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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与万隆会议极为相似的会议是1963年5月由所有非洲国家参加的亚的斯亚贝巴会议。在这次会议召开前，所谓的卡萨布兰卡集团（加纳、几内亚、马里、摩洛哥、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阿拉伯联盟共和国）与蒙罗维亚集团（包括尼日利亚和大多数前法属殖民地）之间正在闹分裂；前者往往更好战、更积极地保持中立，后者通常较温和。这种危险的分裂在亚的斯亚贝巴会议上被消除了。大多数代表要求建立某种持久的、大陆范围的组织，不过也有些代表宁愿有一个强有力的集权制组织；还有一些代表要求建立不同程度的松散的自治共同体。最后，大会宣布成立非洲统一组织，下设秘书长、秘书处并规定定期召开国家首脑会议。这个组织采纳的宪章以所有成员国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支持所有剩余的非洲殖民地的解放和在冷战中不结盟的原则为基础。
虽然自万隆会议以后召开了好几次第三世界会议，但它们都没有象所预期的那样有效。一个原因是许多杰出的领导人消失了，他们的消失或者是由于去世（如尼赫鲁），或者是由于政治上的垮台（如苏加诺和恩克鲁玛）。另一方面，亚非国家在联合国中凭借其数量上的优势大大地增加了它们的影响。联合国刚成立时，在51个成员国中亚非国家仅占13个，到197O年时，在124个成员国中它们已占70个——绝对多数。这一大批新成员国从根本上改变了联合国中的均势。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61年，原先由斯堪的纳维亚人担任的联合国秘书长职务已由缅甸人吴丹担任。与此同时，一位印度人代替美国人成为吴丹的行政秘书，两名非洲人成为副秘书。
由于表决力量中的这一变化，于1969年12月结束的第24届联合国大会已被称为“小国会议”。各种决议尽管遭到一两个核超级大国——苏联和美国的反对，但还是被通过了。这些决议中有些要求立即暂停大国间的核武器竞赛，有些要求成立一个国际组织来开发海底资源，有些要求取缔所有的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包括美国在越南战场上使用的催泪毒气和脱叶剂。当然，小国的这种表决力量并没有改变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严酷现实。1964年初，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下面这段话中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现在，能组成联合国大会三分之二的多数的国家仅拥有世界总人口的10％，也就是说，他们总共只捐助摊派预算的5％。……联合国如果没有那些问它提供资源并有能力采取行动的会员国的支赞，根本无法采取重大行动”。确实，小国越将他们的观点强加给联合国大会，大国越趋向于独自在外界作出真正重大的决定。正如一位不再抱幻想的代表在1969年底所说的那样；“小国管理着东河岸边的美丽建筑物，两个大国管理着世界其余地方。”
第二十八章 两极分化的结束
我们没有永久的盟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才是永久的。
帕默斯顿勋爵
似乎十分有悖常理的是，就在欧洲诸殖民帝国土崩瓦解时，欧洲大陆正在恢复经济上的繁荣和政治上的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遭受的损失与接踵而来的冷战的压力一起迫使西欧依靠美国，东欧依赖苏联。几十年前还统治全球的欧洲大陆的前途这时似乎是暗淡的、危险的。但是，20世纪50年代时，东欧和西欧各国却惊人地东山再起。这一复兴同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和自信一起导致了一种全新的世界政治格局。美苏短暂的首要地位让位于一种新的多元化社会。这实质上意味着全球地方主义的恢复——至少从政治上来看是如此——这种全球地方主义是1500年以前的数千年中世界事务的特点。
一、美苏全球霸权
1947年，丘吉尔问道：“现在的欧洲是什么呢？它是一堆瓦砾，是一个藏骸所，是瘟疫和仇恨的发源地。”这是对包括西欧和东欧在内的整个欧洲大陆的生动描绘。西欧和东欧都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弄得荒芜不堪、民穷财尽。这两个地区在战后都不得不向两个新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寻求支持。在军事方面，西欧依靠美国组织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东欧则依靠苏联组织的华沙条约组织。在经济方面，西欧依赖于由美国提供资金的马歇尔计划，而东欧则依赖于经济互助委员会，从理论上说，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输送苏联援助的物资，但实际情况正相反。
