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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首领在执行“到世界各地去，将福音传播给每一个人“（《马可福音》16：15）的命令时，时常采用种种强有力的方法。
基督教世界的好战也是对东方在较早几个时期里频频入侵欧洲的一种反应。欧洲是欧亚大陆的边远地区，落后、人口稀少，早先常遭到野蛮的、信异教的印欧人、日耳曼人、匈奴人、马扎尔人和阿拉伯人的蹂躏。因此，中世纪时居住在这一大块边远地区的欧洲人东临信异教的斯拉夫和波罗的海诸民族、南迎穆斯林阿拉伯人。欧洲人的反应是发动接二连三的十字军东侵；其中，矛头指向“圣地”的几次十字军东侵最雄心勃勃、最举世闻名，但是，也最不成功。13世纪时，基督教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立足点相继沦于穆斯林手中，不过，其他几次十字军东侵取得了较持久的成果。约1100年前后，诺曼底人将阿拉伯人逐出西西里岛。伊比利亚的基督教徒进行了长达二个世纪的反穆斯林的“再征服”运动；到1250年，已收复了除局促于半岛南部一隅的格拉纳达王国以外的整个半岛。条顿骑士团在12和13世纪时，用利剑将基督教传播到普鲁士和波罗的海诸国家。
因此，欧洲有历时很久的远征传统，海外扩张在某种意义上是这一传统的继续。早期的探险者及其支持者之所以要东征，部分地是出于宗教上的考虑。他们想到达印度和中国；自13世纪马可·波罗东游以来，欧洲人已知道那里有一些大国。欧洲人还知道，这些国家不属于穆斯林，所以希望它们能同基督教徒联合起来。此外，中世纪时有关约翰牧师的传说也在人们中间长期流传；人们传说，在遥远的东方，有一块地方的人民信仰基督教，约翰牧师是他们的强有力的统治者。因此，好几个世纪里，基督教首领一直向往能同约翰牧师建立联系，从东、西两方大举夹攻穆斯林世界。欧洲人没有找到约翰牧师，但是，他们确在非洲和南北美洲仍然碰见了一些奇怪的新民族——这些民族还未开化、不信教，因此，是适于征服、拯救、使他们归依的合格臣民。
促使欧洲人开始海外冒险事业的动机很多，为上帝服务和寻求黄金可能是其中最强烈的动机。达·伽马抵达卡利库达时，曾向当地惊讶不己的印度人解释说，他来这里是为了寻找基督教徒和香料。同样，征服者伯纳尔·迪亚斯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和他的同伴去美洲大陆，“是为了象所有男子汉都欲做到的那样，为上帝和陛下服务、将光明带给那些尚处于黑暗中的人们和发财致富。”北欧的新教徒之所以从事海外冒险活动，也是出于宗教上的考虑，只是程度上比起伊比利亚人稍微差一些。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在为美洲的殖民地进行宣传时这样写道：
他们将得到的是有关我们宗教信仰的知识，
而我们将得到的是这一地区所拥有的那种财富。
这种好战性和努力改变异端信仰的精神显然是欧亚其他民族所缺乏的。确实，穆斯林用刀剑征服了辽阔的地区；在这一意义上说，他们也是好战的。但总的来说，他们对自己臣民的宗教信仰漠然置之。通常，他们更感兴趣的不是自己的臣民是否信奉伊斯兰教，而是向自己纳贡了没有。穆斯林缺乏基督教徒那种必须将异教徒的灵魂从地狱中拯救出来的压倒一切的热情。同样，佛教为印度以外地区所接受，与其说是因为僧人尽心竭力地从事传教活动，不如说是由于爱好和平的旅行者和移民使印度文化逐渐传播开来的缘故。彿教的传播不是倚仗武力，而是凭借其教义和仪式的吸引力。
中国人在宗教上可能是最不教条主义的。早期去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对他们在那里所遇见的人们互相容忍的态度，都有着极深的印象。他们对中国人允许他们自由地传播福音这一点，又惊又喜。1326年，佩鲁贾的安德鲁主教曾这样写道：“实际上，在这幅员广大的帝国，普天之下所有的人，包括每个民族、每个教派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信念自由自在地生活；因为他们持有这样一种看法，或者更确切地说，持有这样一种错误观点：人人都能够在他自己的宗教中得到灵魂的拯救。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仍可自由地、毫无阻碍地传经讲道。”杰出的意大利耶稣会会上利玛窦曾在1582至1610年间居住中国，他对中国人的不好战、不尚侵略和宗教信仰自由也同样大为惊异。他写道：
