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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们能使各突厥部落皈依；而当蒙古帝国扩张时，这些皈依基督教的突厥人便充任行政官员、文字或口头翻译和使节，为蒙古人服务。
正当这些聂斯脱利斯教徒渴望着蒙古人皈依时，天主教徒派出了两个传教团，前往设在蒙古北部哈拉和林的大汗朝廷。第一个传教团（1245—47年）由意大利方济各会的修道士约翰·卡皮尼·皮阿诺率领；第二个传教团（1253－55年）由佛兰德方济各会的修道上威廉·鲁伯鲁克率领。两位使者均到了蒙古朝廷，并发现可汗们对所有外国宗教都很感兴趣。威廉修土应邀以西方方式吟咏赞美诗，并解释《圣经》中的插图。但是，几天后，他发现大汗正专心致志地研究被烧焦的羊肩胛骨。如果它们完整无缺，大汗就认为他可以筹划发动一场肯定能获胜的战争。如果他看到最小的裂纹，他则会按兵不动。传统术士，即巫师，在朝廷中很有势力，修道士们不可能争取皇家任何成员。“我们相信只有一个上帝”，蒙哥汗对威廉修上说，“但如上帝赐给我们不同的手指一样，他也赐给人类各种不同的方法。上帝赐给你们《圣经》，你们基督教徒不应违背。……上帝赐给我们占卜者，我们就按照他们所说的去做，和睦相处。”同样，要组成反伊斯兰教联盟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蒙古人需要别人向他们屈服，而不是和他们合作。“毫无例外”，蒙哥汗声明说，“你们所有的人都必须为我们服务，并效忠于我们…我们所告知给你们的，就是上帝的诫命。”然而，传教团成功地向西方提供了有关这一新蛮族的形成、习惯和军事战术等第一手可靠的资料。
威廉修士刚刚返回西方，成立基督教…蒙古胜利联盟、永远结束伊斯兰教威胁的希望再次出现。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助长了这一希望。旭烈兀是个佛教徒，而他的妻子是基督教徒。在亚美尼亚和格鲁古亚王国的基督教士兵的援助下，旭烈兀于1258年到1260年间，占领并洗劫了哈里发的首都巴格达，随后又侵占了叙利亚到地中海沿岸所有的地区。人们满怀信心地期望，他将轻取埃及和北非，然后同天主教国家一起，征服西班牙，最终从地球上灭绝可恨的伊斯兰教。
但事与愿违，1260年，蒙古人在巴勒斯坦阿因扎鲁特（缴利亚发源地）的决定性的战斗中，被埃及马穆鲁克军队击败。蒙古人的清退，挽救了埃及和伊斯兰教世界。这次失败显然给迷信的蒙古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们确信穆斯林的安拉具有更大的力量，从而促使他们皈依伊斯兰教。结果，不但没有消灭伊斯兰教，反而使中东和中亚地区的蒙古人最终皈依了伊斯兰教，最东部的蒙古人皈依了佛教（有关这些战役的详情，见第十四章第四节）。
在西方，对伟大而又神秘的中国仍抱有希望；众所周知，中国是不信伊斯兰教的。卡皮尼和鲁伯鲁克都没到过中国，但他们听说，只需20天便可以从哈拉和林到达中国，而且，这是一个无比富饶的国家。1264年，当忽必烈迁都大都（也叫汗八里，即“大汗之城”，今北京）时，欧洲人首次进入中国。最早来中国的是两位威尼斯商人：尼科拉·波罗和马费奥·波罗。忽必烈给他们以热烈欢迎，向他们询问了有关欧洲的情况，并让他们转信给教皇。在这些信中，忽必烈请求，为他的朝廷派100名传教士，向他的人民传教，并同其他宗教代表辩论。
就提出这一要求而言，说忽必烈被基督教的热情所激发，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他很可能是要为他的官僚机构收罗人材，因为他刚刚征服中国，不敢冒险在上层机构中起用太多的中国人。实际上他确雇用了大批外国人任职。为了维护他的权力，他很注意保持各部分人之间的势力平衡。不论忽必烈请求派教士的动机如何，罗马教室只派遣了两名多明我会修道大但因路上动乱不定，他们只到达小亚细亚使返了回去。
