反而会导致肝病加重。
所以，《至真要大论篇第七十四》里又强调道：“夫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夭之由也。”（气增而久，夭之由也：偏胜之气过久，是导致夭折死亡的缘由。）。而在《生气通天论篇第三》的：“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所伤，本在五宫，伤在五味。是故味过于酸，肝气以津，脾气乃绝；味过于咸，大骨气劳，短肌，心气抑；味过于甘，心气喘满，色黑，肾气不衡；味过于苦，脾气不濡，胃气乃厚；味过于辛，筋脉沮弛，精神乃央。是故谨和五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则骨气以精，谨道如法，长有天命。”
所以，古人才有“慎和五味，五脏安和”的说法。
象这样的理解才符合中医的不偏不倚、四平八稳的主旨，而张元素的“川芎散肝，细辛补肝，白芍泻肝”用药心得只是反应了调和五味中的“酸有余”这一病理机制，并不能放在所有的肝病上面。其《医学启源论。用药升降浮沉补泻法》中总结的：“肝胆：味辛补，酸泻；气温补，凉泻。脾胃：味甘补，苦泻；气温热补，寒凉泻。肺大肠：味酸补，辛泻；气凉补，温泻。肾膀胱：味苦补，咸泻；气寒补，热泻。心小肠，味咸补，甘泻；气热补，寒泻。”也是犯了相同的错误。
后世的医家在苦于无制方之法的时候，骤然见到张元素总结的用药规律，还不是如奉纶音，一个二个的在此基础上发挥，却不知道都犯了相同的错误，“误把冯京作马凉”，这样的理解方法只实用于五脏偏胜这一病机的，张元素的“五行制方生克法”阐述的就是这一观点。
张元素的这一观点在实际上与之前的刘完素的理论不谋而合，刘完素认为”六气有余皆化火、五志过极皆为热”，用药以寒凉为主，张元素虽然在著述上没有明言，但用药以五脏相克为补，却是在有意无意的对刘的理论做了补充。
本来，这也解决了脏气偏胜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张元素在这里提出了用五行生克制方的理念，突破了前人研究《内经》研究《伤寒》的瓶颈，但这一理念与方法却未被后人吸取，而其以“五脏相克为补的”理念却让其后的医家当成精髓来研究，于是就催生了张从正的“汗、吐、下“攻邪三法，认为”良工之治病者，先治其实，后治其虚，亦有不治其虚时”。
象这样的，以部分真理代替整体的错误，虽然在临床上能解决部分问题，但还是有很多问题是不能解决的。比如，在五脏热病时用了寒凉药物，但患者却纳食不香，于是甘温益气的“补土派”就出来了；五脏热病用寒凉药后，这“热”还不能清除，游移于脏腑之间则心烦，外现于手足则手足心发热，朱丹溪便对用药寒凉做出修正，提出“相火论”，倡导滋阴降火。但这还是不能解决这理论缺陷所带来的弊病，还有一些医家看见病人在服用苦寒药物后出现畏寒、容易感冒等寒证的症状，这些症状如果再服用寒凉药物的话，只会加重病人的痛苦，这些医家于是针对苦寒而用辛温，这些症状便得到改善，于是温补学派就出来了。
由此，也形成了我们现代中医用药的格局：汗、吐、下、和、温、清、补八法。如张景岳在《景岳全书。虚损。论治》中提出：”凡阴中有火者，大忌辛温，如姜、桂、附、破故纸、白术、苍术、半夏之属，皆不可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