现在，我们对话宗教教派的探讨即将结束。中国人中真正受过教育的那些人最一致公认的见解是，这些…信仰其实可以合并为一，所有这些信仰都是可以而且应该信奉的。当然，在作如此判断时，他们也正在使自己和其他人陷于一个令人魂不守舍的错误，即相信谈论宗教问题的不同方式愈多，对公众利益就愈有好处。
……如果我们停下来细想一下，这一点似乎很出人意外，在一个几乎可以说其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多种多样且极其丰富的王国里，尽管他们拥有装备精良、可轻而易举地征服邻近国家的陆军和海军，但不论国王还是他的人民，竟然都从未想到去进行一场侵略战争。他们完全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并不热望着征服。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欧洲人常常对自己的政府不满，垂涎其他人所享有的东西。现在，西方诸国家似乎已被称霸世界的念头消磨得精疲力竭，它们甚至不能象中国人在长达数千年的时期里所做的那样，保持其祖先留下的遗产。
世界诸宗教改变异端信仰的热情，有着程度上的不同；这一点至今仍显而易见。1958年，密西西比州首府杰克逊市的卫理公会主教马文·A·富兰克林在论述控制宇宙的问题时也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很难想象，这种立场是除基督教教牧人员以外的其他任何人所能采取的。他说：
假定其他某些星球上也有居住者，那么，我们将不得不先去查明上帝是如何向这些“别的羔羊”彰显自己，然后才能确定基督教会对他们负有什么责任。猜想出他们对上帝的观念如何、是否对上帝赞美得不够、走否需要我们所知道的那种对灵魂的拯救，是件颇有吸引力的事。由此，也许会发现：基督教会必须将我们所知道的神、人相逢的经验告诉他们，并向他们介绍能引导他们赎罪的基督的福音。不管所发现的外界状况需要什么，基督教会将一马当先，非常勇敢地迎上前去。
二、新的智力水平
西欧扩张的智力背景比起其宗教背景要模糊不清得多。所谓“文艺复兴时期的骚动”使个人主义和现世主义增长。神学和基督教会对现实生活的控制受到当时由个人探究得出的新的道德准则和社会准则的挑战，并最终为后者所取代。有关人类本身的一种新概念已逐渐形成——它体现了对人类的尊严和创造力的一种新的信心。人类无须一心想着神对来世会作何判决，而只须发展自己生来俱有的潜力，尤其是思考能力。荷兰的司铎兼学者伊拉斯谟曾得意洋洋地发表了人类既非野兽又非野蛮人这一认识。他说：
现在，人之所以为人，就因为人具有理性。如果树木或者野兽在成长，那么真的，人当然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模样。从前的人生活在森林之中，他们的所作所为没有法律作指导，仅仅受其自然的需求和欲望的支配，其群体内部绝无秩序可言；因此，与其将他们看成人，不如把他们当做野兽。
对人类及其能力的新的强调，显然比早先中世纪的观点更有助于海外扩张。另一方面，这一点很易被夸大，故需认真纠正。实际上，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并不着重科学。当时一些最主要的人物看待事物，往往是从哲学和美学的角度出发，而不是持怀疑和客观的态度。他们程度不同地保留了某些中世纪的思想方式。他们坚持相信和赞美那些怪诞的和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他们继续寻找哲学家的点金石。他们仍然相信星占学，并将它误作天文学。宗教改革运动也没有改变这种反人文主义者的倾向。16世纪时，路德和加尔文认为人类孤弱无助和腐败堕落的观点，正如人文主义者对人类的颂扬，是一种新的见解，而且其影响较后者要大得多。实际上，宗教改革运动代表一种只是在16世纪变得更强烈的反观世主义和反求实主义的倾向。
从事海外扩张的伊比利亚的先驱者肯定不是人文主义者。例如，航海家亨利王子被他同时代的人描绘成是一个刚直、虔诚、勇武的禁欲主义者而非人文主义者。虽然他总是慷慨地资助海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