125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派约翰·孟德高维诺前往蒙古朝廷；他是一位在地中海东部沿岸诸穆斯林国家工作了14年的、富有经验的传教士。约翰修士走海路从波斯湾到印度，穿过马六甲海峡，前往坎富（广州），再从广州走陆路到达大都（北京）。他被允许留在首都说教，结果，在1292年到达大都后的六年中，他修建了一座带钟楼的教堂，拥有一支150个男孩的唱诗队，他们唱的格列高利圣歌皇帝非常爱听。罗马教皇得知这一成功后，又派出了一些传教士，使约翰修土能前在坎富，从事另一传教活动。到1328年修士去世时，已在中国大地争取到几千名皈依者。
这一进展的取得，主要由于蒙古统治者的积极态度。他们深思熟虑，鼓励所有外国宗教，无论是伊斯兰教、佛教，还是基督教，与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教相抗衡。因此，基督教传教士从皇帝的金库里获得大笔津贴，从而建立了一座带有“高级教土房间”的修道院。然而，外国教徒意外的汇集中国只是短暂的，因为它完全依赖于可汗的支持。但是，正如马可·波罗所说的那样：“所有中国人都憎恨大汗的统治，因为…他将所有权力交给鞑靼人，萨拉森人或基督教徒。这些人依附于他的王室，为他服务，是中国的外国人。”因此，1368年，当蒙古人被赶出中国时，受他们保护的所有外国人，也一起彼赶了出去，其中包括天主教传教团。16世纪，达·伽马的航行，开辟了一条直接连接欧亚大陆两端的海上航线，为耶稣会的到达铺平了道路，直到这时，天主教才又在中国获得了一席立足之地。
五、扩展中的视界
尽管欧洲人未能争取蒙古人为盟友，未能使他们信奉同一宗教，但蒙古统治下的和平，极大地开阔了他们的眼界，使他们对欧亚大陆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这种认识与中世纪早期的认识完全不同；当时，汉帝国和罗马帝国的崩溃，隔断了古典时期欧亚大陆间的联系。教区制度开始形成，而在西方，成功的基督教的信条又着重强调了这一制度。《圣经》成为地理知识的主要来源，于是，耶路撒冷被认为是大地的中心，而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恒河则被认为是发源于同一源头伊甸园。
七、八世纪，伊斯兰教的扩张，筑起了一道横穿北非和中东的有害屏障，进一步缩小了欧洲人的视野。直到12世纪，十字军带着种种传说，从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返回西方时，才使欧洲人重新得到有关外部世界的第一手资料。尽管地中海那时仍是世界的中枢，但他们对东面和南面地区的了解却非常贫乏。
蒙古统治下的和平带来了伟大的突破，它使人们的视野从地中海转向欧亚大陆，正如后来的哥伦布和达·伽马使人们的视野相应地从欧亚大陆转向全球一样。商人、传教士和战俘的旅行告诉人们，在远东有一个大帝国，它的人口、财富和文明程度，不仅等于，而且超过了欧洲。另一方面，东方这时也开始了解西方。马可·波罗既使西方知道了中国，又让中国和中东了解了西方。
众所周知，在此期间，莫斯科、大不里士和诺夫哥罗德都有中国侨商局地；在美索不达米亚，中国技师受雇从事水利工程建设。有资料记载，中国官僚曾陪同成吉思汗出征视察。从欧亚大陆的一端旅行到另一端。此外，生于北京的聂斯脱利斯教徒拉本·巴尔·索玛，12788年曾旅行到伊儿汗国朝廷巴格达，被蒙古人从那里派往欧洲，寻求基督教的援助，反对伊斯兰教。他于1287年出发，去过君士坦丁堡、那不勒新、罗马、巴黎和伦敦，途中会见了法王腓力四世和英王爱德华一世。中世纪时期，游历范围最广的旅行家是穆斯林伊本·拨图塔（13O4…1378年）。他从自己的家乡摩洛哥出发，去麦加朝圣然后，继续旅行，取道撒马尔罕前往印度，作为法官和使者从印度派往中国。回到摩洛哥后，他又继续向北旅行，到达西班牙，随后南下，进入非洲内地，到达廷巴克图。当他最后返回摩洛哥定居时，至少旅行了750O0英里。
西方世界最著名、最重要的旅行家是马可·波罗。当父亲和叔叔第二次航行中国时，他也一同前往，于1275年到达忽必烈的朝廷。他给忽必烈以良好的印象，并以各种身份为他服务了17年，游历了全国各地。作为一个官员，途径之处，他特别注意观察当地的居民和资源，曾记下这样的东西：“有一种黑石块，象别的石头一样，从山里挖掘出来，但却象木头一样可以燃烧。”1292年，他护送一位蒙古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