这种形势与人们所熟悉的19世纪和20世纪初占优势的欧洲全球霸权的格局惊人地相反。19世纪和20世纪初时，全世界的人已习惯于整块整块的大陆为欧洲列强所瓜分，并开始认为这几乎就是事物正常秩序的一部分。但这时，发生的情况却恰恰相反：欧洲本身正在被外来的两个大国划分成两大势力范围；同时，欧洲的殖民地不管帝国的首都同意与否，全都在摆脱欧洲的控制。因此，在战后头几年中出现欧洲死亡的讣告并不令人奇怪。欧洲这时与希腊化时代的希腊相似，那些标题为《欧洲的末日审判》、《欧洲的政治崩溃》和《欧洲时代的消失》的论文都认为欧洲已灭亡。正如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在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创伤之后写下了《西方的衰落》一样，德国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在目睹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更大的创伤之后写下《别了，欧洲历史》。
二、冷战的缓和
人们虽然不愿承认华盛顿和莫斯科的首要地位，但最终还是勉强地承认了，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面对冷战造成的压力和紧张局势，人们需要华盛顿和莫斯科的支持。但是，冷战在愈演愈烈地进行数年之后（见第二十六章第七节），到1953年开始减弱。一个原因是在晚年变得越来越多疑和强硬的斯大林于1953年4月去世了。他的较年轻的继承者准备缓和国外的冷战和国内的独裁统治。与此同时，在美国，新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正在取代杜鲁门政府。这也有助于国际形势的“缓和”，因为艾森豪威尔能在朝鲜缔结和约，而杜鲁门则会由于国内的政治原因而认为这样做是极为困难的。因此，1953年7月，朝鲜战争宣告结束，从而消除了国际紧张局势中最大的一个根源。
第二个月，苏联政府宣布，它也掌握了氢弹的秘密。似乎十分有悖常理的是，由于苏联掌握氢弹这一事实有力地说明了战争已不再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可能方法，结果反而加强了和解运动。众所周知，美国在比基尼岛上引爆的那颗氢弹相当于1500万吨梯恩梯炸药。它比投在广岛上的那颗原子弹的威力还要大750倍，而那颗原子弹已炸死了78O00人。1955年3月1日，丘吉尔在对众议院的一次演讲中指出，新式武器除改变战争外，还改变了国际关系。它不仅威胁着象英国这样的小国的生存，而且威胁着美国和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的生存。丘吉尔断言：“通过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过程，我们完全有可能达到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安全成为恐怖的健壮的孩子。”
新的国际气氛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表现是1955年7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布尔加宁部长会议主席、艾登首相和富尔总理在日内瓦举行了“最高级”会议。这是自IO年前波茨坦会议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四巨头”会议。虽然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决议，但气氛是热烈诚挚的。仅美苏领导人能会面并进行友好的讨论这一事实便是前几年关系冻结之后的一大进展。
军事上的僵持局面与冷战的缓和一起立即对全世界产生了影响。人们越来越确信世界大战不大可能爆发；这一点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也缓和了各敌对集团的强硬态度。西欧各国不再十分担心有苏联入侵的危险，因而也不再认为须如此依赖于华盛顿，而是更乐于制订并实施它们自己的政策。东欧在较小的程度上也是如此，这多少说明了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发生骚乱的原因。甚至在殖民地世界中也存在着这种影响。英法远征苏伊士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他们比纳赛尔软弱，而是因为他们不敢在一个有可能爆发氢弹战争的时代里冒点燃国际战火的危险。同样，由于这一原因，西方列强没能援助匈牙利的革命者，苏联人没能对波兰的民族主义共产党人采取军事行动。
大国受束缚的最明显的例子可在1962年的古巴危机中见到，这次危机的突然发生是因为美国通过空中侦察发现苏联正在古巴建造导弹基地，而且美国大部分地区不久就会在